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宦官监军

监军本唐代宦官常居之职，宋初因之，然所置官职，不曰观军容使，而曰钤辖，曰都监，曰监押，或曰巡检，其曰经制安抚制置等官，则代不数人，事不常有，总称之曰监军者，沿俗称耳。《宋史》二五八《曹彬传》：“周世宗时为晋州兵马都监，一日，与主帅暨宾从环坐于野，会邻道守将走价驰书来诣，使者素不识彬，潜问曰：‘孰为曹监军?’有指彬以示之，使人以为绐己。”此以兵马都监为监军也。《宋史》四六六《张继能传》“宜州卒杀监军国钧”，《续通鉴长编》景德四年，载国钧所官为兵马监押，此以兵马监押为监军也。《长编》一二六：“康定元年二月己丑，入内副都知王守忠为陕西都钤辖，知谏院富弼言：‘唐代之衰，始疑将帅，遂以内臣监军，取败非一。今守忠为都钤辖，与监军何异，愿罢守忠勿遣。’不听。”此以都钤辖为监军也。

以人才而论，唐则监军为宦寺之专职，宋则禁军驻泊之所，皆有监军，以掌军旅屯戍边防训练之政，禁军将校，三班武臣，凡属亲信，皆可为之，不独宦者也。《宋史》二五八《潘美传》：“陕帅袁彦凶悍，信任群小，嗜杀黩货，且缮甲兵。太祖虑其为变，遣美监其军以图之。”又二八○《李重诲传》：“咸平五年，为内殿崇班、鄜延驻泊都监。景德中，赵德明既纳款，或言麟、府谋有他志。上以泾原地要兵众，虑有缓急，遂徙重诲为钤辖。”此皆非宦者，顾其职亦已重矣。

《宋会要辑本·职官门》四八：“嘉祐二年九月七日，诏内臣为钤辖都监者，逐路止置一员。治平四年闰三月诏，今后三路分内臣钤辖都监阙，并须选择，如内臣中未有可选者，即于前班互换选差。元祐元年十一月二日诏，三路京东钤辖，并只差内臣一员，如未有可选之人，即权于前班内差。”按治平四年诏，不见于《长编》，诏文内容，又与元祐元年者相似。若一事而《会要辑本》重出，则日月又无一相同，岂神宗末年，不复守前诏之言，故元祐初又重申诏令耶。元祐元年诏，《长编》于“钤辖”下有“都监”二字，疑《会要辑本》传写脱落。

《长编》一八六嘉祐二年诏下，原注曰：“李复圭《记闻》云：嘉祐之前，每路兵官，内臣或至三四员，循法者少，复圭奏请每路止限一员，诏如所请，遂为定制。复圭自纪如此，朱墨附传及墓志并不及之，此时复圭实知泾州，不知此诏果是从复圭所请否，当考。”按复圭《宋史》二九一附其祖若谷传，不载此事，殆本《实录》原文。幸有李焘此注，益知嘉祐以前，内臣为钤辖都监者，逐路不止一人，且多至三四人。

《长编》五九：“景德二年正月乙卯，罢北面部署钤辖都监使臣二百九十余员。”《宋史》三二四《张亢传》：“上疏曰：旧制，诸路总管、钤辖、都监，各不过三两员，余官虽高，止不过一路。总管、钤辖，不预本路事。今每路多至十四五员。少亦不减十员，皆兼本路分事，不相统制，凡有论议，互报不同。”按此康定元年所上疏也，《宋史》所言总管，即《长编》所谓部署，英宗以后避讳所改也。部署乃大将之任，非监军之职，然二书所纪钤辖都监，人数已可惊人，虽非尽属宦官，而宦官为监军，其声势之盛，信任之笃，有非武臣所能望者。

《涑水纪闻》十四：“蔡延庆领成都路都钤辖，恐监司不肯应给军需，故奏乞近上内臣共事。王中正受宣命，凡军事皆与都钤辖司商议，中正将行，奏云：茂州去成都远，若事大小，一与钤辖司商议，恐失事机，乞委臣专决，关钤辖司知，有旨依奏。中正既至，军事进退，皆一己出，蔡不复得预闻，事既施行，但关知而已。监司皆附之，遂奏蔡延庆区处失宜，致生边患，蔡由是徙知渭州。”按廷庆都钤辖也，使宦者而处此任，则制置一方，俨然如张崇贵之在鄜延矣。在廷庆为之，仍不能不仰宦寺鼻息，且又无以悦其意，然则非钤辖之为贵，乃内侍而为钤辖之足重耳。故凡见宋代武臣之为钤辖都监者，若非明知其为中贵人，不可概以宦官视之也。

