一、 “二十五史”《刑法志》的基调

《刑法志》是中国历代官修正史的重要篇章。“二十四史”，有刑法志12篇，它们是：前汉书、晋书、魏书（称作《刑罚志》）、隋书、新旧唐书、旧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加上《清史稿·刑法志》共成13篇。各篇刑法志记载和阐述各个朝代的立法、司法、法制建设及法律思想，不啻为史家对有关王朝关于法的理论和历史的总结报告，其观点皆为统治集团在当时认可、采用，甚至施行，作为他们施政和法制的指导。综观这13篇刑法志，内中所反映的一个总的基调，便是以儒家的法思想为立论之依归。

《汉书·刑法志》是13篇刑法志的第一篇。全文直接引孔子及《论语》之言10处，大段地摘引“孙卿”（荀子）之言2处，还有明确标明的征引《诗》、《书》、《周官》等儒家经典中语录10多处，有些地方引用得十分牵强，但这正说明汉代论法、论刑悉以儒家为据，以儒家思想为主旨。其开篇第一段即以荀子的“明分使群”说为指导说明国家以及礼和刑的起源：

“夫人……有生之最灵者也。爪牙不足以供耆欲，趋走不足以避利害，无毛羽以御寒暑，必将役物以为养，任智而不恃力，此其所以为贵也。故不仁爱则不能群，不能群则不胜物，不胜物则养不足，群而不足，争心将作。上圣卓然先行敬让博爱之德者，众心说而从之。从之成群，是为君矣；归而往之，是为王矣。”^注2

现在流行的《诸子集成》本《荀子》书《王制》篇载：

“人……最为天下贵也。……故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君者，善群也。”^注3

紧接着，《汉书·刑法志》立即抬出儒家以威辅德、以刑崇礼的德礼为本、法刑为用的法思想理论模式，以点明全文的立论指导原则：

“《洪范》曰：‘天子作民父母，为天下王。’圣人取类以正名，而谓君为父母，明仁爱德让，王道之本也。爱待敬而不败，德须威而久立，故制礼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也。”^注4

最后，又征引《诗》、《书》说明为政应以民为本，崇礼慎刑，方可“清原正本”：

“《诗》云：‘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书》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言为政而宜于民者，功成事立，则受天禄而永年命。所谓一人有庆，万民赖之者也。”^注5

可见，《汉书·刑法志》从头至尾，贯彻了儒家的法思想。

其后各代的刑法志，大抵遵循着《汉书·刑法志》的这个理论格局。如著名的《晋书·刑法志》，开篇第一句就引孔子的话：“《传》曰：‘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隋书·刑法志》第一段录入了同样意思的文字：“《记》曰：‘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人有格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人有遁心。’”其它如新旧唐书《刑法志》、宋《刑法志》、辽《刑法志》、金《刑法志》、元《刑法志》（宋濂撰）等的第一段差不多都是这样一个写作格式。有的虽然第一段没有明确引述这些话，也必将“导德齐礼”、“明刑弼教”作为开宗明义之句，以定主旨。如明《刑法志》等。直到《清史稿·刑法志》，开篇所唱的仍是这个老调：

“中国自书契以来，以礼教治天下。劳之来之，而政出焉；匡之直之，而刑生焉。政也，刑也，凡皆以维持礼教于勿替。”^注6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若就哲学史而言，在“独尊儒术”的旗帜下，尚贯穿着儒、佛、道的论争，贯穿着义理之学与功利之学的纷争，以及陆、王心学与程、朱理学的交锋，但在法思想史领域，虽然也有围绕肉刑之废复、复仇之可否、大赦之多少等具体问题的争论，却并不存在什么崇儒还是崇法、遵礼还是遵刑的根本性、原则性的分歧。秦汉以降的各王朝统治集团所标榜的都是德礼为先、刑罚为辅；思想家们所弘扬的都是王道仁政、明刑弼教。十年动乱中，“四人帮”控制的伪史学杜撰什么“儒法斗争贯穿古今论”，完全不符合我国法律史的事实。陈顾远先生曾说，中国历史上的法虽有变，“但有一中心势力未变也；质言之，每一变动均与儒家有其关系”^注7。瞿同祖先生也说：“古代法律可说全为儒家的伦理思想和礼教所支配。”^注8瞿先生还引用西方学者的话证明这一观点，谓西人称：“中国古代立法皆为孔家的概念所支配。”^注9

这些中外学者的看法正是我们研究“二十五史”刑法志后所得出的结论。“二十五史”刑法志所遵循的儒家法思想的基调，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德主刑辅，以礼率刑，礼法之治。

“二十五史”刑法志的这一基调告诉我们，研究中国法律史、法文化史、法思想史，若不明儒家法思想，便无从得其要义，就无法真正了解中国古代法、中国法文化以及中华法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