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托比亚斯·斯摩莱特与小说的兴起
托比亚斯·斯摩莱特（Tobias George Smollett,1721～1771）是18世纪最为杰出的苏格兰小说家，代表作有流浪汉小说《罗德里克·兰登历险记》，简称《兰登传》（The Adventures of Roderick Random,1748），以及书信体小说《汉弗莱·克林克历险记》（The Expedition of Humphry Clinker,1771）。他一生创作丰富，作品体裁多样，既有戏剧、诗歌，也有史书、游记，他撰写的四卷本《英国史》（A Complete History of England,1765）是一部重要的史学著作。他还翻译了大量的欧洲国别文学经典，包括《吉尔·布拉斯》《堂吉诃德》《伏尔泰文集》等。在斯摩莱特大量的作品里，最有影响的还是他充满幽默和讽刺意味的小说，另外四部小说分别是 《佩瑞格林·皮克尔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Peregrine Pickle,1751）、《法索姆伯爵费迪南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Ferdinand Count Fathom,1753）、《朗斯洛特·格里夫斯爵士生平及冒险经历》（The Life and Adventures of Sir Launcelot Greaves,1761）、《一个原子的历史及冒险经历》（The History and Adventures of an Atom,1769）。斯摩莱特在小说创作上不断尝试和探索，创作上的成就让他很快跻身于当时英国几位重要小说家之列，他小说创作中带有荒诞和喜剧色彩的讽刺手法对英国19和20世纪现实主义小说家有着重要的影响，狄更斯、爱略特、奥威尔、批评家卡莱尔等都对斯摩莱特赞誉有加。
斯摩莱特出生于苏格兰邓巴顿郡祖父的农场，五岁时父亲去世，后就读邓巴顿文法学校并进入格拉斯哥大学学习，1739年结束大学学习，获得从医资格证书。第二年，他带着自己创作的第一部剧作来到伦敦，但是因为剧本屡被拒绝和经济困窘，他只得在一艘英国军舰上谋到军医一职，后来随着英国海军参与了英国与加勒比地区西班牙军队的战斗，在牙买加时离开军舰到当地发展。在牙买加，他遇到家境殷实的英国女子安娜（Anne Lessells），安娜出生于牙买加，其祖先早于17世纪初便移居此地，斯摩莱特向安娜求婚成功。1744年斯摩莱特回到伦敦，但因上演剧本的尝试再次失败，只好在伦敦以从医谋生。因为经济压力，斯摩莱特不得不长期从事编辑和翻译工作。斯摩莱特晚年体弱多病，最终在意大利港口城市里窝那去世。
斯摩莱特的第一本小说《兰登传》一经发表即大获成功，这次成功不仅是作者写作事业的突破，也是小说史上的重大事件。评论家们纷纷将之与当时享誉英格兰的小说家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1707～1754）的《约瑟夫·安德鲁传》（Joseph Andrews,1742）进行比较。小说很快不断再版，到1749年11月为止已经发行了6500册，这在当时绝对是个让人惊讶的数字，足以和菲尔丁的《约瑟夫·安德鲁传》一比高下。（Boege，1969:2）但是，因为斯摩莱特毕竟是刚在文学圈崭露头角的新人，而且紧接着菲尔丁最成功的小说《汤姆·琼斯》（The History of Tom Jones,a Foundling,1749）出版后获得极大成功，这对于斯摩莱特来说，既是考验也是新的挑战。
《兰登传》是一部自传式的小说，以第一人称展开叙事，主人公兰登出生于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北部的苏格兰，父亲因为娶了贫穷女子为妻，被大名鼎鼎的法官祖父赶出家门并剥夺了财产继承权，后因贫困悲伤而疯癫，母亲在生下兰登后不久去世。年幼的兰登虽然得到祖父怜悯进入学校读书，但一直被人歧视欺辱。在最终被祖父抛弃后，兰登幸运地得到在做水手的舅父的疼爱和支持，进入大学学习。但是好景不长，因为舅父的失业，兰登再次失去经济来源，不得不中断学业，去格拉斯哥一家诊所做学徒。后来兰登决定前往伦敦谋职，路上意外遇到了在理发店做学徒的同乡旧友休·斯特拉普（Hugh Strap），两人决定结伴同行，休从此成为兰登最忠诚的历险同伴，两人历经磨难，同甘共苦。兰登在伦敦并没有能很快安定下来，一次在泰晤士河边行走，他意外被强征带到一艘即将开往牙买加的英国军舰上做了军医助手，开始了海上历险，经历了无数的险境。但从小就命运多舛的主人公终于苦尽甘来，他不仅重新得到舅父的资助，并在阿根廷遇到失散多年的父亲，继承了父亲在阿根廷的财产，回到伦敦和心仪的美女纳西萨（Narcissa）成婚。最后他和父亲、休一起回苏格兰探亲祭奠母亲，也算是衣锦还乡。小说《兰登传》的创作受16世纪就开始流行的欧洲流浪汉小说的影响，但斯摩莱特在其中加入了他充满丰富生活经历的自传式写实叙事。