以上监军之官职及员数

唐代宦者监军之弊，赵翼《廿二史札记》已详言之。宋监军之威权，虽不及唐，然宦官之生事，史不绝书，则领军将校，守土帅臣，受其牵制，荷戈兴叹，有不胜言者矣。

《长编》二八：“雍熙四年五月乙丑，以殿中侍御史柳开为崇仪使。初，开以殿中侍御史知贝州，坐与监军忿争，贬上蔡令。及自涿州还，诣阙上书，愿效死北边，上怜之，复授以故官。”柳开《宋史》入四四○《文苑传》，真宗即位，上书请省减通判监军巡检监临使臣，必有所见而发。《河东先生集》八《上史馆相公书》仅云：“不犯赃，不负国，不怠慢公事，不侵害黎民，以不忍小忿，与同职以王事斗。”语极委宛，而气实未平，疑此监军必宦者也，惜不知为何人耳。

《宋史》二七八《马知节传》：“李顺之叛，诏与王继恩同讨贼。继恩恃势自任，恶知节不附己，遣守彭州，付以羸兵三百，彭之旧卒，悉召还成都。知节累请益兵，不从。贼众十万攻城，知节力战，自晨抵晡，士多死，慨然叹曰：‘死贼手，非壮夫也。’即横槊溃围出。迟明，援兵至，复鼓噪入，贼遂溃去。太宗闻而叹曰：‘贼众我寡，知节不易当也。’”曾巩《隆平集》十《知节传》王继恩作王继兴，殿本《宋史》王继恩作刘继恩，皆字之误也。

《长编》五六：“景德元年正月乙巳，莫州路掌御剑中使冯仁俊与本路部署石普互相论奏，事多琐细。上曰：‘独罪仁俊，恐将帅骄恣，亦不必推穷之也。’丁未，遣使代仁俊归阙。”又云：“先是遣中使赍剑赴北面诸路以严军令，九月癸未，悉诏归阙，以剑付部署司，有犯者，施行讫具事以闻。”既有论奏，当有处理，不加穷推，正所以袒中使耳。

《皇朝类苑》六五引张师正《倦游杂录》云：“景祐末，诏以郑州为奉宁军，蔡州为淮康军，范雍自侍郎领淮康节钺，镇延安。时羌人旅拒，戍边之卒，延安为盛，有内臣卢押班者钤辖，心尝轻范。一日，军府开宴，有军伶人杂剧，称参军梦得一黄瓜，长丈余，是何祥也。一伶贺曰：‘黄瓜上有刺，必作黄州刺史。’一伶批其颊曰：‘若梦见镇府萝卜，须作蔡州节度使。’范疑卢所教，即取二伶杖背，黥为城旦。”按卢押班卢守懃也，见《宋史》四六七《宦者传》，时以入内押班为陕西钤辖也。

《涑水纪闻》十二：“庆历三年正月，广南东路转运使奏：前此温台州巡检军士鄂陵杀巡检使，寇掠数十州境，亡入占城。泉州商人邵保以私财募人之占城，取鄂陵等七人而归，枭首广市，乞旌赏，诏补殿侍，监南剑州酒税。初，内臣温台巡检张怀信性苛虐，号张列挈。康定元年，鄂陵等不胜怨忿，杀之，至是始平焉。”此事《长编》一二九书于康定元年十一月，原注云“国史无之，据《富弼奏议》及《纪闻》”。《编年备要》及《十朝纲要》皆列十月，陈均与李焘异说不足怪，不知李亦何以与乃翁不同。《编年备要》张列挈作张捩挈，并谓明年获邻于占城国戮之，亦与《纪闻》原文不符。

