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南宋宦官不预军事

宋代宦官之参预军事，自太祖以至钦宗，虽信任之轻重有别，而政策之运用则一。比高宗南渡以后，忽禁宦者参预军政，《宋史·宦者传》，南渡后仅十人，而典兵者乃无一人，此一代政治军事之大变迁也。

《宋史》一六七《职官志》：“建炎初，分置帅府，以诸路帅臣兼。要郡守臣带兵马钤辖，次要郡带兵马都监；并以武臣为之副，称副总管、副钤辖、副都监，许以便宜行军马事。”《宋会要辑稿·职官门》三六：“建炎元年十月二十七日，诏入内内侍省，内侍省，今后两省使臣，不许与统制将官等私接见往来，同出入，如违追官勒停，编管州郡。三年四月十日诏，自今内侍不许与主管兵官交通假贷馈遗借役禁军，非所管职务擅行移文取素，贴占屋宇，陈乞提领外朝官职事，干预朝政，外朝非亲戚亦不得往还，如违并行军法，委台谏纠察弹劾，仍许诸色人陈告，如委得实，量事加赏。”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七七：“绍兴四年六月壬辰，入内东头供奉官郑弼，西头供奉官卢祖道，各追二官，东头供奉官徐奕，高品徐申，各追一官。先是弼等与入内黄门李廙并赴淮东宣抚使韩世宗私第会饮，廙即座上刃伤弓兵，事闻，诏以廙属吏，弼等坐违制与主兵官交通抵罪，而奕申与世忠连姻，故末减之。”又卷七八：“七月戊午，李廙除名杖脊，刺配琼州牢城，廙饮韩世忠家，刃伤弓匠关宝，事下大理，殿中侍御史魏矼言内侍出入宫禁，而狼戾发于杯酒，乃至如此，其于防微杜渐，岂得不过为之虑。建炎三年尝禁内侍不得关通主兵官及据朝政，如违以军法处之，乞严申其制，以谨履霜之戒，故有是命。”按高宗初政，即罢宦者主兵，一以委之守臣武将，加以建炎二诏，约束宦官，亦已严矣，岂高宗有鉴乎靖康之祸，实由童贯，乃有所警惕耶！夫靖康之变，中国史上之大痛事也，四塞不守，虏骑长驱，乘舆北幸，天地改曜，一代禁军，号称劲旅，乃不能北向发一矢，勤王之师，虽奔流四集，然大率乌合之众，遇虏则溃，或且迂回道路，利其缓至，而守城之人，乃为郭京之辈，欲以六甲之法御敌，儿戏至此，安得不胥而为夷乎！溯北宋军旅之坏，非一朝一夕之故，将不得专兵，君不能信臣，牵制驾驭之权，一以委之内侍，其弊遂不可胜言。高宗初立，正当用人之际，一反宣和之政，严诫宦官，不许牵掣，此正大有为之君所当尔，然高宗亦非能彻底改革也。

《系年要录》十：“建炎元年十月癸未上至扬州，诏内侍不许与统兵官相见，如违停官，送远恶州编管，时入内内侍省押班康履以藩邸旧恩用事，颇忽诸将，诸将多奉之，而台谏无敢言者。”《宋史》四六九《康履传》：“大将如刘光世等，多曲事之。帝知之，诏内侍不许与统兵相见，违者停官编隶。履终无所忌惮，与内侍曾择凌忽诸将，或踞坐洗足，立诸将于左右，声喏甚至马前。”可知高宗建炎元年之诏，乃为左右而发，非有远见也。故卒不能免祸，遂有明受之变。《康履传》又言：“帝在扬州，金兵卒至，帝驰马出门，从行者惟履等五六人。自是益自衒，愈有轻外朝心。及幸浙，道吴江，其党竞以射鸭为乐。比至杭州，江下观潮，中官供帐，赫然遮道。统制苗傅等切齿曰：‘此辈使天子至此，犹敢尔耶？’傅幕客王世修亦疾中官恣横，以告武功大夫刘正彦，正彦曰：‘会当共除之。’王渊跻枢筦，正彦以为由宦者所荐，俞不平，谋遂决。伏兵斩渊，分捕中官，凡无须者皆杀之。更乞康履、蓝珪、曾择等诛之。帝不忍，除傅等官以安之，傅等曰：‘欲迁官，第须控两匹马与内侍，何必至此！’帝问百官，策安出？主管浙西机宜文字时希孟曰：‘中官之为患，至此极矣，不除之，天下之患未已。’帝不得已，遣人执履至，履望帝呼曰：‘大家何独杀臣？’遂以付傅，即腰斩之。”此事《系年要录》二一载于建炎三年三月癸未，是年五月苗、刘始伏诛，《宋会要辑稿》三年四月之诏，正高宗复位，苗、刘出遁之际，痛定思痛，当有此言也。

