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浪漫主义与罗曼司的兴起

司各特时代，又称苏格兰浪漫主义，是苏格兰文学史上一个十分重要又十分复杂的阶段。和英格兰的浪漫主义不同，苏格兰浪漫主义文学的最高成就不是诗歌，而是小说。虽然苏格兰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司各特（Walter Scott,1771～1832）、霍格（James Hogg,1770～1835）在诗歌方面也颇有建树，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1788～1824）因为和苏格兰有着难以割舍的情缘而常常被很牵强地拉进苏格兰文学史，但总体而言，如果不把拜伦计算在内，苏格兰浪漫主义诗歌的成就是远远不及小说成就的。此外，在司各特时代苏格兰小说家的阵营中，只有司各特的女婿、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兼小说家洛克哈特（John Gibson Lockhart,1794～1854）在布莱克伍德的资助下游历欧洲大陆并受到了德国哲学的影响，其他的代表人物如司各特、霍格、高尔特（John Galt,1779～1839）、范瑞尔（Susan Ferrier,1782～1854）似乎都和以康德为代表的德国哲学没有多少直接的关联。司各特时代的苏格兰小说家不像是欧洲大陆反理性哲学的追随者，倒像是苏格兰启蒙思想在19世纪的传人。

虽然司各特时代的别名是苏格兰浪漫主义，但这一历史时期的苏格兰似乎并不浪漫，经过拿破仑战争以及工业革命洗礼之后的苏格兰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城市规模在慢慢地扩大，但发展似乎并没有惠及所有的民众，城市污物处理不力，疾病肆虐，人口死亡率居高不下，政治体制陈旧，政治改革呼声高涨。现实中的苏格兰虽然不是千疮百孔，但也并非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太平盛世。现实生活中能够激发文人浪漫主义情怀的东西似乎并不多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苏格兰浪漫主义的激情似乎更多地是来自对历史的怀旧或者对苏格兰高地以及边区的美化，而并非来自19世纪初期苏格兰的社会现实。

自18世纪80年代起，工业革命开始席卷苏格兰。虽然司各特时代苏格兰的工业发展不及英格兰，但苏格兰的工农业格局已开始悄然发生变化。克莱德河沿岸的新拉纳克到处都是棉纺厂和供工人住宿的公寓，随着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西印度群岛的棉花源源不断地涌进苏格兰，随着1779年走锭细纱机的发明，新拉纳克的棉纺工业开始迅猛发展，到18世纪末新拉纳克的棉纺工业可以为一千三百多人提供工作机会。到了19世纪初期，蒸汽开始代替水而成为主要的工业动力之源，随着奈尔逊热鼓风技术的发展，苏格兰地区的钢铁工业也开始初见规模。而与热力需求相适应，苏格兰地区的煤炭开采也开始初见端倪。有煤炭储藏的地区开始迅速发展，但随着煤炭开采以及纺织业、钢铁行业的发展，城市污物的处理也开始成为棘手的问题。苏格兰本来就在城市污物处理方面不如英格兰效果好，面对工业的迅猛发展以及城市人口的扩张，苏格兰的城市显然缺乏有力的应对措施。爱丁堡和格拉斯哥都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以爱丁堡为例，这个城市在19世纪初期的人口死亡率一直居高不下，在千分之二十五至千分之二十九之间徘徊，而且如此高的死亡率还大有逐渐上升之势。