《涑水纪闻》四：“张昷之为河北都转运使，保州界河巡检兵士常以中贵人领之，与州抗衡，多龃龉不相平，州常下之，其士卒骄悍，粮赐优厚，虽不出巡徼，常廪口食，通判石待举以为虚费，申转运使罢之。士卒怨怒，遂作乱，杀知州、通判等，枭待举首于木上，每旦射之，箭不能容，则拔去更射。推都监为主，不从，即以枪刺之，洞心，刃出于背。朝廷遣田况赍诏谕之，争投兵下城降。城未下之时，有中贵人杨怀敏与张昷之不协，在军中密奏云：‘贼于城上呼云：得张昷之首，我当降。愿赐昷之首以示贼，宜可降。’上从之，遣中使奉剑往，即军中斩昷之首以示贼。是时参知政事富弼宣抚河北，遇之，即遣中使复还，且奏：‘贼初无此言，是必怨仇者为之，借令有之，若以叛卒之故，断都转运使头，此后政令，何由得行。’上乃解，昷之落职知虢州。”《宋史》三○三《张昷之传》：“请以武臣代内侍，时杨怀敏方任边事，尤不悦巡检司。”不载怀敏请斩昷之事。其夺职知虢州，亦谓因城开后，“田况潜杀降兵数百人，昷之预知其谋”。《宋史》二九二《田况传》则云：“招降叛卒二千余人，阬其构逆者四百二十九人，以功迁起居舍人。”夫主谋杀降卒者田况也。况且以功迁官，独谓昷之预知其谋，至于夺职，亦理之不可通者。《长编》一五一庆历四年八月甲寅，载入城杀造逆者，即杨怀敏。盖是时怀敏方为缘边都巡检使，保州适其管内也。《长编》九月壬戌追记此事云：“初，昷之闻保州乱，自魏驰至城下，召诸将，部分攻城，使人谓怀敏曰：‘不即来，当以军法从事。’既至，就坐，又以兵自卫，昷之曰：‘诸军方集，独敢以兵随左右，岂欲反耶？’因叱去卫。怀敏深恨昷之，尝密奏杀昷之则贼降矣，会富弼力为之辨，上意解，犹坐前事落职。”《长编》此节，大体本《涑水纪闻》，原注云：“以叛卒故斩都转运使头，本朝故无此事。若谓怀敏深谮昷之，欲令重贬，则可尔。”李仁父此言，最为平允，以杨怀敏之骄悍，何事不可为。欧阳修《归田录》言曹利用之自经，亦由怀敏逼之，则致人于死地，固怀敏所常为者矣，修《宋史》者不详考耳。至陆心源《宋史翼》三十《石待举传》，仅据成化《新昌县志》，以此为治平间事，抑又疏矣。

《长编》一九○：“嘉祐四年十二月癸未，武继隆为京东西路钤辖，何郯言众议喧传云：向时保州之乱，因继隆与本州官僚，素有忿隙，尝以言语激发军心，致成后患。当时其事在远，朝廷不知，不曾推究其实，然众口云云，自今未息，事深可疑。今授以一道兵权，若旧恶不悛，又以一言摇众逞憾，则害非细。”继隆亦宦者，观何郯之言，则继隆实激其乱，《涑水纪闻》所谓中贵人领之者，殆即继隆也。

《宋史》三三三《张掞传》：“为龙图阁直学士、知成德军。宦者阎士良为钤辖，多挠帅权，用危法中军校，掞直之，而劾士良。”《长编》一五一：“庆历四年八月戊申，宦者阎士良以供备库副使为蔡州都监，颇挟势骄倨，承前贵人多优容之。及司勋员外郎陈述古知蔡州，独不加礼，士良恚恨。会去冬雨木冰，述古言：‘是所谓木稼，亦木介也，木有稼，达官怕，木介兵革之象，其占在国家。’士良擿其语闻上，述古因发士良阴事，既置劾许州，而士良不服，乃令监察御史刘湜再往鞫之。己酉，士良坐受所监临赃夺二官，述古亦坐所言不实，罚铜七斤罢。”士良阎文应子也，文应见《宋史》四六八《宦者传》，言其与吕夷简交结，谋废郭后，已又弑后。“谏官劾其罪，请并其子士良出之。以文应领嘉州防御使，为秦州钤辖，改郓州。”士良史但言罢御药院，为内殿崇班，不载其出为监军之事。

《长编》一九○：“嘉祐四年（1059）十二月癸未，京东西路钤辖、北作坊使、廉州团练使阎士良为鄜延路都钤辖，同知通进银台司兼门下封驳事何郯封还诰敕，言士良恣作威福，骚扰边臣，不可不虑。五年（1060）正月辛亥，改新鄜延路钤辖阎士良复为京东西路钤辖，以监察御史里行王陶言其性黠多生事，不可处于边地，故易之。”以是知士良实骄悍难制之徒，而《宋史》所不载者多矣。

