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发现与研究
2014年有关《史记》的考古发现
三皇五帝时代考古新发现
1.陕西石峁遗址考古新发现
2014年6月底，陕西考古人员完成了对榆林市神木县石峁遗址外城东门的考古发掘，遗址内发现的玉器，被证明属于龙山晚期到夏代之间。这是陕西首次大量出土史前玉器。2011年起，考古人员对外城东门遗址区域进行发掘，出土了玉器、石器、壁画、陶器等遗物，出土的二十多件玉器，大部分被埋在墙体之内。这次发掘还搞清楚了东门遗址的结构，发现了由南北墩台、内外瓮城、马面、角楼等组成的结构非常复杂的城防设施。很多开创了中国古代城建史的先河。比如，墩台、内外瓮城这种结构开启了中国城建中城防设施的先河，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石峁外城东门发掘完毕 陕西大量出土史前玉器》，西部网2014年6月30日）
2014年7月，考古人员在对榆林市神木县石峁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距今4000年前的房屋遗址和墓葬群，这一重要发现为进一步研究石峁城址性质及人类活动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新发掘的地点在石峁城址内城韩家圪旦的一处山峁上，与石峁城址之宫殿区—皇城台隔沟相望。清理出房址19座、墓葬24座，并出土了一批时代特征鲜明，地域特点明确的陶器、石骨器。早期这里是一片居址，以窑洞式房址为主，晚期变成一片墓地。墓地规模比较大，墓葬数量比较多，墓葬形制非常一致，一般的墓葬都有壁龛，有殉人，应该是石峁城里面一处非常重要的贵族墓地。韩家圪旦的房址距今大约4300年，是窑洞式居室，一般为前后两间的双联结构，门道开向山坡低处。这些房址当时除了居住之外，可能还是加工玉器的手工作坊。发掘中，还在一个灰坑里面出土了十几片占卜用的动物肩胛骨，上面灼烧的痕迹非常明显。这些卜骨应该和这一时期的房址有关，就是当时的石峁人在占卜结束后，把这些卜骨埋在一个坑里面。这些现象说明，石峁人对神灵、宗教的信仰这些方面是非常重视的。不管什么事情，都以占卜为主。同一地点出土的墓葬比房址晚200年，说明房屋废弃后，这里一度作为一处重要的成人墓地使用。目前发现了个别较高等级的墓葬，虽被严重盗掘，但仍出土了玉鸟、玉管等小件玉饰以及保存完好的殉人。尤其在一个墓中还发现了20多片鸵鸟蛋壳，这为研究陕北的气候变化和史前石峁居民的对外交往提供了依据。（《石峁遗址首次发现史前房屋和墓葬群意义重大》，西部网2014年7月6日）
2.河南濮阳戚城龙山文化城址
东周戚邑为春秋时期卫灵公外孙孔悝的封邑，故又名孔悝城。地表现存晚期城址一座。晚期城址城垣最高处残高8.3米，基宽20余米，四垣周长1520米，城内面积14.4万平方米。城南有河流东西向流过，河名赵北沟。以往的发掘曾对戚城东城墙进行解剖，发现戚城东城墙建在龙山早期文化层之上，建筑年代较早。又发现龙山灰坑（H1）打破夯土墙的现象，推测戚城晚期城址下可能叠压有一座早期城址。2008年的发掘确认戚城晚期城址之下叠压有一座早期城址，并判定为龙山时代。2014年3月至10月，对戚城龙山时代城址南城墙中段缺口处、西北拐角处进行发掘，发掘面积共计664平方米（含扩方），勘探面积约五万平方米，清理不同时期的灰坑17个、灰沟4条、墓葬3座、排水渠1条、道路7条，出土陶、瓷、铜、铁、石、骨等不同质地遗物200余件。经过发掘和勘探可知，戚城龙山时代城址平面呈圆角近方形，与晚期城址大体重合，略有错位，东西长约420米，南北宽约400米，面积近17万平方米（含城垣）。戚城龙山时代城址是一座时代明确、结构清楚、建造有序、筑法考究的龙山时代城址，也是濮阳地区首座经过考古发掘证实了的龙山时代城址。