工业革命的浪潮不仅波及了爱丁堡和格拉斯哥等低地地区，还慢慢波及苏格兰的高地地区。和低地地区不同，高地地区似乎没有尝到工业革命发展的甜头，却分享了工业革命发展所带来的苦痛。1745年詹姆斯党人暴动失败之后，法制开始慢慢地走进高地地区，高地的土地拥有者以及氏族首领们开始意识到法制的重要性，苏格兰的乡绅开始被英格兰的土地拥有者的生活方式所吸引。当工业革命的凯歌开始在苏格兰高地奏响之时，苏格兰高地的经济结构也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苏格兰高地的土地拥有者和“有识之士”也开始有了工业精神。他们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开始在邻近低地的珀斯郡发展亚麻工业。不过，和低地的工业相比，高地的亚麻工业更像是个作坊，它是家庭经济收入的补充，而非支柱。此外，高地的苏格兰人还在努力经营旧有的牲畜贸易，从18世纪80年代起又试图开拓鲱鱼渔业。在英国和法国战争期间还适时发展了海藻灰工业，他们收集大西洋海岸的海藻，将其焚烧成灰，而海藻灰是制碱的重要原料。海藻灰工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英国和法国战争期间苏格兰高地沿海地区的土地拥有者获利颇丰。然而，战事结束之后，随着科技的进步以及盐税改革的推进，海藻灰产业很快就退出了历史舞台。到了19世纪初期，苏格兰高地的社会结构开始简化，土地拥有者、大型的养羊农场主、小型的佃农成为高地的三大类人群。由于养羊的需求膨胀，苏格兰高地开始爆发了著名的清地运动。在阿盖尔南部以及凯斯尼斯，清地运动是以一种文明的方式进行的，被清地的人们找到了农耕之外的营生。而在有些地区，清地是以很不人道的方式进行的，佃农被扫地出门，不问死活。在萨泽兰地区，萨泽兰公爵本意是让失去土地的人到沿海地区从事工业或者渔业，但由于下属办事不力，失去土地的人一度生计困难。几乎就在清地的同时，还有苏格兰高地的人向低地工业区以及美国主动移民。由于高地的土地拥有者过于乐观地估计了高地的人口增长势头，所以，清地运动以及主动移民给高地的未来发展带来了严重的不利后果：人口减少，土地荒芜。到了维多利亚时期，1846年的土豆歉收让苏格兰高地的土地拥有者幡然醒悟，尝到了清地运动的苦果。

除了工业革命，英国和法国的战争尤其是拿破仑战争也对苏格兰浪漫主义时期的社会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1803年开始的拿破仑战争最终以法国的失败而告终，但在战争期间，由于法国采取了大陆封锁措施，阻断了英国和欧洲大陆的贸易往来，使得高度依赖出口的英国棉纺行业一度遭受重创，苏格兰地区的新拉纳克等地饱受棉纺行业下行之苦。与此同时，苏格兰高地的海藻灰产业成为战争的受益者，但是，由于利益驱使，海藻灰产业被盲目扩大，1815年拿破仑战争的结束又使得这个战时可以牟取暴利的行业一下子就落下神坛。此外，就在拿破仑战争结束的那一年，为了保护土地所有者的利益，谷物法开始实施，英国政府用立法的方式给了自己所宣扬的自由贸易主张一记响亮的耳光。欧洲大陆低价的粮食被拒之门外，土地所有者垄断着英国国内粮食的价格，英国民众深受其苦。虽然司各特时代的苏格兰人没有饱尝谷物法实施所带来的苦果，但谷物法的弊端最终还是在维多利亚时期1846年苏格兰高地土豆歉收的时候暴露出来。

到了司各特时代，苏格兰人已经开始融入联合王国并且开始以为联合王国服务为荣，英国王室也开始对苏格兰和爱尔兰采取了明显的亲和态度，乔治四世加冕之后曾经亲自驾临爱丁堡，并在司各特的精心安排之下身着苏格兰服饰行走在著名的王子大街。苏格兰的当权者亨利·邓达斯（Henry Dundas,1742～1811）和当时的英国首相小皮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1759～1806）十分交好，18世纪90年代之时邓达斯的支持率非常之高，他能赢得苏格兰选区五分之四的选票，竞争对手中也极少有人对他采取敌对态度，他从苏格兰总检察长卸任之后这一职位由他的侄子担当，他在苏格兰政坛的地位十分稳固。然而，由于他在任海军财长之时财务监控不严，他的薪酬主管亚历山大·特洛特将公款私存并从中获利，邓达斯辉煌的政治生涯竟以被弹劾而狼狈收场。1806年的邓达斯弹劾案成为英国历史上最后的弹劾案，这不仅导致了他本人的垮台，还令他的挚友英国首相小皮特十分伤怀。小皮特1806年辞世，邓达斯1806年被弹劾后隐退，这标志着一个被历史学家冠名为皮特和邓达斯阶段的结束。邓达斯因弹劾案而退出政坛，但苏格兰人认为他错在渎职而非贪财，所以他在苏格兰的威望并未受损，他的侄子和他的儿子还在苏格兰掌舵，上层社会人士还在爱丁堡竖起了邓达斯的纪念碑。