《长编》一五七：“庆历五年八月庚辰，徙鄜延钤辖、内侍押班史志聪为泾原钤辖，知延州梁适言志聪与本路部署周美有旧隙故也。”按周美西边名将，《宋史》三三三本传不载此事，《梁适传》亦不及，所谓旧隙者，无得而考焉。

《宋史》四六八《童贯传》：“遣大将刘法取朔方，法不可，贯逼之曰：‘君在京师时，亲授命于王所，自言必成功，今难之何也？’法不得已，出寨，遇伏而死。法西州名将，既死，诸军恟惧。贯隐其败，以捷闻，百官入贺，皆切齿，莫敢言。”按刘法《宋史》附其子《正彦传》，事迹不详。时为熙河路经略使。《十朝纲要》十八云：“宣和元年三月，法不得已出塞。至统安城，为贼伏兵所击，法死之，士卒陷没者十万，贼势益张。”则此役之关系，岂不巨哉。厥后正彦与苗傅作乱，大杀宦官，无异为其父复仇。惟法死于王事，而不得与于忠义之数，史家论定，又大书为叛臣之父，惜哉!

以上监军与帅臣之龃龉

《新唐书·李德裕传》论监军之偾事曰：“诸道锐兵票士，皆监军取以自随。每督战，乘高建旗，师小不胜，辄卷旗去，大军随以北，由是王师所向多负。”夫唐末用兵，大都为讨伐叛逆，师出而不胜，不过藩镇跋扈，号令难行而已。宋则不然，以积弱之势，而当西北二敌，幸而小胜，如澶渊之役，犹复奉岁币以请和，不幸而败，则亡国之祸，可立而待。然北宋一代，西北二边之战事，胜则未有，败则时闻。盖以刑余之人，而当将帅之任，欲其舍身赴敌，抑亦难矣。

《宋史》三二五《刘平传》：“元昊攻保安军，平与石元孙合军趋土门，救延州，夜至三川口西十里止营。时鄜延路驻泊都监黄德和将二千余人，屯保安北碎金谷，巡检万俟政、郭遵各将所部分屯，范雍皆召之为外援。结阵东行，与敌遇。日暮，敌以轻兵薄战，官军引却二十步。黄德和居阵后，望见军却，率麾下走保西南山，众从之，皆溃。平遣其子宜孙驰追德和，执辔语曰：‘当勒兵还，并力抗敌，奈何先奔？’德和不从，驱马遁，平遂与元孙皆被执。初，德和言平降贼，朝廷发禁兵围其家，及命殿中侍御史文彦博即河中置狱，遣庞籍往讯，具得其实，遂释其家，德和坐腰斩，而延州吏民亦诣阙诉平战没状，遂赠朔方军节度使兼侍中，谥壮武。”按此所谓三川口之败也。《宋史》本《涑水纪闻》，然《纪闻》不言黄德和为宦官。《太平治迹统类》卷七云：“卢守懃、黄德和皆交结中官，怙势诬人。”卢守懃宦官也，则交接中官者，必为德和，似德和非中官矣。《长编》康定元年三月戊寅，载富弼之言曰：“卢守懃、黄德和皆中官，怙势诬人。”始知彭百川加“交结”二字，意义全非。《隆平集·石元孙传》《韩魏公家传》《东都事略·刘平传》皆明著内臣黄德和也。

《宋史》四六七《卢守懃传》：“移陕西钤辖。初，刘平、石元孙被执，守懃抚膺涕泣不敢出，又尝易蕃官马，延州通判计用章劝范雍弃城，将保鄜州，雍欲遣安抚都监李康伯往说贼，不肯行。贼去而守懃、用章更相论奏，知制诰叶清臣以守懃拥兵观望，请正其罪。”《长编》一二六：“康定元年三月戊寅，时内侍用事者多为守懃游说，清臣上疏曰：‘臣闻众议，延州之围，卢守懃首对范雍号泣，谋遣李康伯见吴贼为偷生之计，计用章以为事急，不若退保鄜州，李康伯遂有宁死难不可出城见贼之语。自吴贼退，守懃惧金明之失，二将之没，朝廷归罪边臣，又思仓卒之言，一旦为人所发，则祸在不测，遂反复前议，移过于人，先为奏陳，冀望取信，正如黄德和诬奏刘平，欲免退走之罪。寻闻计用章亦疏斥守懃事状，诏文彦博置劾，未分曲直是非，而遽欲罪用章、康伯，特赦守懃，此必有议者结附中人，荧惑圣听，望诏彦博鞫正。’四月辛亥，降卢守懃为湖北都监，李康伯为均州都监，计用章除名配雷州本城，然议者以守懃之责犹薄。”