它位于太行山脉与鲁中南山地之间冲积平原的中间地带，居于豫东北，临近鲁西、冀南，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种种依据表明，上古传说中的颛顼、帝喾、舜等均在以濮阳为代表的豫东北地区活动。戚城龙山时代城址的发现再次表明以濮阳为代表的豫东北地区也是探索中原地区文明起源与发展的重要区域之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李一丕、魏兴涛、赵新平、袁广阔、李瑞民、李中义、马学泽：《河南濮阳戚城发现龙山时代城址》，中国文物信息网2015年3月27日）
夏商考古发现
1.河南郑州东赵遗址
东赵遗址位于河南省郑州市高新区沟赵乡东赵村南，处于夏商文化分布核心区域。2011年进行了复查，初步判断东赵遗址存有城址。2012年春，分析确认遗址有龙山至商末周初文化遗存。2012年10月至2014年12月，进行了考古发掘与勘探。经过近三年的工作，累计发掘面积近6000平方米，勘探面积达70万平方米，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发现。发现了大、中、小三座城址。小城位于东赵遗址的东北部，平面基本呈方形，长150米，面积2.2万平方米。城墙仅存有基槽部分，墙体破坏殆尽，城壕大多存在。三处解剖沟的城墙基槽均被二里头一期沟打破，因此判断小城于二里头一期时废弃。同时在小城东墙基槽内发现的陶器均为龙山晚期，而在南墙与北墙基槽内包含有较多新砦期陶片，与小城同期的壕沟内出土陶片均为新砦期，判定小城始建年代为新砦期，对解决新砦期文化面貌、性质及归属问题有极大帮助。中城基本位于东赵遗址中部，整体呈梯形，南城墙东西长256米，北城墙长150米，南北长350米，面积7.2万平方米。解剖可知中城墙基被二里头四期沟打破，城址当在二里头四期时废弃；中城东、南、北墙基基槽内包含的陶片年代均为二里头二期，同时，城址使用时期的壕沟底部出土陶片亦为二里头二期。此外，中城城垣内外分布有大量二里头二期晚段、三期早段的遗存，判定中城始建于二里头二期，兴盛于二里头二期晚三期早，废弃于二里头四期。
根据发掘情况，大致可以推定当时布局情况：在中城东墙中部偏南处发现一条东西向的东周时期路沟，路沟两边的墙基内侧明显加宽，此处应该有附属建筑，判断此处为中城东城门所在，东周时期的路沟形成应与当时的城门缺口有关。在中城中部偏东的区域内分布有较为集中的地穴式遗存，年代为二里头二期。经过解剖在部分坑内发现完整的猪骨架、石铲、未成年人骨架、龟壳等。该类遗存如此集中存在，是该时期第一次发现，具有重要意义。
发现集中出土卜骨的祭祀坑H342，平面近圆形，打破小城北城墙基槽，坑内出土近20块卜骨，卜骨系牛肩胛骨，灼痕明显，性质应为祭祀坑，年代为二里头二期，这是目前发现的二里头时期单个遗迹出土卜骨最多的单位，具有重要意义。首见二里头时期城墙内奠基遗存：在中城南墙基槽内发现一孩童骨骸，似与祭祀活动相关，这类现象在同时期其他遗址中未见。发现商代大型建筑基址，位于中城东南角，确认该建筑基址为回廊式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中间为庭院，北部为主殿，门道在南。建筑基址包含物时代为二里岗下层早段，其下叠压二里头晚期文化层，因此，该建筑年代上限为二里岗下层早段，下限为二里岗下层晚段。在中城南部发现有小型房址与大量的生活遗存，该区域应为一般居民区。中城是为数不多的二里头时期新建城址，应为郑州地区二里头时期一重要据点。大城破坏较严重，结合勘探确定大城整体形状呈横长方形，年代为东周战国时期。东赵遗址目前清理的灰坑近500个，勘探水井近100个，清理12个，其他有墓葬、陶窑、水池等。年代跨新砦、二里头、二里岗、西周几个时期，序列完整，其中以二里头、二里岗时期文化遗存最为丰富。出土大量遗物，主要以陶器为主，有相当数量的石器，发现少量骨、蚌器。发现有商周时期的贝币。