和英格兰地区相比，苏格兰地区政治改革的呼声似乎更加强烈。英格兰地区系统的政治改革迟至19世纪30年代才刚刚开始，而苏格兰地区的议会改革和市政改革比英格兰要早得多。早在1817年，爱丁堡就开始尝试普选，最初只是少数有产阶级参与选举，后来选举范围逐步扩大。就市政改革而言，苏格兰地区也比英格兰先行一步。自治市（burgh）是苏格兰行政体系最重要的部分，它的重要性在于自治市把持着整个苏格兰国会议员三分之一的席位。19世纪初期的议会改革之所以举步维艰，就是因为来自自治市的巨大阻力。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考克伯恩（Henry Thomas Cockburn,1779～1854）把爱丁堡市政厅说成是“无所不能，腐败堕落，坚不可摧”（Mitchison,1982:287）。由于自治市的权力过大，才导致了后来的爱丁堡以及阿伯丁由于不计财力地大搞市政建设而导致城市破产。此外，自治市的所谓选举也无法令人信服。正是由于以上的原因，苏格兰的有识之士才先于英格兰而搞起了著名的自治市改革（burgh reform）。

司各特时代最让苏格兰人振奋的是以爱丁堡为中心的出版业的繁荣。英国首屈一指的杂志《爱丁堡评论》和《布莱克伍德杂志》都扎根在爱丁堡，而另一份非常有影响的英格兰杂志《评论季刊》的资助人约翰·缪里（John Murray,1778～1843）的父辈也是苏格兰人。《爱丁堡评论》的资助者是和司各特关系极为密切的出版商康斯坦布尔（Archibald David Constable,1774～1827）。《爱丁堡评论》在当时的影响是超乎人们想象的，克劳福德在《苏格兰之书：企鹅苏格兰文学史》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爱丁堡评论》的主将弗朗西斯·杰弗里（Francis Jeffrey,1773～1850）在一篇书评中指责爱尔兰诗人托马斯·摩尔（Thomas Moore,1779～1852）不道德，摩尔读后非常震怒，于是要和杰弗里决斗。本来说好要在爱丁堡决斗，摩尔因为付不起高昂的路费而决定改为在伦敦附近。决斗即将开始，杰弗里费力地往枪里装弹药，而摩尔则战战兢兢地举起枪，因为他之前用枪的时候差点儿把自己的大拇指打飞。最后，警察赶来阻止了决斗，到了警署，两个人开始热火朝天地聊了起来。杰弗里躺在长椅上谈古论今，而此时的摩尔仿佛成了杰弗里的学生，对杰弗里的才学顶礼膜拜。一篇书评竟能引发决斗，由此足见当时的《爱丁堡评论》影响之巨。杰弗里说他的《爱丁堡评论》“每月有50000名读者”（Crawford,2007:386），这个数字在当时是十分惊人的。《爱丁堡评论》创刊于1802年，伊恩·邓肯的专著《司各特的阴影》将1802年作为苏格兰浪漫主义的起点，《爱丁堡评论》之于苏格兰文学的重要性也由此可见一斑。

《爱丁堡评论》的观点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能博得读者的欢心。在拿破仑战争期间，《爱丁堡评论》就因为态度不合民意而被人指责，司各特本人也对那个阶段的《爱丁堡评论》颇有微词。1817年创刊的《布莱克伍德杂志》改变了《爱丁堡评论》一枝独秀的局面，约翰·威尔逊（John Wilson,1785～1854）和洛克哈特（John Gibson Lockhart,1794～1854）掌舵时期的《布莱克伍德杂志》在文学批评以及社会批评方面足以和《爱丁堡评论》相互抗衡。从政治角度而言，《爱丁堡评论》倾向于辉格党，而《布莱克伍德杂志》倾向于托利党。就文类而言，《爱丁堡评论》似乎在诗歌批评方面更胜一筹，而《布莱克伍德杂志》在小说批评以及社会批评方面似乎更为强势。

两大杂志的崛起只是以爱丁堡为中心的苏格兰出版业繁荣的冰山一角。司各特时代的苏格兰出版业形成了一张大网，两大杂志以及一批颇具特色的报刊（如女性期刊《泰特的爱丁堡杂志》、著名的报纸《苏格兰人》）对文学以及社会文化事件进行品头论足，出版商不仅互不相让地争夺文学出版资源，还运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和当红作家结盟并试图发现新的作家作品来争夺市场，甚至直接或者间接地干涉文学创作。著名的小说三卷本模式就是出版商干预文学创作的结果，在《爱丁堡评论》创刊的那一年，苏格兰文坛还有五卷本的作品出版（如玛格丽特·卡兰的《家》），而1814年《威弗莱》出版之后，司各特、高尔特、霍格等苏格兰小说的领军人物都开始自愿或者非自愿地遵守着三卷本的模式。成为文坛大腕之后的司各特在选择出版社、索要预付金、介入出版和印刷业等方面享有其他作家无缘享受的特权，但在遵守三卷本模式方面他似乎总是不越雷池一步。高尔特和霍格都曾经抱怨布莱克伍德干预他们的创作，不仅约束他们遵守三卷本规范，有时还蛊惑他们书写大团圆结局。不过，抱怨归抱怨，高尔特和霍格在小说三卷本模式这个问题上似乎也总是采取退让的举措。