《涑水纪闻》十二：“麟州指使王吉尝从都监王凯及中贵人，将兵数千人，猝遇虏数万骑。中贵人惶恐，以手帛自经。吉曰：‘官何患不得死，何不且令王吉与虏战，若吉不胜，死未晚也。’因使其左右数人守中贵曰：‘贵人有不虞，当尽斩若属。’因将所部先登，射杀虏大将，虏众大奔，众军乘之，虏坠崖死者万余人。”王吉《宋史》无传，王凯附其曾祖《全斌传》，有云“入兔毛川，贼众三万，凯以兵六千陷围”，殆即此事。《长编》嘉祐六年八月己未，则云：“凯前后与敌遇，未尝挫衄。兔毛川之战，内侍宋永诚哭于军中，凯劾罪之。”然则宋永诚即《纪闻》所谓中贵人，惜不知当时所居为何职耳。

《涑水纪闻》十四：“初，上令王中正、种谔皆趋灵州、兴州。中正不习军事，入虏境，望空而行，无向导斥候。性畏怯，所至逗留，恐虏知其营栅之处，每夜二更，辄令军士灭私火，后军饭尚未熟，士卒食之多病。又禁军中驴鸣，及食尽，士卒愤怨，流言当先杀王昭宣及庄、赵乃溃归，中正颇闻之，乃于众中扬言，必竭力前进，死而后已，阴令走马承受金安石奏转运使粮运不继，故不能进军。”《老学庵笔记》九：“东坡在黄州时，作《西捷诗》曰：‘汉家将军一丈佛，诏赐天闲八尺龙，露布朝驰玉关塞，捷烽夜到甘泉宫。似闻指挥筑上郡，已觉谈笑无西戎，放臣不见天颜喜，但觉草木皆春容。’一丈佛者，王中正也。以此诗为非东坡作耶，气格如此，孰能辨之；以为果东坡作耶，此老岂誉王中正者，盖刺之也。以三百篇言之，《君子偕老》是矣。”

《北盟会编》二三：“宣和七年十二月七日，童贯议赴阙，请太原张孝纯并乃子机宜浃，面谕当急赴阙禀议事，来日便行。孝纯愕然云：‘金人已渝盟入寇，当在大王勾集诸路军马，并力枝梧，今大王若去，人心骇散，是将河东路弃与贼，河东既失，则河北路岂能保耶。且乞大王驻司在次，共竭死力，率众报国，如今太原府路地险城坚，人亦谙战斗，未必金贼便能破也。’贯怒目顾孝纯云：‘贯止是承命宣抚，不系守土，若攀宣抚司驻此经营，却要帅臣做甚，此是公职事，且须勉力。贯到京禀奏，即日便拨诸路军马来策应，使贯留此，两无所益。’孝纯愤然起，退至机宜位中，抵掌大呼云：‘寻常见童太师做许大模样次第，到临事却如此畏懦，更不顾身为大臣，当为国家捍御患难，一向只知走窜，是甚节操。’因顾乃子浃云：‘休休，自家父子与他死守。’八日，童贯自太原遁还。”按童贯徽宗所倚以为长城者也，虏骑之来，乃以一逃了之。史言其状貌魁梧伟观，皮骨劲如铁，亦复何益哉。

以上临军之怯懦

宋代宦官监军之弊，既如上述，后人读史至此，尚为之扼腕叹息，宋人好持议论，安能默尔而已乎。略取数家之言，以见一时之论。

《长编》五六：“景德元年二月辛酉，王显知天雄军府兼驻泊都部署，上疏，请于文武群臣中择晓边事者，擢为宣徽使，委之方面，盖位高则威名著，识远则勋劳立。又武臣先以罪戾黜降者，宜匿瑕再用，必能效死。临敌之际，事当责成，监军宠臣，不须多任，十羊九牧，古人所讥。”

《宋史》三一一《晏殊传》：“为三司使。陕西方用兵，殊请罢内臣监兵，不以阵图授诸将，使得应敌为攻守。”按王显、晏殊所言，皆请罢监军。显真宗时人，殊仁宗时人，言虽激切，然二帝初无明令罢宦官监军也。