18世纪颇有名气的文学沙龙“兰袜社”成员、英国女作家凯瑟琳·塔尔伯特（Catherine Talbot,1721～1770）在小说出版当年的二月写给伊丽莎白·卡特（Elizabeth Carter,1717～1806）的信中这样评价《兰登传》：“这是一个非常奇特和卑微的故事，它有自己的人物，我也相信有些人物的故事是真实的，尽管有些描写很悲惨。另外，它也是一个可怜的悲剧作家的历史故事，如果我们能想象每天在现实生活中有多少这样的情景，我们一定会被打动。”（Boege,1969:3）
在小说前言里，斯摩莱特简单地概括了自古以来不同文学形式的发展变化及其主要特点，并追溯了传奇文学的缘起。从最早的带有迷信色彩的神话，到歌颂荣耀的优雅诗歌，再到悲剧和史诗的诞生和荒唐夸张的罗曼司的出现。斯摩莱特提到他所敬佩的两位作家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和法国作家勒萨日（Le Sage,1668～1747），认为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是对文学发展的一大变革，它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趣味和传奇文学的目的，让人们从正确的视角看待现实生活中的侠士精神，并通过讽刺性的模仿让人们看到日常生活中的愚蠢之处，而勒萨日的流浪汉小说《吉尔·布拉斯》对自己的小说创作有着很大的启发。斯摩莱特指出，读者在阅读小说过程中不仅可以满足好奇心，他们的情感会因为故事中的场景而被激发，怜悯、愤恨抑或对美德和邪恶的判断等，都在世事变迁的生动故事中得到自然的升华。从罗曼司到小说的类型转变，斯摩莱特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和期待。他认为，在所有不同形式的讽刺中，唯有通过看似偶然的有趣故事，用独特而轻松的视角写出生动逼真的事件，再现熟悉的场景，并赋予它们新奇的魅力，同时保持它的本真，那么这样的故事才是最让人快乐和受益的。这些言简意赅的表述，让我们看到斯摩莱特在开始尝试小说这一新的文学创作类型时，对小说创作的相关问题的确进行过深入的思考，并把自己的设想运用到创作中，他的这些思想虽然没有形成系统的小说创作理论，但对小说的兴起无疑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1660～1731）的《鲁滨孙漂流记》以苏格兰水手亚历山大·塞尔扣克（Alexander Selkirk）的真实经历为原型创作，被公认为18世纪作为新文学类型出现的现实主义小说的开山之作。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兰登传》与其有不少的相似点。两部作品的主人公皆为苏格兰人，斯摩莱特特别在小说的前言里解释了自己选择一个英国北方人作为主人公的原因。他认为苏格兰虽然地处北方位置偏远，但苏格兰人所受的良好教育、他们纯真朴实同时又热爱历险的性格更应该得到人们的关注，显然斯摩莱特对自己的苏格兰人身份是饱含深情的。两位主人公的历险故事都主要发生在海外，鲁滨孙的历险故事大部分是在孤岛上发生的，他让读者更多地感受到适应和对抗外部自然环境的挑战，以及对开拓新天地的憧憬，而兰登的历险除了自然条件恶劣之外，更多的是社会环境人际关系的奸险复杂。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兰登传》似乎更贴近当时的现实生活，它让读者更多地感受到启蒙运动时期欧洲各地充满变化和动荡的日常生活，而主人公兰登就是在这样复杂的现实环境中游历，体验着18世纪欧洲每一天的变化：伦敦喧嚣拥挤同时不断扩大的城市空间，英国浩浩荡荡的海上船只和海外版图的扩展，海军军舰上的互相猜忌和英国海军内部的各种腐败，为争夺殖民地残酷而丑恶的战争，人的物质与肉体欲望的交集，等等。