《系年要录》二八：“建炎三年十月庚寅，上御舟幸浙东，时内侍冯益以潜邸旧恩，恃此颇恣，与御前右军都统制张俊争渡，以语侵俊，且诉于上，事下御史台，侍御史赵鼎言，明受之变，起于内侍，覆车之辙，不可不戒。”冯益《宋史》四六九有传，曰：“刘豫揭榜山东，言益遣人收买飞鸽，因有不逊语。张浚请斩益以释谤，帝不许。”夫刘豫何物，亦敢指斥朝廷，此朝廷之辱，宜乎张浚有此请也。

《系年要录》七八：“绍兴四年七月己巳，执政进呈内降公事，上谕曰：‘近民间又造飞语，多及内侍，此曹何足惜，恐因而生变，不可不止绝之。’朱胜非曰：‘恐军中亦有幸变者。’更乞谕张俊、杨沂中，使之讥察，然内侍亦望约束，令省事。上曰：‘何尝假借此曹，兼已戒俊与沂中，但令临安府略加根治可也。’”赵鼎进曰：‘民言可畏，亦不可不采，愿陛下思所以致此言之由。’上嘉纳之。”

《宋会要辑稿·职官门》四八：“淳熙八年正月六日，诏添差两浙西路副总管提举德寿宫陈源与在京宫观，免奉朝请。先是奉太上皇帝圣旨，以源应奉有劳，特转两官，权给事中赵汝愚因论内侍不可参预军政，上以汝愚之言进呈太上皇帝，继而又宣谕宰执，凡有似此差遣者，皆改差在京宫观云。”盖宦者不领兵，自建炎之初，以至绍兴、乾道，皆用此例，然未必绝无一人参预军事，至淳熙以后，始定于一。

至走马承受废罢年月，亦略可考见，《系年要录》三八：“建炎四年十月，初，命诸路走马承受使臣入奏，止许以一卒自随。丁丑，入内东头供奉官秦凤路经略司走马承受公事胡师回奏道路梗涩，乞增为六十人，诏许四十人，其后五路陷没，遂不复置。”又卷七十：“绍兴三年十一月丙辰，起复从议郎门祗候广西经略使走马承受公事俞似罢，似移文列郡，引崇宁诏旨，不隶属帅司，又欲与通判叙官，为诸司所劾，故罢，自是走马承受遂不复除。”按建炎四年所云承受胡师回，宦官也，绍兴三年所罢承受俞似，三班使臣也，大抵承受之罢，先宦官而后使臣，似至绍兴三年，则走马承受之官，于此告终。然《宋史》三八七《王十朋传》：“金将渝盟，十朋轮对，言：‘杨存中以三衙而交结北司，子弟亲戚，布满清要。台谏论列，委曲庇护，风宪独不行于管军之门，何以为国！至若清资加以哙伍；高爵滥于医门；诸军承受，威福自恣，甚于唐之监军；皇城逻卒，旁午察事，甚于周之监谤；将帅剥下赂上，结怨三军；道路捕人为卒，结怨百姓：皆非治世事。’上嘉纳，戢逻卒，罢诸军承受。”以其时考之，在绍兴三十一年金主亮入寇之前，《四朝名臣言行别录》卷六亦载之，所谓承受，仍指宦官，此殆一时之事，非定制也。又《中兴两朝圣政》卷六十：“淳熙十年十二月，李椿权临安府，故事，府有中人承受公事，守至，必谒，椿勿谒，白庙堂无所用承受。”此事《宋史》三八九《李椿传》不载。所谓承受公事，大约如宣和中京城百司所设承受无异，非专为军事也。然宣和至淳熙，相去五十余年，几经变故，而临安府犹保留一承受，亦可见宦官势力之难尽去矣。

《宋史·李椿传》：“除吏部侍郎，极言阍寺之盛，曰：‘自古宦官之盛衰，系国家兴亡。其盛也，始则人畏之，甚则人恶之，极则群起而攻之。汉、唐勿论，靖康、明受之祸未远，必有以裁制之，不使至极，则国家免于前日之患，宦官亦保其富贵。门禁宫戒之外，勿得预外事，严禁士大夫兵将官与之交通。’上闻靖康、明受语，蹙頞久之，曰：‘幼亦闻此。’因纳疏袖中以入。”夫北宋靖康之祸，建炎明受之变，皆以宦者预军事之结果也，言者以为口实，时君亦具戒心，情势如此，虽欲用之以驾驭群臣，事理有所不许，此南宋宦官所以不竞也欤。