李伯谦先生认为，该遗址新砦（小城）、二里头（中城）、东周（大城）三座城址是中原乃至全国新石器时代末至青铜时代考古的重大发现。新砦城址对于研究河南龙山文化至二里头文化的变迁、二里头城址对于研究二里头文化与先商文化关系及与郑州商城出现的关系、东周城址对于西周初年管邑的探索等学术课题分别具有重要意义。同时，由于年代序列清楚，对于补充和完善郑州地区考古学文化分期框架亦将有重要参考价值。
焦南峰先生认为，东赵遗址考古学文化延续时间之长，文化序列之连续、完整，在中原地区同类遗址中甚为罕见，将进一步完善中原地区夏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分期体系与文化谱系，有助于解决中原地区夏商分界、商周分界等学术难题。首次发现的二里头一期、新砦期、龙山晚期三类遗存的直接叠压打破关系，从地层学上确认了三者的年代关系。凡此新收获，有望使新砦期研究的几个难题得以解决。韩建业先生认为，郑州东赵遗址发现新砦期、二里头时期和东周时期三座城址，对于研究王湾三期文化和新砦期文化格局，对于研究龙山末期至东周时期聚落形态、社会发展和人地关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顾万发、雷兴山、张家强：《夏商周考古的又一重大收获—河南郑州东赵遗址发现大中小三座城址、二里头祭祀坑和商代大型建筑遗址》，中国文物信息网2015年2月27日；张晨：《2014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国文物信息网2015年4月17日）
2.陕西清涧商代建筑群
经过连续三个年度的考古发掘，在陕北清涧县辛庄遗址发现了一座规模宏大、形制独特的宗教礼仪建筑群。主建筑外观呈三重环围式楼宇，一定程度上具有西藏拉萨布达拉宫的外貌特征。辛庄遗址距清涧县城约20公里，位于无定河下游支流川口河的上游，总面积约10万平方米，以商代晚期遗存为主。考古发掘资料显示，商代晚期先民利用山峁顶部的自然地貌，将最高部分四周通过夯土包边、砌石加固，形成高约10余米、顶部约1万平方米范围的圆角长方形平台。台面中南部位再以包崖镶坡形式夯筑成两级台阶，整体外围呈现三重夯土台面。在保存较好的东、南两侧台面上，可见回廊式重楼环屋建筑遗迹，在其中间部位又构建成一夯台环绕的下沉式长方形庭院，面积700多平方米。这座夯土基础上的重楼环屋复原后和庭院建筑群的整体占地面积可达4200平方米。
在高达10米的夯土高台上构建的多重环屋式楼宇建筑群，外形壮观，形制独特，非常罕见。在大建筑群北50米处发现了颇具生活特征的排房建筑区。建筑区分为南北两个院落，院内地面较平坦，局部地方保存较清晰的活动面。每个院落各有一排小型居住排房。在南院，发现15间房址，房址分为单间、一堂一室、一堂三室和开放式等类型，其中单间的面积约在4到12平方米，在室内发现有常见的烧面、灶坑、灶台、烟囱、壁炉等遗迹，呈现出一幅先民生火做饭的影像。北部的排房现存4间，面积及建筑技术同南排房一致。在该建筑群的山顶还发现了墓地，虽遭严重盗扰，但仍出土了陶器、骨器、铜器等文物。山顶的建筑群目前尚未发现有人居住的痕迹，推测应是宗教礼仪建筑，附近居住的先民是守卫礼仪建筑的还是在此常住的，目前还无定论。在出土文物中，发现有农具石斧、石刀，还有猪、羊、狗等动物骨骼。这些发现反映出，当时当地人应以农业经济为主，并经营少量畜牧业。这也将改变人们以前普遍认为我国北方早期青铜文化属于所谓草原牧业文明的观念。而独特的重楼环屋建筑群，其复杂的结构、独特的设计、宏大的规模和考究的营造与装饰，极大地超越了我国历史建筑内装的传统，可谓独树一帜，在古代建筑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文艳：《陕北发现商代宗教礼仪建筑群 有布达拉宫外貌特征》，《中华建筑报》2014年12月26日）
3.江西荞麦岭商代遗址
