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批发业空间及其形成机制研究

一、 国外研究

（一） 20世纪30～40年代依附于区位论的批发业区位研究

20世纪30～40年代，胡佛从商品移动过程中费用变化的角度，对批发业的区位进行了研究，认为交通连接点或运送中转点是批发业布局的潜在区位点，接近消费地（市场地）的最近交通结节点是批发业的最佳区位选择（张文忠，2000）。涉及批发业区位研究的还有同时期的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生态学派。他们在地租理论的支持下先后提出了城市内部的空间结构模式：伯吉斯的同心环模式、霍伊特的扇形模式、哈里斯和乌尔曼的多核心模式。同心圆模式中，伯吉斯认为最里圈是城市的中心商业区，环绕商业区的是过渡地带，一部分被零售商业侵占，一部分为低级住宅、小型工厂、批发商以及一些货仓的过渡地带；扇形模式中，霍伊特认为交通条件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交通路线由市中心作放射状分布，轻工业和批发商业对沿着辐射运输路线所增加的可达性最为敏感（许学强等，1997）；哈里斯和乌尔曼认为重工业和市郊居住区也对城市内部结构带来重要影响，因此形成多核心的结构模式。其中，交通位置最优的地域会发展成为中心商业区，批发业和轻工业中心区以及中低收入居住中心区则出现在中心商业区的外围。

尽管上述这几种模式所描述的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存在较大差异，但对批发业的布局则有较为一致的看法。

第一，批发业与城市最核心的中心商业区毗邻。城市中心区的土地资源极为稀缺，如何使其效益最大化是土地经营者所关注的重点问题。20世纪60年代，阿隆索将杜能的农业区位研究引申到城市，建立了城市的“单中心模型”（梁进社，2008）。他认为城市土地级差收益的客观存在，必然吸引人口、交通、信息、资金等各类空间经济要素向城市中心集聚，从而使城市中心地带的地价上升，并产生排异现象，将附加值低的产业依次向聚集体外围排斥（顾朝林等，2000）。一般而言，对比起工业、房地产和农业，商业的付租能力最强，其在市中心所产生的经济地租最大；商业分为零售业和批发业，显然前者的经济地租曲线斜率较后者大，因此在市中心首先经营零售业，中心外围为批发业。

第二，批发业与轻工业的发展关系密切，两者布局在同一区域。西方文献中，学者普遍认为批发业在产业集群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轻工业所提供的产品是批发业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

第三，批发业的布局区域也是货仓、港口码头等物流基础设施的布局区域，说明批发业明显受到交通通达性的影响，而且与物流活动的关系非常密切。

（二） 20世纪40～60年代受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影响，学者流行用与批发贸易相关的指标来测量城市中心性

1933年，克里斯塔勒发表《德国南部的中心地》一书，提出了完善的中心地理论体系。作为城市聚落的一个模式，中心地理论的支配地位征服了早期的关于批发业的地理论文（Glasmeier，1992）。人们假设影响批发业布局的因素与零售业相同，因此认为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模型足以解释批发业的选址问题（Rabiega，1973）。有学者甚至认为批发业比零售业的靠近中心性趋势更大（Beckman et al.，1959）。这一阶段，学者常用与批发贸易（零售贸易）相关的指标来划分中心地。他们假设各城市的人均值不会有很大差异，因此一个城市具有较高的人均批发值，意味着它服务于城市外部的大规模人口，具有较高的中心性（Siddall，1961），如Harris（1943）根据就业数据，将城市划分为两种中心地城市：批发中心和零售中心。批发业的范围在统计上可以通过批发贸易量、批发企业（机构）数以及所拥有的雇员和资本来测量（Alderson，1949）；Siddall（1961）将批发贸易当作最有效的单一指标来测量美国的中心地职能。

（三） 20世纪70～90年代文献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专门对批发业区位进行研究，并对其形成机制的探讨程度加深；二是通过研究批发业来探讨城镇体系

1.批发业区位的研究

1970年Vance专门对批发业区位进行研究。其著作《批发业地理》采用历史分析方法对美国批发区位的形成和发展进行了实证研究，开辟了批发业地理和都市批发业的区位布局新领域（张文忠，2000）。他认为批发贸易体系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没有考虑外在因素影响的中心地模型不足以解释批发贸易的空间布局。Vance的批发业区位理论从两个空间尺度展开：一是全国范围的批发区位空间，二是都市内批发业区位。无论是国家尺度，还是都市尺度，Vance都认为批发业的区位始于交通结节点（如各中转地或仓库），它们的变动都取决于交通技术的发展。