以上不预军事之原因

然宦官监军，北宋诸帝一贯之政策也。建炎以后，议者对于宦官，痛加裁抑，而将帅之权，日益以重。诸臣中以宦官将帅为祸相提并论者，旨推季陵，《宋史》三七七《陵传》：“建炎三年六月，淫雨，诏求直言。陵言：臣观庙堂无擅命之臣，惟将帅之权太盛；官阃无女谒之私，惟宦寺之习未革。今将帅拥兵自卫，浸成跋扈，苗、刘窃发。勤王之师一至，凌轹官吏，莫敢谁何，此将帅之权太盛有以干阳也。宦寺纵横，上下共愤，卒碎贼手，可为戒矣。比闻复召蓝珪，党与相贺，闻者切齿，此宦寺之习未革有以干阳也。”夫将帅与宦寺，相互牵制，宋室家法如此，用则尽用，去则尽去，在高宗心中，革宦寺之习，如反掌耳，夺将帅之权，则事实有所不许，形势有所不能。南宋之初，亦尝以宰相兼御营使矣，后又尝以宰相出而都督诸军矣，然皆不足以制诸将。盖自北宋以来，束缚太过，至建炎之际，一放而不可收，虽用宦官以相伺察，徒增纠纷，况并伺察牵制之术亦不能行乎，高宗自此不遑安枕矣。诸将之骄悍，言之者众矣，其说足以振动人主，而影响后日者，莫如汪藻一疏。

《浮溪集》一《行在越州条具时政疏》：“臣昨扈跸温州，尝蒙陛下赐对，臣以为方今所急者，惟驭将一事，更无他说。臣今日区区之愚，犹守前见，敢再为陛下陈之。陛下诸将，爵禄已极，家资已盈，习成悍骄，无复斗志，一方有警，辄狐疑相伏，无一人奋然为国请行者。或敦迫不得已而行，则邀例外之赏，肆无名之求，上不恤国，下不恤民，使朝廷为之黾勉曲从，不啻如奉骄子，是岂为国家平祸乱立功名之人哉。臣于此有驭将之说三焉，惟陛下留神省察：一曰示之以法，二曰运之以权，三曰别之以分。何谓示之以法?议者谓承平之时，朝廷尊荣，操纵由我，故武夫提兵者，可予可夺，可生可杀。今溥天抢攘，国难未已，方借此曹为腹心，孜孜拊循，犹惧不济，奈何欲咈其心，将谁肯前死，且今诸将骄悍已成，虽朝廷有法，果能一一治之乎，此言是也。今诸将虽骄，然臣得之传闻，亦尚知畏朝廷之法，而陛下群臣，方平居时，聚谈切齿，无不以诸将负国为言，及进言陛下，不过掎摭目前，为逭责进身之资，而至此事，则未尝有一言及之者，岂以为细故而不足言也哉，揣陛下非所乐闻而不以告耳。何谓运之以权？臣闻驭将如驭马，必驭者之力足以胜马，然后周旋曲折，惟我之听，不然，窃衔诡辔，毁首碎胸，虽跬步之间，不能使之前矣。大抵人君之于将帅，必有得其要领，而使之心畏诚服者，谓解衣推食便足以得其欢心者，非也。唐宪宗时，刘辟叛蜀，宰相杜黄裳度高崇文足以破之，而崇文素惮刘澭，使人谓曰：公不奋命，当以澭代，崇文惧，尽力缚贼以献，是以澭代崇文者，黄裳得其要领也。高祖之用韩信，其术岂亦出此哉。今陛下诸将，仓卒之时，可收其精兵而用以自卫乎，于立大功之时，可夺其全军而使之归镇乎，臣有以知陛下不能矣。幸今诸将皆龌龊常才，固不足深忌，万一有如韩信者，不知陛下何以待之。如此，则平居之时，亦当深察其奸，如以刘澭代崇文之术，不可不知也。何谓别之以分？古者用兵，谋臣坐于帷幄之中，以出筹策，而将帅则听命于前，为之役使，此命之所以一，而功之所以成也。今谋臣之任，宰相执政而已，陛下以为谋之不臧欤，慎择而易之可也，独不可使武夫参预其间。窃观陛下对大臣，不过数刻，而诸将得出入禁中，是大臣见陛下有时，而诸将无时也。臣非不知艰难之时，陛下欲得其心，姑与之无间，然此曹何所知识，必不能上补聪明，不过入则希求恩泽，出则凭借权势而已。臣愚以为自今诸将，当律以朝廷之仪，每有奏陈，必使之如有司之式，毋数燕见，其至政事堂，亦有祖宗故事，毋使参议论之余，庶名分不至混淆。是三说者果行。足以驾驭诸将矣，而臣有私忧过计者，敢复言之。自古以兵权属人，久而未有不为患者，岂不以予之至易，收之至难，不早图之，后悔无及耶。晋以六卿帅师，而卒于分晋者，六卿也，鲁以三家帅师，晋卒于弱鲁者，三家也，国家以三衙管军，而一兵之出，必待枢密院之符，祖宗于兹盖有深意。今诸将之骄，密院已不得而制矣。臣恐寇平之后，方有劳圣虑，孔子所谓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臣以为及今之时，当用汉建诸侯之法，众建之而少其力，精择偏裨十余人，人裁付兵数千，直隶御前，而不隶诸将，合为数万，以渐销诸将之权，此万世计也。”