2013年下半年至2014年6月，对荞麦岭商代遗址进行的抢救性考古发掘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这一遗址的发掘，对于赣北早商时期原始文化面貌、长江中游南岸地区商文化的南渐，以及中国早期青铜器的起源研究具有重要价值。清理出遗迹64处，分别是房址4座，水井4口，灰坑52个，沟4条。种种迹象表明，荞麦岭聚落遗址群是一处大型的商代早期聚落，也是一处结构紧密、组合完备的青铜器铸造遗存。从出土遗物判断，荞麦岭商代遗址主体年代为“二里岗下层二期”略晚至“二里岗上层一期”之间，即早商晚段与中商之间，距今至少3500—3000年。另在遗址下层发现有中原“二里头文化”因素的器物，遗址下层年代应与夏代晚期相接近。（胡晓军：《江西荞麦岭商代遗址考古获重大进展》，《光明日报》2014年6月9日）
4.云南宁蒗干坝子大型青铜时代墓地
墓地位于云南省宁蒗县大兴镇红旗社区干坝子居民小组，墓地面积10余万平方米。2013年10月中旬至2014年1月中旬进行了主动性发掘，发掘面积1000平方米。共清理墓葬128座，东西两个区域分布密集，叠压打破关系复杂，以M60为中心的中部区域则相对稀疏。出土随葬器物丰富，共计千余件（套），根据质地可分为铜器、铜铁合制器物、铁器、金器、陶器、玉石器和藤编器。随葬器物的摆放颇具特点。金属器以及玉石器多位于墓底或墓主生前佩戴的位置。陶器则分为三种情况，一是放置于墓底头端葬具处，二是放置于头端葬具上方，三是放置于墓坑头端的填土中。这三种摆放方式或单个存在或多个并存。发掘区范围内不同区域的墓葬其随葬器物组合也有所差异，其中最明显的就是陶器组合。以M60所处的中部区域为分界，东部区域的陶器组合多为几件夹砂黑陶双耳罐，基本不见陶杯；西部区域则为一件体型较大的夹砂褐陶或红陶双耳罐，带一件夹砂黑陶双耳罐和若干陶杯，陶杯的数量多至20余件。这种差异可能反映了时代或文化性质的不同。根据出土器物初步分析，墓葬时代可能在战国中晚期至西汉中前期。宁蒗干坝子墓地是目前滇西北发现为数不多的大型土坑墓墓地，其中出土的很多器物与滇西北石棺墓出土的器物相似，但无论是器物本身还是葬式葬俗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此地为西南夷中的徙、筰都的活动区域。本次发掘为探讨、研究中国西南地区又一个新的青铜时代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万杨：《云南宁蒗干坝子发现大型青铜时代墓地》，《中国文物报》2014年8月19日）
5.河南焦作聂村商代晚期墓地
2014年3月，在焦作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阳庙镇聂村东北部500米处的大沙河河道内发现一处古文化遗址。大部分位于大沙河河道内，河堤外有少量的灰坑，总面积约10万平方米。共清理古墓葬48座（商代古墓葬40座），灰坑19座，水井2座，实际发掘面积700平方米，出土陶器、铜器、贝币（贝壳）等各类文物100多件。现存文化层分为三层，二层为商代晚期文化层，三层为早商文化层。40座商代墓葬均为竖穴土坑墓，其中M2、M19是代表性墓葬。此次发掘的墓葬均为小型竖穴土坑墓葬，排列整齐，陪葬品较少，但殉狗、腰坑等埋葬习俗大量使用，出土器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加之地层关系的佐证，对墓葬年代的判断提供了依据。聂村墓地中，南北方向的墓葬仅有2座（M1、M2），其中M2打破一座未完工而放弃的东西向墓葬，说明南北向墓葬的时代要晚于东西向墓葬，M1、M2要晚于墓地的其他东西向墓葬。M2出土的陶簋与安阳白家坟西KA53：1出土的IV式陶簋、安阳物华公寓M55：3B型陶簋型制相同，应为同期墓葬，即殷墟II期晚期墓葬；M42出土陶鬲与安阳苗圃北地PNM22：4IVA式陶鬲型制相同，M19出土铜锛与安阳文源绿岛M59出土铜锛型制相同，应为同期墓葬，即殷墟II期墓葬。