《四部丛刊》本朱子《五朝名臣言行录》六，述吕文靖公夷简事云：“景祐末，西边用兵，大将刘平死之，议者以朝廷委宦者监军，主帅节制有不得专者，故平失利，诏诛监军黄德和。或请罢诸帅监军，仁宗以问宰臣吕文靖公，公曰：‘不必罢，但择谨厚者为之。’仁宗委公择之，对曰：‘臣待罪宰相，不当与中贵私交，何由知其贤否，愿诏都知押班保举，有不称职者与同罪。’仁宗从之。翊日，都知叩头乞罢诸监军宦官，士大夫嘉公之有谋。”下注“纪闻”二字，检《涑水纪闻》及洪氏，桂氏刻本《言行录》，均无此条，然《皇朝类苑》卷九引《涑水纪闻》亦有此节，惟“都知叩头乞罢诸军监宦”一句，与《言行录》所引微有不同。今就其所记考之，亦颇不合。刘平、石元孙之败，在康定元年正月，景祐凡四年，下至康定，中间尚隔宝元二年，不得谓之曰景祐末。吕夷简入相，在康定元年五月，未必及预此事。且宦官监军是否因此而罢，其说待考，司马公不应如此草草。偶阅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二有此条，文字大都相同，岂《类苑》及《言行录》误作《涑水纪闻》，抑后人以司马氏之文窜入《渑水燕谈录》耶。

《长编》二○三：“治平元年十二月丙午，内侍押班王昭明等为陕西四路钤辖，谏官吕诲言，自唐以来，举兵不利，未有不由于监军者。我朝因循前弊尚多，久未更革，奈何又增置此员。如走马承受，官品至卑，一路已不胜其害。况今钤辖重寄，其实已均安抚使之权矣。至如士卒久失训练，盖官兵不务协同，借若武将中有一员内臣，则不喜教阅，动为姑息，唯恐生事，上下因循苟简，则军旅无繇精锐，斯中官姑息之效也。臣欲乞朝廷罢之，精择帅臣，凡事一切委付，庶几阃外之权专制，则于体重矣。”按四人官职，已详第二章英宗朝。陕西旧有钤辖，吕诲谓又增此员者，盖以此四人不独为钤辖，又兼管蕃部公事也。

刘延世《孙公谈圃》卷下：“安南不灭，议者归咎王荆公进郭逵而退李宪，荆公笑曰：‘使逵无功，宪胜有功，使宦者得志，吾属异日受祸矣。’他日有朝士在中书称李宪字，荆公厉声叱之曰：‘是何人？’即出为监当。”《宋史》三四一《孙固传》：“神宗欲西讨，固曰：‘伐国大事也，岂可使宦官为之，今陛下任李宪，则士大夫孰肯为用乎。’”

《朱子语类》一二八：“或问唐之人主喜用宦者监军何也？曰：是他信诸将不过，故用其素所亲信之人，后来一向疏外诸将，尽用宦者。本朝太宗令王继恩平李顺有功，遂创宣政使处之，朝臣诸将中，岂无可任者，须得用宦者。彼既有功，则爵赏不得吝矣，然犹守得这些意思，恐起宦者权重之患。及熙丰用兵，遂皆用宦者，李宪在西，权任如大将，驯至后来，遂有童贯、谭稹之祸。”

观诸臣之言，不可谓不切事情，然此犹士大夫之论耳。吾于《宦者传》中得一人焉，曰李舜举，其议论何其深切而著明也，是不可以不书。

《宋史》四六七《李舜举传》：“进内侍押班，制置泾原军马。五路师出无功，议再举。李宪督馈粮，言受密诏，自都转运使以下，乏军兴者皆听斩。民惩前日之役多死于冻馁，皆惮行，出钱百缗不能雇一夫，相聚立栅山泽，不受调，吏往逼呼，辄殴击，解州至械县令以督之，不能集。舜举入奏其事，乃罢兵。退诣中书，王珪迎劳之曰：‘朝廷以边事属押班及李留后，元西顾之忧矣。’舜举曰：‘四郊多垒，此卿大夫之辱，相公当国，而以边事属二内臣，可乎？内臣正宜供禁庭洒扫之职，岂可当将帅之任！’闻者代珪惭焉。”夫宦者干预军事，士大夫以为不可，常事也，以宦者而言其不可，不更难能可贵耶。舜举后殉永乐之围，亦正惟能为此言，故能有此事耳。于慎行《读史漫录》十二云：“观舜举数语，其识乃在宰相之上，奈何使人主不轻士大夫。”则王珪者，岂特苟合取容，亦大辱士大夫矣。

以上时论对监军之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