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资本积累和吸收劳动力
直接吸收和间接吸收
我们说过，发展的关键在于资本积累。如前所述，资本积累可以增加吸收劳动力，同时提高生产率。
资本的吸收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再生产资本注12的积累带来就业的直接增加。另一方面，收入增长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剩余又转变为对这个过程所生产的产品的需求，以及对私人服务与国家服务的需求。在这种需求中就表现出资本积累对就业的间接作用。
来自服务的收入又形成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这样就呈现出需求与就业之间的相互依赖，尽管最初的活力推动是由企业中的资本积累造成的。
企业产值的增长是由劳动力就业的直接增加及其生产率因技术进步而提高所决定的。需求以及私人服务和国家服务的产值则主要取决于企业产值的增长。
在服务业中，技术进步首先表现为服务质量与效益的改进，其次才是与物质生产部门相比较的生产率的增长。不过，服务部门出现生产率增长，就构成一个增加对产品需求的自主因素。
从另一个角度看，随着个人收入因生产率增长而提高，就出现一个需求多样化的过程，不仅对产品的需求多样化，对服务的需求也多样化。因此，在就业总量中服务部门占的比例就逐步提高。
生产率取决于实物资本的积累和人材培养方面的积累。技术革命具体体现在实物资本中，它带来更高的生产率和产品的高质量与高效益。与此同时，技术进步本身要求对劳动力进行越来越高和越来越复杂的专业训练。没有这一点，则伴随着实物资本而来的生产率的增长就会部分地损失掉。
还应看到，某些私人服务以及国家服务，会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促进对资本更好的利用，从而使整个体系的生产率和效益得到提高。
做了这些初步的说明之后，我们将对积累与就业的动力进行分析。
体系的排斥趋势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发展的特点是生产率和效益更高的技术层次不断地取代生产率和效益较低的技术层次。在这个过程中，生产率和效益较低的技术层次趋于消失，在这些技术层次中就业的劳动力则逐步向生产率和效益更高的技术层次方面转移。
在外围，由于很大一部分劳动力在生产率很低的技术层次中就业，上述过程必然要经历相当长的时间。尽管从工业化的决定性推动以来已经历了数十年的漫长时间，迄今这部分劳动力比例仍然比较高。
在应当被吸收的劳动力总量中，表现出社会结构的混杂性。有一些国家，占拉丁美洲外围的多数，那里在开始搞工业化的时候，有很大一部分劳动力一直在收入极低的前资本主义技术层次中就业。在这些国家，吸收过程必然要比上述劳动力占比例较小的那些国家更长、更困难。
现在我们来解释这种现象。从本质上讲，社会结构中大量低阶层的长期存在，是再生产资本积累不足的明显证据，此外也有劳动力增长过快的问题。
我们从前面表述的很简要的概念出发来考察一下这些不同的因素。积累会同时带来生产率的增长，生产率增长又使积累增加。这个积累过程的强度取决于更高的生产率的成果中积累所占的比例。
剩余是再生产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不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因此，在我们的论证中，我们将局限于这一点。
剩余有一个特点。由于这个特点在动力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有必要予以强调。实际上，剩余的数量会随着生产率的不断提高而增加。在市场规律作用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剩余会以高于生产率增长的速度而增加。与此同时，劳动力的收入则以低于生产率增长的速度增加。
特权消费社会正是由此而产生的。因为在发展的过程中，剩余如此增加能使生产资料所有者——主要是上层的——以及这些阶层中的劳动力增加其消费，牺牲其他阶层的消费增长，而不一定要降低资本积累速度。
现在再回到我们的论证。我们想说明以很低的生产率就业的下层长期存在这样一种现象。这种现象之所以发生，是由于积累不足，不能起到把这些阶层的劳动力吸收到生产率更高的技术层次中去的作用。积累之所以不足，主要原因是，剩余虽然增加了，但其中很大的一部分被用来增加上层的消费，而这些资金本来是可以用于积累的。如果不大大提高积累速度，把剩余的越来越多的部分用于积累，就将不可能起到这种吸收作用。
这就是在特权消费社会中发生的浪费积累潜力的严重后果，也是与这个社会联系如此紧密的中心榨取收入以及国家过分膨胀的严重后果。
不过，事情并非到此为止。吸收问题不仅仅涉及在下层增长的劳动力，而且也涉及整个社会结构中劳动力的增长。