关于《兰登传》主人公的经历和作者个人经历之间的对等程度问题，评论家们有过不少的争论，但是毫无疑问的是，斯摩莱特的很多个人经历对小说情节起到了主导作用，特别是他曾经作为军医助手跟随英国海军参与在卡塔赫纳（Cartagena）与西班牙人争夺殖民地的战斗经历。在2012年新出版的《斯摩莱特文集·兰登传》前言中，巴斯克（James G.Basker）等学者认为斯摩莱特是西方英语文学史上第一位在小说中详细描写战争场面和涉及战争创伤主题的小说家，他把自己的战争经历写进了《兰登传》，那些深刻逼真的战争场面是18世纪其他小说家没有经历过也没有尝试过的。尽管斯摩莱特的战争描写带着几分粗糙和残酷，但是他试图通过小说场景的描写唤起读者对死伤者的同情和对沙文主义的贬抑，以及他对战争创伤的敏感的确是走在了同时代作家的前面。直到两次世界大战后，才有越来越多的英语小说家开始关注关于战争的残酷、丑陋和战争创伤的主题。（Smollett,2012:xxvii）
18世纪中期，印刷业和商业贸易的快速发展，英国小说的兴起，塞缪尔·理查逊（Samuel Richardson,1689～1761）的《帕梅拉》（Pamela,1740）和菲尔丁的《约瑟夫·安德鲁传》的出版以及商业上的成功让斯摩莱特改变了自己的创作方向，从戏剧转向小说这一在当时可以说是全新的仍处于边缘的文学类型。他凭借自己带有几分传奇色彩的自传式海外游历故事，很快征服了启蒙时期渴盼探索外部世界的英国读者，也为自己在文学史上奠定了稳固的地位。两个多世纪以来，虽然评论界对斯摩莱特不同小说作品不乏争议，但《兰登传》始终在不断地再版，1899年它作为英国“每日电讯报100本最优秀小说”的出版，也再次肯定了《兰登传》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1751年，斯摩莱特出版了第二部小说《佩瑞格林·皮克尔历险记》，评论家对小说的负面批评较多，认为小说缺乏道德示范，没有幽默感和艺术特色，小说经过作者修改后于1758年再版。小说主人公皮克尔出身于英格兰富有乡绅之家，从小聪慧过人，但因性格顽劣，受到母亲的嫌弃，后来母亲逐渐把精力和情感投入到新出生的弟弟妹妹身上，父亲也因此对皮克尔逐渐冷淡。在寄宿学校，性格古怪的皮克尔逐渐显示了他超人的资质，但是他顽劣本性难改，经常打架斗殴，做些出格的事，甚至取笑、愚弄他认为无知的校长。好在皮克尔身为英国海军准将的姑父对他一直疼爱有加，尽管皮克尔经常用恶作剧戏弄姑父，但他仍然像对待自己儿子一样关心照顾他。在温彻斯特读书时，皮克尔遇到年轻姑娘艾米莉亚（Emilia），但两人的感情好景不长，也因为皮克尔的恶搞而结束。皮克尔入读牛津大学学习经典文学，毕业后去欧洲西部各国游历，和上层社会的各类人交往周旋，最后回到英国，退出纷纷攘攘的社交圈，选择平静悠闲的田园生活，专注于对艾米莉亚的感情和一些有益于社会的慈善。
小说《佩瑞格林·皮克尔历险记》以第三人称展开叙事，叙述者大部分时候都在不露痕迹地讲述主人公的故事，有时候会对主人公的行为做出一些道德评价，似乎试图给读者以道德指引。这部小说在写作技巧和创作主题上都没能超越《兰登传》，它在小说史上的总体影响不如前者，后期的评论家认为斯摩莱特在《佩瑞格林·皮克尔历险记》中的社会讽刺主题是其创作中突出的重点，作者试图通过塑造皮克尔这样一位从小性格顽劣、长大后玩世不恭的主人公形象，对当时英国社会的种种现象和人性的麻木愚昧以及欧洲上层社会的虚伪狡诈等进行戏仿式地再现，小说中充满了讽刺性的夸张和漫画式的人物描写，虽然主人公的成长过程和情感纠葛并不具有特别的说服力和道德示范作用，但是皮克尔确实可以称得上是一位讽刺家式的主人公（satirist-hero）。（Evans,1971:258～274）
小说以男主人公皮克尔的成长经历为主线，共分为四卷，但是作者在第三卷中第八十一章插入了一段长达一百二十五页的“Quality夫人回忆录”，经历过两次婚姻后成为寡妇的Quality夫人回忆了自己从少女以来的情感和婚姻生活经历，回忆中她抱怨坎坷的命运，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辩护，并对当时的社会和男性做出自己的评价。这段回忆录被很多评论家认为是小说的败笔，不仅内容上和前后难以形成很好的连贯，也破坏了小说的道德示范作用。但是，作者特意设计插入的这段回忆录，很可能自有其用意。它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作者对当时社会中女性物质和精神生活多方面的关注，这一点在艾米莉亚的人物塑造上也可见一斑。