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占有，再分配和体系的危机

我们在其他地方已经谈到了剩余的结构性来源，但尚未说明是何种机制使得生产资料所有者占有剩余并随着生产率不断提高而增加剩余。现在我们准备来说明这个问题。

这种机制是外围资本主义中最重要的一种机制。它特别适应于上层的统治利益，适应于他们的经济与社会权力的集中，适应于他们巨大的政治影响。

这是一种建立在巨大的社会不平等基础上的机制，它能在市场规律充分发挥作用的情况下使体系正常运转。

这种机制是什么?它与生产过程的动力相一致。这里我提前说出了我的解释的含义。在生产过程的动力中，由于生产率不断提高，最终产品的生产要比从事这一生产的就业及其相应的收入增长更快。因此，如果对这类产品的需求是来自于这些收入，那么随着生产率的增长，价格就会下降。然而，需求不是产生于这些产品生产过程中业已支付的这些收入，而是来自于尔后才进入市场的、数量更大的产品的正在进行的生产所产生的更多的收入。于是，由这些更多的收入所产生的需求阻碍着价格的下跌。

因此，为了支付正在进行的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收入，企业就求助于银行系统创造货币。这种创造是生产过程所固有的。孤立地看待它必定不可原谅地使对于发展动力的解释成为白费唇舌。

因此，光指出剩余的结构性质是不够的。还必须明白，为何剩余并不像新古典流派经济学家们所设想的那样会由于竞争而消失。事实上，正像他们常说的那样，他们把利润的持久性归因于企业的联合，从而限制或消灭了竞争，或归因于市场的其他缺陷。

相反，我坚持认为，剩余会通过它自身的浮动起伏不断增加，即便在毫无限制的竞争状况下也是如此。

我认为，这个结论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剩余的不断增加是体系的一项根本性的动力要求，资本积累基本上取决于剩余的不断增加，特权消费社会的发展也是如此。

因此，有必要用第一章的篇幅来说明占有机制。这种说明或许有点令人厌烦，不过，没有这个说明便不会懂得外围资本主义的性质。我及时地指出，在限制我的阐述范围时，我并不是说在中心就不存在类似现象。不过，我们坚持这样一点，即除非是为了解外围的情况所必需，否则我不去深入谈中心的问题。

生产过程的动力所要求的货币的创造，是由货币当局负责调节的。为进行这种调节，利用了某些传统的竞赛规则。这些规则指明，如何避免创造货币导致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不过，有一个基本条件:这些规则只有在市场规律充分发挥作用的情况下才能实施。当劳动力的工会和政治权力加强并与市场规律相对立时，货币当局便日益丧失效力。在结构变动的深入阶段中民主化进程不受约束地发展时，上述情况就会出现。于是，一种新的通货膨胀类型、即社会性通货膨胀就到来。这种膨胀通常与传统型通货膨胀结合在一起。

结果，货币当局终于变得无能为力。它在按照正统原则对付社会性膨胀的努力之中，引起了经济的停滞或萎缩，而并未阻止通货膨胀的螺旋上升。这个问题以及其他一些问题将在第二章中研究。

螺旋式通货膨胀与停滞或萎缩并存，是一种使那些在其理论中继续抛开社会结构及其变动的人们难堪和惊慌失措的现象。不在第一章中先考察生产过程的动力所固有的货而创造，我们就不可能理解这一点。

在第二章中我们也力图弄清另一种表面看来自相矛盾的现象。创造货币也往往是由于财政赤字的缘故。人们常常设想，为了抵消它的通货膨胀后果，必须限制对生产活动的信贷，因为紧接着财政赤字之后会有货币过剩。假如了解了占有剩余的机制的性质和生产过程的要求，就会看到这种限制政策适得其反的后果。再分配权力越是得到巩固，这种后果就越是严重。

货币当局的重要作用导致体系的严重倒退。鉴于民主化进程从长远来说不会与不断增加剩余的动力要求相调和，居于统治地位的利益便力求操纵这个进程，或依靠国家的镇压，或直接施加压力，使政治与工会权力屈服。剩余的动力于是又得到恢复，即便通货膨胀并不一定被制止。所有这一切都要付出一种高昂的政治与社会代价。这些问题便是第三章的内容。

以上就是这些章节的主要论点。在现行的、以剩余和由一种变幻不定的社会结构产生的权力关系的作用为基础的积累与分配制度之内，社会性膨胀已变得难于对付了。这是一个与外围资本主义相关的、涉及它的特殊性的论点。不过，也许会有助于解释中心的通货膨胀的某些重要方面。我们在拉丁美洲取得了这种新的膨胀类型的先驱者这个颇有争议的功绩。中心即便有另一些意义重大的因素，但不见得就没有这种新型的膨胀。

最后，在第四章，我们再来谈货币正统派及其在改造外围体系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