关于国家尺度，Vance认为批发贸易往往在集散点进行。这些集散点在国家的边境和制造业国家之间充当门户，然后批发业的内部化（即批发业在国家内陆布局）和集中化布局出现。伴随着内部化是批发业的专业化，当企业变得越来越专业化经营时，其产品的销售地域就越来越广泛。

关于都市尺度，Vance将都市内的批发业分为以下两大类型，一是选址主要受供应源接近性影响的传统批发区（传统的仓库），一般布局在靠近城市中心的交通站场附近，以都市圈为腹地进行服务；二是受顾客接近性影响的批发区，包括农产品地区、商品品种选择地区、预售交付地区、面向制造业的原材料地区和办公批发区，各种地域类型有不同的布局特点。其中，农产品批发区布局在城市购物区的边缘，重要的区位因子是接近众多的小规模经营者（如城市的餐厅、酒店、蔬菜经销商等）；商品品种选择地区通常毗邻中央商务区布局，方便集聚在中央商务区酒店的城市外部顾客挑选产品，因此该区经营的产品具有较大的选择性，如家具、服装等；预售交付区一般位于都市内部的主要干线附近；面向制造业的原材料批发区以纸张批发区为例，纸张批发商靠近城市核心及印刷区布局；办公批发区位于城市核心，便于接近客户和协商市场价格。然而，接近客户这一影响因素对于批发业布局的重要性逐渐下降，交通运输成本的重要性却逐渐增加。因此，随着交通条件的发展，批发业的集聚发生变化，从城市中心往城市边缘发展。

国外的批发市场一般指水产品、鲜活产品等农产品批发市场，农产品批发市场是农产品营销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Robert（1937）、Morgan（1958）、Max（1963）是较早关注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学者，但对批发市场区位的研究较为薄弱。Jumper（1974）深入研究了果蔬批发市场的类型及其空间布局，发现生产者导向市场大多布局在蔬菜产地，便于收集若干农场的产品；由于交通条件的改善，货源离市场的范围大多在40公里以内。消费者导向市场则远离产区，货物在半径80～120公里的范围内相对小批量地转售给零售网点、连锁商店及下一级批发商。一些城市还建立了新的食品分销中心，类似于“产业园区”，专业从事食品的加工和配送，集中了都市区大部分食品的批发和存储。

2.批发业区位的形成机制研究

20世纪70年代，Vance（1970）提出了美国批发贸易布局变化的主要机制：在早期历史上，美国与欧洲的深厚贸易联系导致了重要贸易转口港的建立，随着外贸重要性的下降、交通运输技术的提高，以及国家内部货物需求的上升，一些早期转口港或货物集散地的重要性降低，国内出现了新的区域性和次区域批发贸易中心。因此，交通技术的提高以及逐步的内部化是批发贸易地理不断变化的主要力量。20世纪80年代，Dennis（1984）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该学者聚焦于美国40个最大的批发贸易中心，将美国都市区的批发贸易变化划分为三个阶段：国家主导、区域主导、都市区内部分散化。阶段一以纽约在国家尺度上的重要位置，以及转口港的建立为代表；阶段二的特征是纽约批发商业的影响作用降低以及一些早期转口港相对作用的减弱；阶段三是区域主导阶段的持续发展，特征是批发贸易功能的郊区化，纽约、芝加哥和洛杉矶等郊区的大型批发贸易中心的出现就是其中之一体现。有学者探讨了新加坡中心地区批发贸易的特征和布局模式，认为批发贸易的经营业务不同，其空间和布局需求也不一样。但是，可达性几乎是所有类型的批发贸易布局需求的重要影响因素（Wing and Lee，1980）。20世纪90年代，Glasmeier（1992）探讨了批发商在产业集群的早期形成中的重要性。批发商通过扩展企业的市场范围减少了当地市场的规模限制，因此使得本地专业化形成，从而促进了劳动分工的形成。Riemers（1998）对荷兰批发业进行研究，得出以下影响批发业空间布局的因素。①发展历史。批发企业在经营之初规模通常较小，仅由创始人和少数人运营，所以初始布局往往是公司创始人的家乡；当公司发展壮大时，就不得不搬迁。②业务场所的可获得性。这些场所必须给公司提供高效运营的机会，以及空间扩展的可能性。③土地价格。④业务场所的可达性。大部分企业渴望靠近高速公路出入口的位置，而进行国际贸易的批发业倾向于靠近港口和机场，降低运输成本；不同的区位因素的重要性会随着批发公司类型的不同而不同。