伊恩·邓肯将司各特时代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802年至1813年）的文学盛事是《爱丁堡评论》的崛起以及苏格兰歌谣的复兴（代表作是司各特的《苏格兰边区歌谣集》和霍格的《女王的觉醒》）；第二阶段（1814年至1825年）的文学盛事是苏格兰小说以及《布莱克伍德杂志》的崛起；第三阶段（1826年至19世纪30年代末）的大事是1826年康斯坦布尔的破产、1832年司各特辞世和改革法案通过、1830年代初期爱丁堡城市破产、苏格兰小说从数量到质量的下滑。由此可见，司各特时代的文学和苏格兰出版业是同命相怜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苏格兰诗歌的短暂繁荣和《爱丁堡评论》的崛起息息相关，小说的繁荣和《布莱克伍德杂志》的发展几乎同步，而康斯坦布尔的破产不仅间接地导致了司各特的过早辞世，而且对整个苏格兰的出版业和文学界都是毁灭性的打击。19世纪初期，苏格兰出版的小说仅占英国小说的千分之五，而到了1822年至1825年的高峰期则达到了百分之十五。（Duncan,2007:22）1802年至1813年间，能够流传至今的苏格兰小说经典仅有汉密尔顿（Elizabeth Hamilton,1756～1816）的《格兰博尼的佃农》（The Cottagers of Glenburnie,1808）和布兰顿（Mary Brunton,1778～1818）的《自控》（Self-Control,1811）两部，而1814年至1825年的苏格兰小说经典却是不胜枚举，1826年苏格兰出版业巨震之后，英国出版业的中心重回伦敦，以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为代表的苏格兰文人开始南移，连《布莱克伍德杂志》的主将威尔逊和洛克哈特也加入了南移的行列。

司各特时代的苏格兰出版业对于苏格兰小说乃至整个英国文学的发展是功不可没的。首先，它彻底动摇了之前的保护人体制（patronage），迫使文人们关注文学市场。从某种意义上讲，司各特时代的小说家对小说题材的选择、对标准英语和苏格兰方言的权衡、对区域书写和国际性书写的权衡、甚至一度火热的匿名或者化名出版和以伪译形式出版，都和文学市场有着密切的关系。其次，司各特时代的苏格兰出版业突破了纯文学的局限，把文学点评扩大到文化点评。以著名的《布莱克伍德杂志》为例，这本杂志不仅关注文学，还关注政治经济学以及文化热点问题，《布莱克伍德杂志》曾于1822年4月对司各特精心筹划的乔治四世造访爱丁堡这个重大历史事件进行多维度的点评，还借此机会探讨苏格兰身份，对爱丁堡的“北方雅典”之称等社会焦点问题进行评价。再次，司各特时代的苏格兰出版业还以中间人的身份对文学进行干预，虽然此时的读者无法像在维多利亚时期流行的文学连载模式下那样用书信等形式直截了当地向作者表达意愿或者怨怒，但这种文学干预毕竟增加了读者或者说出版商眼里的读者的话语权。虽然小说三卷本模式之类的文学干预用今天的视角看不见得都是好事，但在当时出版商高度重视文学市场的语境中，适度的文学干预似乎对作家的创作是利大于弊。

约翰·高尔特的小说《限定继承权》（The Entail,1823）第一章中有段非常耐人寻味的话：女仆人莫奇·杜比“有一大堆的精灵传说和浪漫主义故事，这些故事的吟诵激发了克劳德的父亲冒险的兴趣，最终引诱他踏上了倒霉的探险之旅”（Galt,2007:2）。激进的女性主义者读到这段文字恐怕会拍案而起，痛斥高尔特是个厌女主义者，为克劳德父亲投身错误的商业冒险寻找女性替罪羊。但回归到司各特时代的语境中，高尔特的描述似乎并非虚言，这段略显夸张的话足以展示司各特时代精灵传说和浪漫主义故事的盛况。虽然高尔特虚构的故事时间并非司各特时代，但《限定继承权》借古喻今的意图还是昭然若揭的。在司各特时代的苏格兰文坛，除了范瑞尔的家庭小说之外，苏格兰小说的主流似乎就是哥特故事和罗曼司。而且，如果我们采用《牛津文学术语》中对罗曼司的界定，将罗曼司视为“虚构作品中和现实主义相对立的倾向”（Baldick,2000:191），那么，哥特小说以及所有的逃避主义爱情故事都可以纳入罗曼司的视野。霍格的《一个清白罪人的私人备忘录和忏悔》有着浓浓的哥特小说的味道，司各特的《红酋罗伯》虽然哥特味不浓，但哥特因素还是随处可见，尤其是关于女主人公狄安娜·沃尔侬房间里神秘男人影子的那段描写。就逃避主义而言，司各特的历史小说、霍格的《博德斯贝克的棕仙》（The Brownie of Bodsbeck,1818）等有着明显的逃避现实的倾向。就这一点而言，倒是高尔特的那种有着浓浓的商业味道的小说更贴近现实。