男主人公皮克尔生性刁钻，成年后在他所经历的上层社会中也是风流成性，与不少女性有过暧昧关系，但是在与艾米莉亚的关系中，他却屡遭挫败，最后不得不改过并专一感情，才得以与艾米莉亚终成眷属。有研究者认为小说在第七十六章所描述的皮克尔和艾米莉亚之间在道德上的对立冲突和较量是整部小说设计上的一个关键点。（Douglas,1995:79～80）尽管皮克尔费尽心思周密计划想要打动甚至强迫艾米莉亚满足自己的欲望，但最终还是被艾米莉亚识破并拒绝。这件事不仅改变了皮克尔一直以来对待女性身体的态度，也隐晦地指出了只有通过社会婚姻制度，男女肉体欲望才可能最终走向和谐，女性才可能得到幸福的结局。关于男女结合和婚姻制度等问题在当时的英国也是启蒙思想家们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休谟在《人性论》中也曾专门做过论述。在小说中，作者详细而生动地描写了温柔纤弱的艾米莉亚在关键时刻却能识破皮克尔的诡计并在果断拒绝后独自离去的情形，言辞中流露出对艾米莉亚个性和美德的赞赏。
《法索姆伯爵费迪南历险记》是斯摩莱特的第三部小说，小说的主人公法索姆是一个典型的反面形象，他不仅为人鲁莽，善于隐瞒欺骗，喜欢混迹于女人圈里打情骂俏，而且自私自利。司各特称法索姆是“一本彻头彻尾的堕落之书”（a complete picture of human depravity），当时的读者和评论家对斯摩莱特的这部小说似乎根本没有兴趣，也许是因为接连两部小说都没有获得他所期待的成功，此后作者辍笔七年没有继续创作小说。既让人悲伤又有些讽刺意味的是在斯摩莱特去世后，他在世时被读者忽略的这些作品却开始受到关注，小说甚至一度被作为当时流行的哥特小说的典范之作，特别是小说中对充满神秘诡异色彩的森林和墓地的描写，更是激起了读者对于荒凉和恐怖气氛的好奇之心。从1771年到18世纪末期间，《法索姆伯爵费迪南历险记》总共被重印了十一次左右。另外，小说还被翻译成德语、意大利语和法语出版，为了让读者享受更轻松的阅读，让更多大众接受，有些版本还改编成简写本发行。（Beasley,1988:xxv～xxvii）不过在学术界，它受到的关注仍然不多。19世纪的评论家在研究斯摩莱特的作品时一般也很少评论这部小说或者只是一带而过。但是到了20世纪，情况发生了变化。20世纪40年代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和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分别出版了研究斯摩莱特作品和生平的专著。1971年，由格兰特（Damian Grant）编撰的牛津英国小说系列（the Oxford English Novels Series）对这部小说进行了注解和评论，虽然还不是特别详细深入，但让斯摩莱特的第三部小说引起了更多的学术界的关注。1988年，以美国特拉华大学（Dalaware University）教授比斯利为总主编编撰的斯摩莱特全集里，对小说文本进行了详细的注释和评论，这个新全集系列的编者们主要是当代美国著名大学的学者，他们再次肯定了这部小说在斯摩莱特作品中的重要性及其艺术价值。（Beasley,1988:x～xxvii）
斯摩莱特的《法索姆伯爵费迪南历险记》可以说是他继前两部小说之后在小说创作方面的进一步实验和探索。作者在小说前言里再次论述了自己对小说创作的看法：
小说就是一幅宽广分散的图画，它包含了种种生动人物，这些人物为了始终如一的目标和整体事件而出现在不同地点，展现着迥异的性格态度，每一个人物都要屈从于此。但是，如果没有一个主要人物能够在中间连接不同的事件，展开迷宫的线索，并在最后用他的重要性为故事结尾，这个目标就无法如设想的那样如期完成，或者不可能完成，或者不成功。（Smollett,1795a:vi～vii）
可见作者在塑造法索姆这一主要人物时，是花了很大的心思，他用心设计的主人公虽然没有得到当时读者的喜爱，但却为后来小说反面人物的塑造提供了样本。