3.批发业与城镇体系

在日本，学者对批发业的功能等级结构与城镇体系间的关系有较多关注。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大型制造商和贸易公司总部在三大都市区（东京、大阪和名古屋）集中分布，并在非都市区（省级区域）建立起大量的分支机构，形成了批发分销体系。由批发分销所建立的城市间联系反过来塑造了日本省级区域的城市体系结构（Nishihara，1994）；Hasegawa（1974）通过分析每一城市批发商的功能特征来探讨东北地方的城市间联系，发现就日本整体而言，东京和大阪是国家级的批发分销中心，而仙台、广岛和福冈是区域性的批发中心；在东北地方，每个县从东京进口大部分商品（其次是宫城县），销售目的地仅局限在邻近的县（宫城县除外）。Koganezaw（1986）将东北地方批发市场功能等级系统概括如下：中央批发市场，全国范围收集蔬菜，并接收从东京中央批发市场转运过来的蔬菜；地方批发市场，从邻近产区收集蔬菜，并接收位于东京或者东北地方的中央批发市场转运过来的蔬菜；还有一种地方批发市场，依赖于东北地方的中央批发市场转运过来的蔬菜。Teraya（1986）认为批发贸易能够产生商品的实体流动，以及直接揭示区域间经济联系的结构和强度。Nishihara（1994）基于对九州岛各类型批发商的调查问卷探讨城市间联系以及城镇体系的性质，认为城市批发功能的等级、连同他们城市间联系的特征结构，取决于区域批发企业的组织特征，以及取决于企业的经营品种；各种批发网点的空间联系可以甄别具有等级结构的城市体系。

（四）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物流管理方式和物流技术的日渐成熟和发展，批发业跟现代物流业的结合日益重要，学者更多地关注批发业的空间优化

Kawabata（1995）认为信息网络的进步引起了贸易区的扩展，以及贸易区和配送点的扩张。因此，批发商整合了贸易和配送点，并引起功能变化，从而导致贸易和配送点数量的减少，这些结点转移到火车站附近，也导致了物流配送中心的功能分离和空间分离。配送点外迁到城市外围的同时，使得城市内传统批发区的空间逐渐优化（Hesse，2007）。因此，当规划新的批发市场时，应考虑长时期的城市发展规划；批发市场的规划需要找到一个规模大小适合，以及符合交通发展（连接到市区或者在市区里）的地方。批发市场必须确保足够的可进入性，以及提高所需的专门的空间和设施；在批发市场中引进物流平台来满足大型采购者（如超级市场）的需求的重要性应该得到认可（Seidler，2001）。

二、 国内研究

由于批发业是在改革开放后发展起来，到了21世纪初已有20多年的时间，面对这一阶段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WTO的加入、商业格局变化、JIT配送的发展以及批发业自身经营问题等，加上由于批发业物流所带来的城市交通拥堵、经营环境恶化问题，学者对批发业的关注日益增加，文献数量激增。

在世纪之交，学者对传统的国有批发企业转型给予很大关注，普遍提出转型的方向是建立现代物流配送中心，从而整合资源、完善功能，提高物流效率。

近年来，学者更多地关注批发市场的升级转型，提出批发业物流要向现代物流方向发展。批发交易要与现代物流相结合，注重开展物流增值服务，包括运输、仓储、配送和流通加工等活动，通过统一进货、统一结算等经营策略降低商户的运营成本。

国内对批发业的研究主要体现在批发市场方面，研究地域涉及广州、北京、山东、浙江等批发业发达的省市，其中以浙江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的研究居多。研究内容涉及批发市场的空间布局及其区位因素、与产业集群的关系，以及批发市场的现状问题及发展对策。

（一） 批发市场的空间布局及其区位因素

批发市场在空间分布上具有不均衡的特点，从全国范围看，东部多于中西部地区，华东地区高于其他地区，大城市高于中小城市。省际差别也十分明显，浙江、江苏等一些省份是专业市场的集中地区（张芝刚，2009）；亿元市场数量最多的地区是江苏省, 其次是浙江、山东、广东、河北等省，并存在向东部沿海地区和大城市集中的趋向（石忆邵等，2005，2008）。在珠江三角洲，内圈层的专业批发市场数量明显高于外圈层，西部地区的明显高于东部地区，尤其以佛山城区、南海、顺德一带密度最大（方小山等，2002）。