综合以上情况判断，聂村墓地的东西向墓葬时代为殷墟II期早期墓葬，南北向墓葬（M1、M2）为殷墟II期晚期墓葬。焦作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出土的人体骨骼的性别、年龄、死亡原因等进行了鉴定，并全部采集了人体骨骼，准备进行同位素和DNA等方面的鉴定。聂村商代晚期墓地的发掘，为开展商代晚期人类食谱、人类体质遗传因素、埋葬习俗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具有重要的考古学意义。（韩长松、冯春艳、赵志强、刘焕龙：《河南焦作聂村发现商代晚期墓地》，《中国文物报》2014年8月29日）
西周周原遗址新发现
2014年初，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外公布了周原遗址最为全面系统的一次考古调查成果，除首次发现一枚长达 30 厘米、迄今为止周原遗址最大的甲骨外，新发现的两块空心砖，更是引发了考古专家对先周时期聚落（即古代人们居住和生活的区域）遗址布局的热议。8月以来，在对周原遗址贺家村附近进行钻探并选点发掘时，发现一座南北向车马坑。南北长4.3米，东西宽3.2米，自深1米，内埋一车。8月23日，车辖、车輨、车軎相继露出。兽面纹车軎镶嵌绿松石，甚为精美。木制轮辋外包铜壳，以往商周时期同类形制车发现甚少。初步判断，该车马坑的年代为西周中晚期。（杨永林、张哲浩：《陕西周原遗址贺家村发现西周车马坑》，《光明日报》2014年8月30日）
东周考古新发现
1.陕西宜川虫坪塬墓地考古新收获
虫坪塬墓地位于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墓地分布在两条冲沟间的狭长黄土塬上，地势由西北向东南缓倾，面积约14万平方米。2014年5月开始对该墓地进行考古勘探和抢救发掘，11月初田野工作结束。可将墓地划分为北、中、南三区，共清理墓葬23座、车马坑1座、灰坑（沟）遗迹5处。出土有铜器、玉器、陶器、泥质明器（略经烘烤未烧结）、贝、玛瑙、石器等多类。墓地范围内地层堆积简单，耕土层和扰土层下即为生土。所有遗迹均开口于近代扰土层下，距地表深约0.8—1.0米，直接打破生土。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状。墓室一般口小底大，棺椁外有熟土二层台，其中一座有生土二层台且有殉葬动物的腰坑。葬具木质，分为一椁一棺和一棺两种。墓主头多数朝东、少数朝北，多为仰身直肢。M17是本次发掘中规模最大的一座。本次发掘最为重要的是车马坑（K1）的发现，该坑为长方形竖穴，北距M17仅5米，推测应是M17的祔葬。坑内埋设两车，各有在驾的马骨两具。两车前后纵向排列，马首朝东，辕亦均东向，舆在西。一号车，规格较高，装饰华丽，车舆与两匹驾马都保存较好。车身通体髹赭色漆，诸如伏兔和掩板等构件表面饰有朱漆绘夔龙纹；车衡缚轭上装有青铜銮铃，车轴两端装有青铜辖軎。车舆前面及左右两侧箱板外侧镶有近方形玉片。二号车居西，车舆和驾马均无装饰，规格较低，两匹驾马被盗，破坏严重。
虫坪塬墓地位于陕北高原东南端，地处关中平原向陕北高原的过渡地带，南距韩城梁带村芮国墓地仅百余公里，东与晋文化核心分布区隔黄河而望，处于三个区域的交汇地点，故此各文化间交流多有发生。初步认为虫坪塬墓地的年代大致处于两周之际或晚至春秋早期。车马坑在陕北高原首次发现，为两周马车的时空分布研究提供了新的考古材料，一号车，结构完整，装饰繁复，保存较好，其中的驾马头部的两副青铜马胄，更是研究古代驾马防护装具的重要实物资料。同时，也表明该坑所附葬墓主身份地位高，以该墓为核心的墓地等级也高。虫坪塬墓地从墓葬形制、埋葬习俗、随葬品等方面观察，属于周文化系统且与晋文化有一定的关系，但是该墓地发现多例随葬羊骨的现象，表明该墓地还可能与狄人有关。（李彦峰、丁岩、宋延龙：《陕北高原首现周代车马坑—陕西宜川虫坪塬墓地的考古新收获》，中国文物信息网2015年5月7日）