最近几十年中劳动力的增长特别迅速，这就意味着资本积累速度也应提高，以避免吸收问题更加尖锐。然而，在这个体系中，没有任何东西会自发地导致这种调整。于是就出现劳动力过剩或者失业，结果使排斥下层的趋势更加严重。
生产率的提高也造成类似的后果。生产率的提高就意味着单位资本吸收的劳动力减少，或者说，生产率提高，吸收作用就减弱。
此外，在积累没有增加的情况下，由人口增长所加剧的劳动力过剩量就会更大。
这里我们又遇到了浪费潜力的问题。如果由更高的生产率带来的剩余增加能用来提高再生产资本积累的速度，那么，对劳动力的吸收就不仅能弥补其减弱趋势，而且能抵消这种趋势。但是由于情况并不是这样，就在原来在下层以低生产率就业的人们之外又加上那些变成多余的劳动力。应当记住，下层是过剩劳动力占比重最高的地方。这一方面是由于需求的变化，这一点下面将会谈到;另一方面，如前面已指出的，下层人口增长的速度更高。
我希望在做了这些解释之后，人们对外围资本主义的性质已能理解。简而言之，特权消费社会是在与中心的社会结构很不相同的外围社会结构中，中心的某些现象得到扩散和模仿的结果。这种结构的巨大混杂性使得技术进步的成果被极不平等地占有。而这种不平等又使得在大众通讯与传播技术的推动下模仿中心的日益先进的消费形式成为可能。所有这一切都孕育着排斥与过剩的巨大的社会代价。
社会结构同时影响着人口增长速度，因为在中心出现的、能保护和延长人的生命的科技成就的扩散，其影响是很不均衡的。在下层，死亡率的下降并不伴随着像在中、上层那样的出生率的下降。事实上，众所周知，下层不能迅速地表现出社会心理变化。在发展的过程中，这种社会心理变化却引起了中、上层出生率的下降。
所有这些说明，特权消费社会的范围有限。在这里，有可能达到事业兴隆，有可能取得引起自己人和局外人都羡慕的高度经济效益，而与此同时，在这个体系的底层，低消费社会却长期存在。这是这个体系没有社会效益的突出表现之一。
剩余与体系的社会效益
有人以为，这个体系也可以获得社会效益，但他们没有注意到，消费社会的蓬勃兴盛恰恰是建立在它缺乏社会效益的基础之上。不是说这个体系运转得不好，而是这个体系本来就是这样，是一个社会性的腐败体系。
根据前面所作的解释，发展的社会效益主要取决于生产率更高的技术层次吸收低技术层次的劳动力的强度。假如这个过程进行得令人满意，那么低技术层次就会逐步消失，较高一级的技术层次就会连续不断地取代前一技术层次让出的位置。
这个现象会连续发展到何种地步?有必要说明这个问题，以便更好地理解外围资本主义的性质。如果剩余不断地用于再生产积累，那会是一种俭朴的资本主义，那里的生产资料所有者会战胜中心的诱惑而彻底地利用他们手中拥有的积累潜力。
于是，由于倒退性竞争的逐步削弱，由于企业之间为谋求自身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加剧竞争，劳动力会越来越多地分享更高的生产率的成果。实际上，在原来以低生产率就业的劳动力从很高的比重往下降的情况下，这个过程会导致特权消费社会的消失而走向一种公平的消费。
事实上，这个体系不是这么运转的。外围资本主义中不存在这样的俭朴精神。即便有这种精神，也不可能在分享剩余方面超过一定的临界点。关于临界点问题在第三部分再讨论。
把剩余最大限度地用于积累的这样一种俭朴的资本主义的形象是虚构的。注13
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们屈从于两种对立的趋势。一种趋势鼓励他们增加其资本积累，以便增加其经济权力并扩展其活动;与此同时，另一种趋势则促使他们着迷地模仿中心的消费。在企业家们开始发展的时候，第一种趋势可能占主导地位，而再往后，当他们的剩余达到既能更大量地增加消费、又能增加资本积累的程度时，就不再是这样了。不过，即使他们的活动范围再有限，资本积累的速度也必须足以加强体系的动力。
需求多样化与就业的变化
我们再来谈吸收过程。我们已解释过劳动力由最低的技术层次向生产率更高的技术层次的转移。然而，我们还根本没有谈到在就业方面同时发生的变化。下面还会看到，这些变化又对权力关系产生影响。现在我们来谈这个问题。
在人均收入增加和分配差别扩大的同时，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就发生变动。就业方面的变化就取决于上述变动。
要了解需求方面的这些变动，就应当了解技术的二分性。有一些技术使生产率提高，另一些技术则使产品和服务越来越多样化。这两类技术的紧密联系达到这样的程度：由于中心不断的技术更新，生产率越是提高，就越是鼓励在模仿性的资本主义中采用新的多样化形式。
因此，多样化既出现在适应市场需求的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方面，也出现在国家服务方面。国家服务通过政治与行政决策来满足。
在涉及产品这个方面，尽人皆知，每当一个初期发展阶段过去，在初级产品特别是食品方面的需求增长通常是比较迟缓的。在这类产品中多样化是极为有限的，只有在加工形式方面是例外，其理由是众所周知的。