从某种意义上讲，司各特的历史小说就代表了司各特时代苏格兰小说的逃避主义倾向。李赋宁先生总主编的《欧洲文学史》中的一段话很能说明问题，书中这样描述司各特对于苏格兰历史的情结：“理智上他赞成苏格兰和英格兰联合和商业进步，但又痛惜苏格兰独立精神的丧失、民族意识的低迷，怀念往昔的英雄时代和维系传统社会关系的人情。”（李赋宁,2001:82～83）司各特赞同联合而又怀念往昔的苏格兰英雄时代的做法是和当时欧洲的文化潮流十分契合的。著名的苏格兰浪漫主义研究专家缪里·皮托克教授这样阐述苏格兰罗曼司和欧洲大陆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在欧洲大陆成为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的东西，它由匈牙利、捷克以及其他地方的民族文学发展而来，在苏格兰仍以罗曼司、以一种非常历史化却又远离历史性的充满悖论的民族文学形式存在。”（Pittock，2008:59）由此可见，司各特时代罗曼司，尤其是以司各特为代表的历史罗曼司的兴起，其实是苏格兰民族文学兴起的表征。追忆历史其实就是追忆荣光，而苏格兰历史的荣光的集中表现是武侠式的勇猛以及对自由的热爱。历史上的苏格兰，尤其是高地和岛屿地区的苏格兰，是一个尚武的民族，自由之路要靠刀剑开辟，武侠式的道德才是道德。以《红酋罗伯》为例，罗伯的侠盗精神就是历史上的苏格兰人的精神，他胸怀正义，疾恶如仇，武艺超群但从不滥杀无辜，他同情并支持詹姆斯党人的暴动，但不是冲锋在前浴血奋战，而只是帮助作为詹姆斯党人的狄安娜的父亲成功逃脱。由于司各特赞同联合，他同时又安排罗伯帮助了坚定地站在英格兰一边的男主人公法兰西斯，而且还让法兰西斯和狄安娜喜结良缘，借此寓意英格兰和苏格兰永结同心。罗伯代表着苏格兰放荡不羁的精神，但他的放荡不羁却是很有分寸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罗曼司是历史小说的最佳载体。比尔在《罗曼司》一书中写道：“罗曼司求助于过去或者遥远的社会”（Beer,1970:2），由此可见，罗曼司和过去其实是一种绑定的关系。此外，按照西蒙·拉伍德的说法，“罗曼司最经典的故事是追寻叙述，它最典型的表现方式是一个年轻人追寻新娘的历险”（Loveday,1985:8）。如果我们把比尔和拉伍德的说法结合起来，那么，罗曼司最简便的界定就是关于过去的追寻叙述。如前文所言，司各特时代对苏格兰历史的追寻是一种逃避，但这种逃避是有它特殊社会历史意义的。对苏格兰历史的追寻同时也是对苏格兰民族精神的追寻，在司各特时代，小说尤其是历史小说成为追寻苏格兰民族精神的主要宣泄方式。到了司各特时代，和英格兰联合并永结同心已经成为历史的事实，这个时代的苏格兰性（Scottishness）和英国性（Britishness）是并行不悖的。此外，作为这个时代的代表，司各特在着力展示苏格兰性和英国性的悖论的同时，他已经开始意识到为国际读者或者至少是英国以外的欧洲读者写作的重要性。司各特时代的历史小说选择了罗曼司模式，在虚构与现实之间，罗曼司更加注重虚构，但这决不意味着罗曼司就不顾现实。更何况，某些被冠以“历史”名号的小说，比如高尔特的社会理论史小说，其本质是区域小说而非严格意义的历史小说。所以，虽然为了清晰起见，我们将司各特时代苏格兰小说的主流定调为罗曼司，但这并不意味着司各特时代所有的苏格兰小说都是罗曼司，也不意味着很难归类为罗曼司的小说（比如范瑞尔的家庭小说、高尔特的政治小说）就不如罗曼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