2.湖北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
郭家庙墓地位于湖北省枣阳市吴店镇东赵湖村一、二组，共清理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墓葬29座、车坑1座、马坑2座、车马坑1座，出土铜、陶、漆木、骨、皮革、玉石等各类质地文物千余件，其中青铜鼎、盘等有“曾子”铭文。此次发现的两件曾子鼎，进一步肯定了郭家庙墓地是曾国贵族墓葬的结论，所发现的一号大墓及附葬车坑、马坑，充分说明该墓地的级别较高，应是目前所见的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曾国的国君级别墓地。墓地年代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是一处以曾国国君墓M1和陪葬的大型车坑、马坑为中心的曾国公墓地。M1为斜坡单墓道的岩坑墓，东西向，墓道、墓室长宽基本相等，其型制在春秋时期墓葬中较为特别。椁木、棺木保存也较好，上面彩绘图案及丝织品仍可见，初步判断可能是多重棺。大件铜礼器虽被盗，但仍出土大量的兵器、车马器、玉器以及漆木器。此次发现历史上最早的彩漆木雕大型编钟架和编磬架。这批钟、磬架包括长、短不等的梁，以及立柱和底座，其中钟梁最长者约4.5米，两端圆雕龙首，通体彩饰变形龙凤纹。底座大小两对四件，均腐蚀严重，其中较大者为圆雕凤首，局部彩绘垂鳞纹，形象生动饱满。M1出土较多钟、磬、瑟、鼓等乐器，其中瑟、建鼓、彩漆木雕编钟架、编磬架，是迄今发现年代最早、保存较好的实物。一号车坑与一号马坑属于M1的陪葬坑，位于M1的西部，二者东西向并列。马匹是被杀死后乱葬在坑中，马头骨多见两个一组的现象，推测车坑中的马车多为两匹马。M1陪葬车坑和马坑均为迄今发现的曾国最大的车坑、马坑，并首次在车坑沿边发现了柱洞遗迹。还发现三座小型陶器墓，一椁一棺，带侧龛。陶器放在侧龛中，器类有鬲、豆、罐、壶等，这类墓葬形制与春秋早期的楚国、秦国的平民一类墓葬型制比较相同。从年代序列上，郭家庙墓地填补了西周早期叶家山曾侯墓地和春秋中晚期文峰塔曾侯墓地之间的缺环，对曾国历史的研究及其考古学文化序列的建立至关重要。进一步厘清了郭家庙墓地与其东南约1—2公里的周台遗址、忠义寨城址的关系，基本确定了周台遗址、忠义寨城址为当时曾国都城。M1出土了弓、矰矢、缴线轴组合，是迄今所见最早的成套弋射用具；出土的墨色块状物，经检测可书写，为迄今最早的人工书写颜料，可能是墨的早期形态。墓地出土金属制品材质多样，金、银、铜、铁、锡等均有，采用了多种制作工艺，如捶锻、模锻、冲孔、鎏金等，技术成熟，部分器物为迄今发现的这些工艺制作的最早实物，对研究古代金属器制作加工技术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李伯谦先生认为，郭家庙墓地是继随州叶家山、义地岗两处曾国国君墓地之后，发现的又一处曾国国君墓地。填补了西周晚至春秋中期曾国文化发展的缺环，对于曾国文化分期、曾国族姓、曾随关系、曾曹关系的研究提供了崭新的、重要的资料，是曾国考古的重大发现。高崇文先生认为，湖北枣阳郭家庙墓地对全面研究曾国的文化面貌、丧葬制度、社会礼俗以及与周边各国的关系等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将墓地、居址、城址联系在一起进行考查，厘清了三者的内在关系，极大地丰富了有关曾国考古研究的内涵，必将促进曾国考古更加全面而深入地发展。孟华平先生认为，筍虡所反映的乐悬规制，既勾画出叶家山、曹门湾、擂鼓墩这一曾国诸侯乐悬制度的纵向发展序列，同时也填补了礼乐制度南北相互传播影响的时代空白，对研究先秦礼乐制度意义重大。（胡刚、张翔：《湖北枣阳郭家庙墓地考古取得多项重大发现》，《中国文物报》2015年1月9日；张晨：《2014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国文物信息网2015年4月17日）