在小说序言里，斯摩莱特还解释说他希望在小说中塑造出一个彻头彻尾的让人痛恨的“恶棍”形象，把戏剧中的人物创作手法移植到小说创作中进行尝试，在让读者内心产生恐惧感的同时，起到深刻的道德警示和教化的作用。比斯利同样肯定了斯摩莱特在人物塑造和叙事风格方面的尝试和创新，认为斯摩莱特塑造的主人公法索姆是一个典型的罪犯类型人物，但他和笛福的《摩尔·弗兰德斯》和菲尔丁的《江奈生·魏尔德传》中的罪犯人物类型非常不一样，法索姆从头到尾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反面人物，这也恰恰是斯摩莱特在小说创作中所进行的大胆而危险的实验的精华所在，这可能和他一直喜爱和熟悉的戏剧创作有关系，斯摩莱特的旅行叙事（the narrative of travel）也是这部小说的一大特点，在叙事中作者把流浪汉文学和游记文学自然而巧妙地融为一体，主人公在欧洲各国和英国各地的游历，让读者看到当时社会形形色色的邪恶现象和欧洲各国人的丑陋之处，但作者在叙述中很少强调因地理位置和国家差异而造成的不同，而是把笔墨集中在主人公自身特别是其内在思想道德的发展变化上。
斯摩莱特小说中塑造的恶棍形象也影响了后来很多小说家，比如美国作家赫曼·麦尔维尔（Herman Melville,1819～1891）在小说《欧穆》（Omoo,1847）中的反面人物朗格斯特（Long Ghost）就是明显和法索姆的原型遥相呼应。麦尔维尔在创作前应该仔细阅读过小说《法索姆伯爵费迪南历险记》，在小说叙事中，麦尔维尔还多次提到法索姆伯爵对他小说创作的影响，他称法索姆是“恶棍的头目，我们后来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你”（Dillingham,2003:232～235）！在斯摩莱特的小说里，法索姆是个军中无名营妓的私生子，被一位麦尔维尔伯爵收留，后来朗格斯特便也自称伯爵，法索姆和朗格斯特在很多方面非常相似，两人都出身低微，并且都有医学专业背景，谈到治病能侃侃而谈但遇到真正的病人似乎就会手忙脚乱。两个人最大的相似点是都具有雄辩家的口才，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学识丰富，对谈到的每个学科似乎都无所不知，两部小说里还具体描写了两个人物在谈论数学时夸夸其谈，让听者敬佩不已的场景。而且两人都是极富天才的表演者，擅长讲故事、唱歌、拉小提琴。
1760年1月至1761年12月期间，斯摩莱特在《英国杂志》（The English Magazine）期刊上开始发表新的连载故事，这就是他的第四部小说《朗斯洛特·格里夫斯爵士生平及冒险经历》。这本杂志实际上是斯摩莱特自己主办和主编的，因此让他有更大的自由按照自己的意图来设计和刊登故事连载。斯摩莱特还请了当时插图作家安东尼·沃克（Antony Walker）为这部连载配画插图，这部小说也成为最早的英语连载插图小说。小说在连载形式方面的大胆实验和创新，进一步证明了斯摩莱特在18世纪小说发展时期所做出的杰出贡献。1762年3月整书正式出版，小说刚出版时，除了斯摩莱特自己主办的《批评》（Critical Review）和另一本《图书馆》（Library）杂志的褒扬性评论外，其他大部分评论都是负面声音，认为《朗斯洛特·格里夫斯爵士生平及冒险经历》不如斯摩莱特的前两部小说，不过略胜他的第三部小说《法索姆伯爵费迪南历险记》（Folkenflik,2002:507～513）：主人公朗斯洛特爵士出身乡绅，他带着仆人提莫西·克拉布肖（Timothy Crabshaw），一身骑士装扮行走在乡里乡外，小说人物充满戏剧色彩，有评论家认为此处有明显模仿《堂吉诃德》的痕迹，但也有一些评论家认为小说的主要人物形象和事件与塞万提斯的小说有很大不同，有较高的原创性，读来生动自然。在小说的第二章，作者描述了主人公第一次出现的场景，并借主人公之口为自己塑造的骑士人物做出注解：
我不是堂吉诃德矫情的模仿者，也没有被不可模仿的塞万提斯作品中那疯狂的虚构的幽灵人物拜访。我既没有把路上的风车当作巨人，也没有把普通房舍当作雄伟的城堡……我能和别人一样清楚地分辨看到的事物，我思维理智看待问题不偏不倚。诚如别人看到的那样，我能够宽容地对待互相之间的矛盾，甚至对无礼的指责也不愠不恼，我唯一要与之宣战的永久的敌人就是美德和礼仪的敌人，无论何处，我都将与这些人类天生的敌人做斗争。（Smollett,1762:16）
很多研究者认为，塞万提斯对斯摩莱特在小说创作方面的影响，不只是停留在小说人物和故事情节方面。在斯摩莱特小说如《兰登传》和《法索姆伯爵费迪南历险记》中，我们都能看到塞万提斯的小说创作对他的影响。但是，斯摩莱特《朗斯洛特·格里夫斯爵士生平及冒险经历》里的主人公年轻健美、英勇慷慨、思想高尚，并不像堂吉诃德那般满脑子充满可笑的想法，常因失去理智的举止成为人们讥讽的对象，显然作者塑造这位18世纪新骑士是希望引起读者的同情和敬慕，而非嘲笑和讽刺。朗斯洛特这个人物似乎更直接地表达了作者的理想主人公形象，他的身上既有行侠仗义的骑士精神，也有善良而富于同情的美德。