但是，与此相反，在对工业品的需求方面多样化似乎是无止境的。随着对一种产品的需求逐步达到饱和，这种产品的新的式样或新的产品又出现。这里有在中心的发展中技术与需求之间的一种相互影响。受科学发展推动的技术革新鼓励着需求的多样化，而多样化又鞭策着技术革新。
需求方面的变化伴随着劳动力从初级产品生产向工业转移，也向那些随着技术进步而出现类似的多样化现象的服务部门转移。换言之，既有排挤劳动力的部门，又有吸收劳动力的部门。
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对这种劳动力的转移具有重大影响。请注意，在生产率增长速度上升的情况下，积累速度相对于总产值而言就必须提得更高。如果不这样做，吸收部门为使本部门增加的劳动力和从排出部门转移来的劳动力都获得就业的能力就下降。而当排出部门生产率也出现增长时，则在这类部门中需求多样化对就业的不利因素上又增加一个新的压制性因素。
这就是资本积累不足的最严重的表现之一。农业方面的情况最为明显。当在农业中引进生产率更高的技术层次时，一部分劳动力就成为多余的，他们或在农村处于失业或部分失业状态，或在需求没有增长的情况下流向城市去寻找工作。然而，鉴于吸收性部门的积累不足，这样转移的居民在生产率更高的技术层次中找不到工作。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比较微薄的收入会促成一种倒退性吸收劳动力的现象，主要是增加专业技术要求很低或根本不需要专业技术的私人服务。这就可以看出，并不是只要有地方吸收就足以解决那些在消费不足的社会中度日的社会下层的问题，而必须是这种吸收在越来越高的生产率水平上去加以实现。
这些事实往往使得新古典主义的某些思想家们认为，在这个体系中之所以存在劳动力过剩，是由于劳动力报酬过高，使劳动力不能被吸收。不过，在这个如此奇特的论点上，新古典派的严密推论并未显示出公正，因为按照这种推论，如果工资下降，物价也一定得下降。只是在外围资本主义的现实当中这种现象并未出现，剩余倒是在增加，以满足特权消费社会的享有者们更多的娱乐和消遣。
经过上面的叙述之后，可以明显看出，这个体系吸收能力的不足表现为社会结构的下层的收入比例与上层相比相对地恶化，因为上层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分享着更高的生产率的成果。
这种恶化也成为某些初级产品特别是农产品比价的一种类似趋势。当有大量可支配的土地以及大量的劳动力，从而使生产的扩展超过了需求的时候，情况就更是如此。在更高的生产率导致生产扩展超过需求的时候，情形也是如此。在土地不多或需求很活跃的时候，由生产率增长而带来的剩余就具体体现（权且这么说吧）为地租。这个问题后面还会再谈。
需求与城市的集中
需求多样化和收入分配对城市的集中有很大的影响。当然，如我们已说过的，技术进步逐渐把人们从农业中排挤出来。不过，这种现象并不意味着它本身就引起了城市的集中。事实上，试想一下，假如从外围的工业化开始以来工业产品的价格就下降，那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当时大部分人口还是农村居民，当技术进步的成果在他们中间扩散的同时，需求也会得到扩散。但是这种情况并未发生。成果被截留在城市，在城市中需求就相应增长。这一点对于工厂建在城市以及在城市里发展那些给集中提供附加推动力的对外经济肯定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
我不仅仅是指劳动者由于受到工业化及其他吸收部门对劳动力需求的吸引而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在很大程度上也指资本和土地所有者首先占有了技术进步的成果。外围工业化的原始资本中的一部分来自于农业及其他初级产品生产部门。大产业主们虽然要在土地上度过一定时光，但他们把大部分地租花费在城市里，从而给内部需求增加一个新的因素。当他们在土地上以及在工业中投资时，一部分也是投在城市里。因此，把剩余用于花销或投资，其效果就不限于影响城市的企业家，而且也会影响农村的企业家。
城市集中的经济起源在于外围的对外贸易。随后就是工业化。而在这整个过程中是集中又孕育着集中!这是一种自身为自身提供养料的螺旋形式。中层的形成和对产品与服务的需求扩大给这种形式以新的推动力。在这一切之后是国家服务的发展。由于权力结构的作用，国家服务的发展呈现出一种明显的城市倾向。
显然，除了所有这些之外，还得加上大城市生活使人入迷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大众通讯媒介引起的。人们从农村来到这些大城市，那些不能在生产机构中立足的人只好在困窘中度日。
社会学家们就城市集中的后果问题写了大量文章，我只想强调指出，集中的趋势已被这个体系运转的形式大大地强化了。
此外，除了集中所引起的其他种种日益严重的不利后果之外，集中一旦超过了某种限度，与收入分配形式密切相连的经济力量的自发作用，会导致大城市中经济收益越来越低的基础设施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