3.云南祥云大波那墓地
大波那墓地在云南驿坝东北部的刘厂镇大波那村东，墓葬规格在云南战国至西汉时期属大型墓葬，应为洱海区域内一个等级较高的墓地。2013年11月至2014年4月的钻探和发掘资料证实，墓地分为东西两区。西区普遍分布有早期文化堆积，并且发现有房屋、柱洞、灰坑、灰沟等遗迹。部分柱洞排列整齐，推测原房屋应为干栏式建筑，这与干栏式房屋造型的铜棺及出土的房屋模型相吻合。东区分为南北两个墓地，本次发掘区为北部墓地，发掘面积850平方米，清理墓葬25座。长度大于6米的大型墓葬6座，其余为中小型墓葬，墓葬开口层位基本相同。其中出土的很多器物与周边石棺墓出土的器物相似，葬式也多为多人二次合葬，只是葬具有差异。在木质棺椁墓中发现多人二次合葬，在云南是第一次。出土铜棺的西区，有相近时期的遗址分布，房址为干栏式建筑，遗址上居住的人和铜棺的主人应为同一族人。发掘出土的两件铜钺上有鹰形纹，同铜棺上的鹰纹相似，证明两个墓地间联系紧密。遗址与墓葬年代基本相同，西区居住遗址的发现是本次发掘的一个重要收获。此地为“昆明”族的主要活动区域，本次发掘为探讨、研究云南洱海区域“昆明”族的文化和社会状况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刘庆柱先生认为，大波那墓地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多有战国秦汉时期大型墓葬出土的铜棺、铜鼓、编钟等重要青铜器发现，几十年来倍受学术界关注，从而大波那被认为有可能是洱海区域的战国秦汉时代重要文化中心。墓地西区发现的干栏式房屋造型建筑遗址的相关遗存，佐证了其与过去发现的干栏式铜棺及出土的房屋模型的文化属性相吻合；东区发掘的25座不同规格墓葬是这次考古发现的重点，其中6座大型墓葬出土遗物类型多、数量大、信息量丰富，这是滇西地区为数不多的高规格墓地。由于大波那处于古代东西与南北来往的重要通道，加之大波那墓地所代表青铜文化覆盖滇西盆地面积达1000平方公里，其考古发现的重要性是一目了然的。结合地名学、历史学、民族学的相关研究，大波那所在地的古代“云南”、“昆明”等相关称谓，无疑在考古研究中有着极为突出的意义，当年汉武帝命名的“昆明池”与大波那墓地的“昆明族”文化之关系有必要重新审视，这也是大波那墓地考古发现的另一层学术意义。（闵锐、朱中华：《滇西祥云大波那墓地发现高规格战国秦汉墓葬》，中国文物信息网2015年1月23日；张晨：《2014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国文物信息网2015年4月17日）
秦汉考古新发现
1.河南三门峡大规模秦人墓地
2014年3月至10月，对三门峡大唐火电厂基建区内的古墓葬进行了多学科大规模抢救性发掘，共发掘古代墓葬802座。秦人墓共751座，占绝大多数，是最重要的发现。这些秦人墓数量众多，保存很好，分布密集，排列有序，几乎没有打破现象，时代从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不间断。墓葬绝大多数为竖井墓道侧向或顺向洞室墓，少数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个别为成年瓮棺葬。墓道多为西向，少数为东向，个别为南北向。墓主头向多与墓道方向相同。葬具有长方形或“工”字形已朽成灰痕的木质单棺单椁、单椁，一些墓没有葬具，个别为瓮棺葬。侧向洞室墓和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多为战国晚期，顺向洞室墓多为秦代和西汉早期。