《朗斯洛特·格里夫斯爵士生平及冒险经历》的叙事手法和斯摩莱特的前三部小说差异很大，这恐怕和作品前期作为连载故事刊登有着很大的关系。作者在创作时必须考虑到在每个章节里特别是结尾处设置悬念或谜团以吊起读者的胃口，吸引他们继续阅读下一期。在很多章节，为了使读者有耐心和意志力继续追随主人公冗长的传奇经历，作者试图和读者进行直接的对话。比如在小说的第一章结尾，主人公迟迟没有出现之前，作者这样写道：“但是作为这个令人愉悦的传奇经历的主要人物，他不得不要过些时候才能被获准露面，请读者耐心等待。在第二章中读者就会慢慢知晓这样安排的缘由。”（Smollett,1762:11）在第二章中，主人公的出场也不像其他小说开头那样以主人公为核心，而是从描写朗斯洛特周围的人物开始，并通过其他人物的视角来观察和描写主人公，作者也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引领一切的权威叙述者，而是让读者随着情节的发展，逐渐增加对主人公的认识和了解。在第三章的结尾，作者有意打断了一段似乎马上就要开始的争斗场面描写，对读者解释道：“读者可能已经多次抱怨这一章节的过分冗长，所以我们必须把这段宣战之后发生的事件推迟到下一章继续。”（Smollett,1762:37）在不少章节的题记里，作者也有意把读者作为交流的对象，通过标题语把章节中精彩的内容透露给读者，以吸引读者。比如小说第六章的题记是“这一章读者将会发现疯狂有时也散发着迷人的光辉”，而小说第二十五章即最后一章的题记是：“希望这一章的结尾能让读者满意，而且我有足够的理由这样相信”。
《一个原子的历史及冒险经历》是斯摩莱特匿名出版的小说，小说假借作者纳撒尼尔·皮科克（Nathaniel Peacock）大脑里的一颗原子，对当时英国“七年战争”（The Seven Years’War,1756～1763）期间的政治事件和人物极尽讽刺，是一部犀利的政治批评小说。这颗原子曾存在于一千多年前的Foggien时期，即当时的日本帝国，因此熟谙当时日本的革命事件和政治逸闻。后来在一名荷兰水手的身体内离开日本，游历世界各地，又辗转来到英国，并在一次宴会上被叙述者的父亲吃进体内，因而被遗传到叙述者身体内。皮科克询问了附近一位物理学家后，相信了这颗原子的来历，于是按照这颗原子的交代，把他讲述的故事记录下来，让英国的大臣们从中得到教诲。实际上，这颗原子讲述的那些政治趣闻暗指的就是七年战争期间发生在英国及其殖民地的事件。
《汉弗莱·克林克历险记》是斯摩莱特最后一部小说，在他去世前出版，被认为是他六部小说中最出色的一部。小说刚出版时褒贬参半，但它很快即成为大众喜爱的畅销书，评论家们也纷纷开始不吝赞美之词。经历了时间的沉淀，这部小说逐渐在文学领域确立了地位，被称为最优秀的英语书信体小说之一。《汉弗莱·克林克历险记》用书信体写成，书中八十二封书信分别由威尔士乡绅马修·布朗勃尔（Matthew Bramble）、妹妹塔比莎（Tabitha）、侄子杰里（Jery）、侄女莉迪亚·麦尔福德（Lydia Melford），以及侍女温妮弗莱德·詹金斯（Winifred Jenkins）五位写信人写成。18世纪后半叶，是书信体游记小说大为流行的时期，但之前的书信体游记小说大多是一位写信人写给某个群体或某个接收者，而《汉弗莱·克林克历险记》是由一个家庭的不同成员写给不同的接收者，他们在信中从不同的角度表达对日常生活或旅途中所经历的人物和事件的看法，因此这种复调式的叙述让这部小说在当时的书信体作品中独具一格。和理查逊的《帕梅拉》（Pamela,1740）一样，斯摩莱特在书中略去了接收者的回信，但是在之后其他人书信的评论中，读者仍然可以知晓收信人的反馈和态度，在某种程度上让沉默的收信者和写信人形成互动。为了增强读者对小说中书信的真实性感受，作者在小说中没有采用一般的线性叙述，而是加入了大量的“插入性话语”（intrusive discourse）。在小说开头，作者首先插入了书信拥有者乔纳森·达斯特维奇（Jonathan Dustwich）和伦敦书商亨利·戴维斯（Henry Davis）之间的通信，交代了书信的来源和版权等问题，书商还对当时已经出版的书信体游记作品进行了分析，提出过多的此类作品可能会使读者产生厌倦情绪，因此出版此本游记有一定的风险存在，为了避免对一些真实人物的直接所指，信中还使用了一些省略的人名或机构名。18世纪是书信体小说的年代，因为读者能够通过这些私密的文字体验更多不为大众所知的个体经历，在阅读中感受人与人之间最为直接的亲密率真。