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宦官参预军事考

一 叙论

自来言宦官祸国，每举东汉、唐、明三朝，语不及宋。盖以黄门供使令，任洒扫，乃有国者之常，自非祸及宗社，毒流天下，谈史者无暇及此也。余读《宋史》，自卷四六六至四六九，皆宦官传，列于目者，凡五十三人，属北宋者三卷四十三人，属南宋者一卷十人，二十四史中宦者传人数，以此为最，较之汉、唐，不啻倍蓰。间尝就北宋四十三人考之，领禁兵立边功者凡二十七人，此又前史之所无。推求其故，始知天水一代所以重用宦官者，实有深意存焉。

宋自太祖得位后，日夜所忧虑者，恐藩镇跋扈，军校骄悍，蹈五代以来拥立将帅之覆辙。举凡朝廷施政方针，悉以矫弊为主，既纳赵普之言，收其精兵，制其钱谷，防范武臣，不可谓不密。太宗以后，十国虽平，地方不能不镇抚，又与契丹对立，军备不能不讲求，于是以内侍及三班使臣，分布州军，往来京国，为之监察。三班使臣，太半出于恩幸，宦官监军，则本唐、五代以来之惯习，行之不着痕迹。且宦者地居禁近，性又驯顺，可与密谋，最易制驭，故诸帝莫不倚之为耳目，视之如腹心，入则给事左右，出则寄任方面。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九：“至和二年三月辛巳，知谏院范镇言：邓宣言不历边任，于法不当为内侍押班。”则凡为内侍押班者，必皆有军功之人，况入内都知副都知乎，无怪一代宦官之奔走于军事矣。惟宋初政本已固，法令方严，宦者有过，罚不稍贷，故一时军旅，或得其用，幸无汉、唐轻重倒置之危。寖淫日久，流弊滋多，遗患遂及子孙。试观宋代诸帝，每论及宦者，未尝不自言其所以防微杜渐之故，而事实乃有不然，此殆御貂珰之术，亦以塞言者之口耳。

《宋史》四六六宦者《王继恩传》：“李顺乱成都，（继恩）率兵讨之，破贼获顺，朝议赏功，中书欲除宣徽使。太宗曰：‘朕读前代史书，不欲令宦官预政事。宣徽使，执政之渐也，止可授以他官。’宰相力言继恩有大功，非此任无足以为赏典。上怒，深责相臣，别立宣政使以授之。”《宋太宗实录》八十：“张洎善事黄门宦官，在翰林日，引唐故事，奏内供奉官蓝敏贞为翰林学士，使内侍裴愈副之。上览奏谓曰：‘此唐室弊政，疑贰大臣，处处以中人监之。朕方恢复古道，安肯踵此覆辙，卿言过也。’洎惭而退。”《续通鉴长编》六五：“景德四年二月壬申，上谓辅臣曰：前代内侍，恃恩恣横，蠹政害物，朕常深以为戒，至于班秩赐与，不使过分，有罪未尝矜贷，此辈常亦畏惧。”凡此皆二帝自为掩饰之词，而史臣书为美谈，曾巩《元丰类稿》四九《本朝政要策》所谓祖宗明理乱慎威福者盖如此也。

王称《东都事略》一○三宦者《刘承规传》：“性忠谨，得幸于真宗。病革，求为节度使，真宗以问王旦，旦曰：‘他日将有求为枢密使者奈何？’乃止。”王称于《宦者传序》，盛称圣君贤相，盖归美于王旦。而《宋史·宦者传序》至云：“中更主幼，母后听政者凡三朝，在于前代，岂非宦者用事之秋乎！祖宗之法严，宰相之权重，貂珰有怀奸慝，旋踵屏除，君臣相与防微杜渐之虑深矣。”史家议论，往往如此，苟不细考，鲜不为其所惑。余观宋代宦官之与政治，举凡国计民生治河决狱之事，巨细莫不与闻，顾以参预军政，与一代用兵关系最大，军政之坏，殆由于此，故特考其始末，表而出之，其不关军事者从略。自惟谫陋，所读皆普通之书，所述皆普通之事，而疏谬之讥，必不能免，伏祈方闻君子，进而教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