此疏熊克《中兴小纪》卷十及《中兴圣政》卷九，皆列绍兴元年二月癸巳，而删节详略不同。《中兴圣政》云：“是时诸将中，刘光世尤横，故藻有是言。藻书既传，诸将皆忿，有令门下作论以诋文臣者，其略曰：今误国者，皆文臣，自蔡京坏乱纪纲，王黼收复燕云之后，执政侍从以下，持节则失节，守城则弃城，建议者执讲和之论，奉使者持割地之说，提兵勤王，则溃散，防河拒险，则逃遁。自金人深入中原，蹂践京东西淮南之地，为王臣而弃地弃民误国败事者，皆文臣也，间有竭节死难，当横溃之冲者，皆武臣也。张邦昌为伪楚，刘豫为伪齐，非文臣谁敢当之，自此文武两途，若冰炭之不相合矣。”

《宋史》四四五《汪藻传》：“尝论诸大将拥重兵，寖成外重之势，且陈所以待将帅者三事，后十年卒如其策。”既云“如其策”，则本传安可不载其疏，此不当省而省也。

《北盟会编》一七四，绍兴七年正月，张守奏对，亦曰：“今之大将皆握重兵，贵极富溢，前无禄利之望，退无诛罚之忧，故朝廷之势日削，兵将之权日重，而又为大将者，万一或有称病而赐罢，或卒然不讳，则所统之众，将安属耶。臣谓宜拔麾下之将，使为统制，每将不过五千人。棋布三路，朝廷号令，径达其军，公私使令，悉由于朝廷之权以用之，然后可以有为也。”此说与汪藻所见相同，七年之中，军政无进步可知。

《系年要录》一一四：“绍兴七年九月辛未，有太学生应诏上书论兵事，言泗州一军，事无大小，则知有张俊，楚州一军。则知有韩世忠，襄阳一军，则知有岳飞，殿前一司，则知有杨沂中，一旦缓急之际，人皆各为其主，谁复知有陛下者乎。”观诸臣之论，将帅之权，至此已极，高宗将操何术以制之乎。

《系年要录》一一八：“绍兴八年二月壬戌，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乞增兵，上曰：‘上流地分诚阔远，宁与减地分，不可添兵。今日诸将之兵，已患难于分合，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古人所戒。今日时势虽未至此，然与其添与大将，不若别置数行军马，庶几缓急之际，易为分合也。’五月戊子，监察御史张戒入对，因言诸将权太重，上曰：‘若言跋扈，则无迹，兵虽多，然聚则强，分则弱，虽欲分未可也。’戒曰：‘去岁罢刘光世，致淮西之变，今虽有善为计者，陛下必不信，然要须有术。’上曰：‘朕今有术，惟抚循偏裨耳。’戒曰：‘陛下得之矣，得偏裨心，则大将之势分矣。’上曰：‘一二年间自可了。’”观高宗措置，皆昔日汪藻之主张也，则高宗于此早具深心，故秦桧得以乘间抵隙，窥伺动摇，速谋和议，以解三大将兵权，高宗深信之而不疑，至其终身，不复用兵，此所谓饮鸩以止渴，因噎而废食也。盖以天下为公，则上下一心，无往而不可为，以天下为私，则上下疑忌，无往而不阻碍，此皆专制政体之害，不可以吾人今日之心理论之也。然既已议和，何以必杀岳飞，此亦有故。飞于诸将为最后出，功又最大，兵又最精，纪律又最严，攘袂伸臂，誓欲为国家收复河山，驱除寇虏。高宗之视岳飞，殆如高祖之视韩信，自余诸将，则诚汪藻所谓龌龊常才，初无大志，易制之耳。秦桧诬岳飞自言与太祖皆三十岁建节，此昔日奸人毁狄青之故智。《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十二，载岳少保狱词云：“坐拥重兵于两军未解之间，十五次被受御笔拜遣中使督兵，逗遛不进，辄对张宪、董先指斥乘舆，情理相切害者。”此真莫须有之狱，吾述南宋宦官不预军政，故推论其与和议之因果关系，不谓岳侯之死，仍牵连中使督兵之事，可慨也夫。

以上将帅之难制与和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