而作家为了吸引读者，让读者完全投入，都要想尽办法增加故事的真实性，所以这种插入性话语往往意在告诉读者所读内容的真实性，这种叙事策略在当时不少作品中都有使用，劳伦斯·斯泰恩的《项狄传》也是最为典型的一部。细读小说，读者可能会奇怪地发现小说题为《汉弗莱·克林克历险记》，但克林克并不是书中的主要人物，他既不是任何写信人，在整本书中也没有直接的谈话或表现自己的机会，他留给读者为数不多的印象都是通过其他写信人间接的叙述来转述的。斯摩莱特的这种设计可能是刻意地避开集中描写主要人物或事件，增强小说的真实性，和他在小说里的插入性话语有异曲同工之妙。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部书信体游记小说中，斯摩莱特通过写信人对当时社会的人文风尚、城镇生活、建筑、艺术等各个方面发表了独到的个人见解和评论，其语言精练，文风幽默讽喻，和前几部小说松散夸张的风格大不相同，因此被评论家公认为是他小说作品中艺术性最高的一部。（Garrow,1966:349～363）斯摩莱特在这部小说中语言艺术的提升很可能得益于他之前几本大部头历史作品的编撰，或者是书信体让他得以更好地展示自己的多年来不断提升的语言功力。
《汉弗莱·克林克历险记》一书出版之际，正是当时的英国人开始热衷于全国旅游的时期，特别是穿越威尔士和苏格兰的长途旅行。书中关于英格兰、苏格兰等地风土人情及沿途景色的描写尤其受到读者的欢迎，除了那些流行一时的英国主要度假胜地如布里斯托、巴斯、伦敦、哈罗盖特等，还有很多一般英国人并不熟悉的苏格兰城市和乡村。斯摩莱特对当时英国社会乡村和都市生活场景、风俗传统等各方面准确生动的描写，不仅为后来的历史学家研究乔治三世时期的英国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素材，也让他成为这方面首屈一指的重要作家。斯摩莱特笔下的苏格兰和英格兰同样是联合王国的重要区域，它们在地理位置、传统风俗各方面有很大的差异，但却没有相互对立，而是各具特色，互相补充，书中关于苏格兰各地的描写大约占全书六分之一的篇幅，还用对话或讨论的方式对苏格兰人的脾气、秉性、喜好等各方面的特点进行了细致的分析，甚至细致到分析带有苏格兰方言特色的英语与古英语的关系，对比分析英国南部人所说英语与苏格兰方言英语的异同和利弊，读者也可以从当时爱丁堡生活的描述中看到18世纪中期这个苏格兰首府城市的发展变化。
《汉弗莱·克林克历险记》也被认为是一本关于生理和心理治疗的书籍，它记录了马修带着家人长途跋涉，穿越英格兰和苏格兰，寻求身体康复、心灵平静的旅行。他在写给医生或亲友的书信里，经常谈及旅途中经历的田园风光和乡村生活对他身心的裨益。他尤其钟情于苏格兰高地的自然风光，把宁静优美的苏格兰乡村比喻为“古希腊阿卡狄亚般的世外桃源”。他在9月3日从卡梅隆（Cameron）地区写给刘易斯（Lewis）医生的信中，有一段这样的叙述：
如果我个性挑剔的话，可能会觉得我所居住的这座卡梅隆房舍离利文（Leven）河太近，因为房子的一边从窗户到湖边只有六七码。房舍本来可以建在地势高点儿的地方，那样空气可以更为干燥，视线也更宽广。……实际上，这里的乡村几乎美如天堂，两边都是连绵雄伟的山脉，但是和威尔士一样，因为受到大西洋的影响，气候潮湿。尽管如此，这里的空气确实有益健康，村民们除了天花或一些皮肤病外，很少得病。皮肤病主要是因为他们居住的地方不太洁净，这也是这个国家现在普遍存在的一大问题。这里生活着很多长寿的人们，我认识的一位受人尊敬的祭司，已有近九十岁的高龄却无疾病，还能在麦地里耕作。……他和老妇人住在一间生活便利的小农舍里，自己在花园里种植栽培。这对老夫妇身体康健，生活宁静和谐，衣食不缺，知足而常乐也。（Smollett,1800:102）
显然，风景优美、民风淳朴的苏格兰乡村给布朗勃尔留下了美好的印象，甚至让他有点流连忘返。他还用诗歌来书写仙境般的利文河美景：“纯净的河流啊！在你清澈的水波里/我年幼时常常在此洗涤/你纯净的源头没有任何污浊/没有岩石阻挡你天然的河道/你像鸟儿般唱着甜美的歌前行/河床上铺满圆润光滑的鹅卵石……”（Smollett,1800:101）小说中关于苏格兰乡村的描写其实也表达了斯摩莱特作为一名苏格兰作家对家乡的热爱和赞美之情，虽然它和当时英国其他相对发达的地区相比有些落后，但它的自然之美却是其他地方无法比拟的，它的宁静和谐是人们治疗身体疾病和获得心灵抚慰的最好药方。斯摩莱特在小说中关于自然风光和乡村人物的描写，是他其他小说中很少涉及的，这部小说也因此被称为是“散文体的喜剧田园诗歌”（a comic pastoral poem in prose）（Copeland,1974:493～501）。