城市层面的批发市场空间布局研究中，以广州的成果居多。林耿等（2003）对广州市的商业功能区空间结构进行研究，认为广州市从城市核心区到边缘区，形成零售—批发—综合性批零的商业功能圈层结构。肖怡（2005）发现广州54%的批发市场分布在内圈层（行政区划调整前的越秀区、荔湾区、东山区和天河区），40%分布在中圈层（行政区划调整前的海珠区、芳村区、白云区和黄埔区），6%分布在外圈层（行政区划调整前的花都区、增城市、番禺区）；并认为这种空间布局不合理，中心城区的土地资源遭受浪费的同时，对城市空间、交通运输带来较大的压力，且商流与物流的矛盾十分突出，对批发市场的发展壮大不利。谢涤湘等（2008）发现大都市批发市场的集聚分布是一种常见现象，广州市批发市场的空间分布类型可大致分为老城区传统型、交通枢纽导向型、城市内部交通主干道沿线型和城市外围快速干线沿线及交叉口型四种。

批发市场内部布局研究方面，陈华杰等（2011）运用GIS和空间句法的集成方法定量分析了义乌国际商贸城内部的空间结构特征，结果表明义乌商贸城内部空间结构在总体布局上智能性、可理解性较差，局部区域及部分入口的便捷度较差。批发市场内部需与之相适应的交通配套设施, 如大面积的停车设施、发达的邮电通信系统和大容量的仓储设施等（汤宇卿，1996）。

批发市场的空间布局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纵观学者的研究，发现交通条件、土地资源、政府行为、集聚以及批发市场自身经营等是主要的区位因素（张洋等，2001；方小山等，2002；崔承印等，2002；谢涤湘等，2008；刘婷婷等，2008）。林耿等（2004）分析了广州市对外交通干线分布对批发空间形成的影响，得出批发市场群的分布基本位于对外的水陆交通干线附近，充分依托了城市出入口的结点优势。同时，地租（地价）也是一个主要的影响因素，如增槎路—广清高速公路、东圃一带和广州大道南部市场群的初步形成，都是得益于土地的低价。

张娜（2006）将影响西安批发市场布局的区位因素分为两类，一类为包括城市空间结构和土地价格在内的宏观因素，另一类为包括消费者、交通和集聚等因素在内的微观因素；并分析得出排在前五位的因素分别是：完备的运输网络、利用基础设施配套程度、相关政策的影响、靠近交通枢纽、舒缓交通压力。王施益（2010）认为专业市场的区位因素由传统因素和现代因素组成。传统因素包括交通、市场、集聚和空间四大因素，其中市场因素对专业市场布局的拉动作用明显，交通条件对专业市场的布局具有引导作用，政府通过城市规划、土地规划等影响专业市场的布局；现代因素包括人文因素和信息因素，尤其是信息因素，使得专业市场的区位选择更加灵活。李喆等（2010）通过对北京市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研究，得出市场经营和基础设施因素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在市场经营因素中，农产品的流向和流量最为重要，其次分别是土地价格、竞争环境和市场的功能定位。

（二） 批发市场与产业集群的关系

2000年以来，学者对批发市场与产业集群的关注度逐渐上升。有学者总结了专业市场与产业集聚的互动机制，认为产业集聚是专业市场发展的支撑，而专业市场是产业集群发展的基础（王施益，2010）。专业市场能够使信息的集聚化、专业化加强，支撑产业和配套设施发展，并传导政府对产业的发展政策（李晶，2004）。欧开培、肖怡等（2006，2007，2008）通过对广东省、珠三角等地市的研究，发现专业批发市场与产业集群之间存在着一种耦合生长机制，认为成熟的产业集群都不是纯粹的生产企业集群，而是由生产性企业与流通企业（专业批发市场）共同构成。杨强、陆立军等（2005，2009，2011）通过对浙江批发市场的研究，发现专业市场在促进区域分工与制造产业集聚式发展方面的贡献相当明显，而产业集聚的专业化及多样化效应对构筑专业市场核心竞争力、加快专业市场升级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刘斯敖等（2012）则认为专业市场的规模报酬递增与专业化分工网络效应促进制造业的发展；制造业企业规模的扩大与组织创新推动着专业市场的不断创新与升级，从而实现专业市场与制造业的协同发展。

（三） 批发市场的辐射力

批发市场的辐射性又称输出性，是指通过商品或生产要素由市场区向市场外部的流通。欧开培等（2007）通过对广州市51家批发市场的调查，发现入场商品50%以上来自国外的有1家，30%～50%来自国外的有4家，其余46家的入场商品主要来自国内或省内；从出场商品的流向中，50%以上商品流出国外的有1家，30%～50%商品流出国外的有5家，其余45家的商品主要流向国内或华南地区。郭崇义等（2010）发现北京大型玩具批发市场、服装批发市场、农产品批发市场都能辐射到北京周边的河北、内蒙古、山西、山东、天津、辽宁等省份；从辐射强度上, 距离北京由近到远递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