一条东西向宽7米左右的条形空白区将整个秦人墓区分为南北两个大区。北区是战国小型秦墓区，排列十分密集，大多数为长方形竖井墓道侧向洞室墓，少数为长方形竖井墓道顺向洞室墓和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人殉的现象多在此区墓葬中。推测北区可能为战国晚期秦军人墓地，但成年女性墓排列其中值得探究。南区是秦代和西汉初的秦人墓，大多数为长方形竖井墓道顺向洞室墓，个别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排列整齐、间隔较大，越向南分布越宽松，时代越晚。南区既有较大单棺单椁的围沟墓和大中型墓，形制特殊的积石墓，也有无葬具的小长方形竖穴土坑墓，还有奇特的瓮棺葬。洞室墓型制类同，洞室较长大，许多发现朽成灰痕的木板门，门外墓道一角发现有牛马羊肢解或整体祭祀现象，以1头4蹄象征整牲祭祀最多。
初步认识：（1）这批秦人墓数量众多、保存很好、类型丰富、大小有别，体现了当地墓葬的等级差别和时代特征。许多墓葬有完整的随葬品组合，是不可多得的秦文化研究重要材料。（2）揭示了中小等级秦人墓地平面布局特点和规划理念。东西向的空档区极罕见，推测原为墓地主道路，决定了墓地的整体布局。墓葬排列密集有序，几乎没有打破关系，推测经过详细规划，并有专人严格管理，是研究秦墓分布规律与规划方式的重要资料。（3）南北两区秦人墓差别明显，时代上前后衔接，分布井然，在已发现的秦人墓地中也是少见的。（4）本次发掘揭示了本地秦人洞室墓掘墓、埋棺、放物、封木门、墓道祭祀、封埋等完整流程。其中用木板封门后再用象征整牲的牛、马、羊肢骨和头举行祭祀的现象十分独特。（5）证实了围沟主要是作为防雨用，或许有“兆域”沟的用途。不同于常见的围沟内埋夫妇2座墓，沟内只埋葬1个墓主。其他小墓还有搭临时建筑和在二层台上挖半环沟防雨的现象。（6）特殊瓮棺葬和墓道殉人也是少见的发现。（7）极其丰富的人骨、随葬器等标本，为体质人类学、古人食性、DNA测序、动物考古、金属文物保护与研究等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甚至对汉民族形成等重要课题意义也十分重大。如从现场的观察就发现这批人骨上基本未发现同时代在郑州地区人骨上常见的蹲踞面，推测其坐卧习惯和生活方式当有别于郑州及其周边地区。男性墓主的颅骨和面部多呈现女性化特征，或许属于秦人的一个人种特点。（8）这批中小型秦文化洞室墓墓主多为程度不同的屈肢葬，大型墓和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则多为直肢葬，揭示了秦人可能存在裹尸归葬的习俗。（马俊才、史智民：《河南三门峡火电厂工地发现大规模秦人墓地》，中国文物信息网2015年4月24日）
2.秦始皇陵兵马俑一号坑发现秦弓弩
考古人员在秦俑一号坑第三次发掘中，在T23第11过洞的中部清理出一件较为完整的弓弩。弓弦清晰可见，这是秦俑考古中首次发现比较清楚的弓弦。弓弦直径约0.8厘米，表面光滑圆润，非编织物。经仔细观察，推测材质可能是动物的筋。还清理出了完整的弓箭。弩机、弩臂均清晰可见。凭借这些出土文物可以复原出比较接近真实的秦代弓弩。同时，根据机械运动学以及机械设计原理可以推算出弓箭的射程，以此可以对秦军强大的战斗力有一个正确的评估。秦始皇陵兵马俑出土的弓弩目前共有大小两种，小型弓弩的射程约在150米左右，大型弓弩的最远射程可达800米。史书中曾记载秦军使用过许多种弓弩，但在实际的考古中还没有发现。最为重要的是，这件弓弩上可以明显地看到弓弦的痕迹，长度在1.4米左右。秦代兵器弓弩的发现，为研究当时秦军的战斗力提供了实物资料。（《秦兵马俑坑首次考古发现完整弓弩》，新华网2014年2月27日）
（杜振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