在思想家、文人不断涌现的18世纪英国，各种哲学、文学思想的团体和沙龙俱乐部在如火如荼地开展，很多思想家、文人等都是这些团体的主要组织者和参与人。或许因为高傲独立的个性，或许因为无法从自己繁重的创作、翻译、编辑任务中抽出闲暇，斯摩莱特很少参与这些团体，他和当时很多有影响的名人保持着较为疏远的关系，甚至还因为剧本的上映问题和菲尔丁发生过争吵。有传记记载，当时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休谟虽然知晓斯摩莱特，但没有对其小说、历史著作做过评论，斯摩莱特在1768年8月给休谟写过信，平常不善逢迎的他真诚表达了自己对休谟作为当时最优秀作家的赞誉。（Boege,1969:38）
斯摩莱特的文学才华得到当时另外一位大文豪约翰逊博士的欣赏，约翰逊“文学第一人”（The Great Cham of Literature）的称号也是由斯摩莱特而起。虽然约翰逊没有直接评论过斯摩莱特的小说，但在1773年约翰逊博士去苏格兰旅行途中，他和苏格兰传记作家詹姆斯·鲍斯威尔一起经过斯摩莱特的纪念碑，在凯姆斯大法官的提议下欣然为纪念碑作了拉丁文题词，并且用心地反复斟酌修改，由此可见约翰逊内心对斯摩莱特的认可和尊敬。（Boege,1969:41）
18世纪后期，即斯摩莱特去世后的三十年间，他在英国文坛的地位日益稳固，评论者对他作品的负面评论也越来越少。在1781年至1785年间，他的五部小说都先后出现在《小说家杂志》（The Novelist’s Magazine）上，几乎平均不到两年的时间，就有新的版本被发行，除了单行本，还发行了三个版本的小说合集。当时因为斯摩莱特小说的流行，他的《剧本和诗歌集》也在1777年得以出版。但是，正如当时两本重要的文学期刊《威斯敏斯特杂志》（Westminster Magazine）和《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所指出的那样，斯摩莱特最为杰出的文学成就是小说，而非戏剧和诗歌。
伊恩·瓦特（Ian Watt,1917～1999）的《小说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Novel,1957）是18世纪小说研究方面的重要批评著作，但是瓦特在书中只是肯定了斯摩莱特最后一部小说即《汉弗莱·克林克历险记》，认为斯摩莱特是位出色的社会记者和幽默作家，但其他小说在情节和结构上都存在缺陷。（瓦特，1992：335）而麦克恩（Michael McKeon）的《英国小说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English Novel,1987）在论及18世纪重要的小说时只谈论了笛福、菲尔丁与理查逊，对斯摩莱特甚至没有提及。斯金纳（John Skinner）认为，以上著述对斯摩莱特的评价是有失公允的。（Skinner，1996:12～13）
1821年，司各特在《汉弗莱·克林克历险记》的再版序言里为斯摩莱特写了一篇纪念文章。这篇文章回顾了斯摩莱特晚年体弱多病、经济拮据的生活状况，以及小说创作背景和创作过程，对小说中源自作者真实生活经历的几位个性鲜明的主要人物逐一做了评点，认为书中主要人物乡绅布朗勃尔其实就是以斯摩莱特本人为原型创作的，他处世精明机智，为人豁达仁慈，情感丰富高尚，富于幽默感，这样的形象确实让人无法忘怀。司各特在文中对这位苏格兰前辈的回忆可谓情真意切，司各特对斯摩莱特在18世纪小说史的重要地位和对小说发展的特殊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斯摩莱特在小说创作艺术上达到的高度和小说人物塑造上的成就完全可以和菲尔丁相媲美：
斯摩莱特和菲尔丁都出生于上层社会，他们年轻时均受教和从事不同的职业，都曾为了生计而进行不同类型的文学写作。他们在一生中都被境遇所限，他们的愤世嫉俗中带着宽厚、善良和幽默，他们都长期伏案写作积劳成疾，最后在异国他乡离开人世，结束了他们充满逆境和疲惫的一生。他们的写作生涯和生活遭遇也非常相似。他们都写过剧本，却没有能够获得成功；他们的作品都对政治讽刺嘲弄；都写过游记，且不得不同时忍受身体的病痛。总之，他们两人都是非常成功的小说家，在这方面没有其他英国作家能和他们两人的卓越成就相比。（Scott,1983:335～3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