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我的发展思想的演变

我刚才概述的这些思想以及我在后面将要阐述的其他思想，代表着我关于发展问题的思想的漫长历程的又一个阶段。我这方面的思想是在1949年我进入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以前几年开始的。

在开始阶段，世界大萧条曾对于我的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当时，为对付那次萧条的极其不利的反响所迫，我不得不逐步抛弃我年轻时在大学里接受的新古典派理论。

那次危机的教训促使我后来对外围的发展、外围的巨大外部脆弱性以及与中心的关系等进行思考。

在我面前有着拉丁美洲发展这个广阔的、几乎不曾探讨过的领域。必须探讨它并确定它的轮廓。那轮廓是很不确定的、模糊的，就像发现这个大陆时最新绘制的地图的轮廓一样，逐步才精确起来，直至与实际相符。

于是，在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我逐步扩展自己的知识，观察新的现象。而这样做又几乎总是因为需要——有时是无法延搁的——解决一些很具体的问题所促使，并从一批杰出的年轻经济学家的合作与批评中得到鼓舞。他们大部分是拉丁美洲人，当时正在摆脱那些根深蒂固的教条的束缚。

就这样逐渐出现了某些理论上的贡献。这些贡献中的每一个又都是其他新贡献的起点。这个进程是漫长而艰苦的，并多次被实践的义务所打断。因此，一些思想就逐步沉淀下来并获得了坚实性，直至在这本书中体现出来。现在是把一种总的发展理论连接起来，它吸收了那些断断续续的理论贡献，并且超出了经济的常规范围，以便把其他一些很重要的因素结合进来。不这样做，便不能正确地解释复杂的实际现象。解释这些现象首先是为了给体系的改造开辟道路。

在经过持续不断的努力之后，使我得出这个总的发展观的主要理论贡献是哪些呢?现在有必要提及这些贡献。

我是以下述考虑作为出发点的，即外围资本主义是依照过去的国际分工和比较优势格局所安排的世界体系的组成部分。这是附加的、附属的资本主义，是在先进国家的霸权和市场规律统治下从属于先进国家利益的资本主义。

这些先进国家的资本主义过去实质上是向心性的，现在仍然是这样。它的动力尽管是很重要的，但不足以使得外围能推动自身的发展;外围在适当的时候应当创造自身的动力，打破过去的那种格局。

为达此目的，外围必须实行工业化，这就是有意识地去做中心的动力未能自发地导致的事情。

由于大萧条的缘故，工业化已经蓬勃兴起。但是，在拉丁美洲内外引起强烈的抵制。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指出了这种发展的不可避免的要求的合理性。这种要求是和农业的技术进步密切相连的。农业部门因技术进步而使生产率增加得越多，工业化就必然越是强烈。否则，农业价格相对恶化的趋势会加剧，从而遏制农业的扩展并影响发展速度，对劳动力的生产性吸收也将发生困难。

于是我们努力让人们懂得，鉴于外围发展的历史性延误，由于资本主义的向心性质，适当地保护新的工业以补偿其较高的成本就成为必要。

这就是替代进口原则。内向发展观念就以这个原则为基础，因为对拉丁美洲整体来说，当时实行外向发展似不可能。替代是存在于中心的、不利于外围出口的条件的一种结局。

然而，在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我们也认为，在拉美国家之间存在着相互交换的巨大可能性;最终目的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形成共同市场。^注4扩大市场和竞争将使得成本下降，直至工业具有国际竞争能力。

毫无疑问，工业化是在带有重大缺陷的情况下发展的。但是，由于工业化，才得以取得高于向中心出口初级产品所能取得的发展速度。实际上，因工业产品成本较高而损失的收入，远远小于因经济的总产值的增长而带来的收益。

所说的缺陷主要在于过分的保护和工业化的不平衡，鼓励了替代而没有给予制成品出口以同样的刺激。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我们就公开地这么说。

与此同时，我们还提出了发展规划的思想。我们的确并不否认市场的重要性。但是，我们坚持认为，这个机制不能使人预见到发展引起的结构性变化，也不能实现为推动发展所必需的那些变化。因此，增加规划手段就势在必行，既是为了提高资本积累速度以应付发展的需要，也是为了防止它的后果。

事实上，积累速度是不够的，这不仅是由于外围发展当时所处的初期阶段，还由于模仿中心的消费^注5和引进了某些工艺技术。这些工艺技术要求更高的资本密度，减少了对劳动力的吸收。^注6

这些就是我在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提出的论点。如我在前面说过，是在一批很杰出的合作者的鼓励和支持下提出的。这些论点曾在拉丁美洲内外受到很多人批评。尽管这些论点是局部的、不完整的，但依然保留着它们的价值。

在初期的那些年月，通货膨胀也曾引起我的关注。我们抨击来自中心的货币正统派的建议。大家进行了一些重要的研究，从中产生了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的结构主义论点。但是，我们不善于向正统派提出一种不同的有效选择。在还没有彻底深入社会结构的时候，这样做是不可能的。我们还没有条件这样做。

不过，问题还不限于此。在我们的文章中显然还没有出现收入分配问题。在我们的头脑深处甚至还留存着一种新古典派的残余:随着时间的推移，发展的活力本身会自发地导致分配平等。我们也的确议论过现行的土地占有制度。认为这种制度不仅阻碍着技术进步的渗入，而且自身就造成一种很大的社会不平等，不过，我们的研究也只是到此为止。

在尔后的一些年里，事实使得我们扩展了关于社会不平等问题的分析和建议。在1963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注7我们果断地论及了这个问题，承认尽管经过了几十年的工业化，仍有广大的社会集团处于十分落后的状态，并探讨了这种现象的经济与社会学的原因。的确，在20世纪50年代所做的分析中，我们在说明不平等问题时曾赋予经济结构一种重要的作用;然而，那是一种有局限性的观点，它没有扩展到把整个社会结构包括进去。那些年中，一种实质上是发展的经济理论的偏颇观念在我思想上占了上风^注8

这种更广阔的发展观使新古典理论未能澄清的疑问显露出来;然而，我不能继续我的理论思考，因为在联合国担任的新职责使我离开了拉丁美洲。在联合国的工作中我得以利用在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获得的知识。就这样过去了许多年，直至我又重新研究这些问题以及外围资本主义的其他问题，并理解它的动力。与此同时，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和拉丁美洲经济社会规划研究所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们仍继续从事他们的任务，做出了十分宝贵的贡献。

现在我在这本书中介绍一下我自己的研究结果。在这篇《引论》的第一部分我曾力图介绍这方面内容的要点。有一些研究结果我曾在刊于《拉美经委会评论》的文章中做了阐述，并请一些很有权威和洞察力的同事进行了批评。他们的批评使我进一步深化和阐明了自己的思想，直至将它们提炼在这本书中。

在最初的论点中突出了中心-外围格局。尽管最近这些年中我尽力以批判的态度审查自己的思想，力图更新它，使之符合于实际中已经发生的变化，同时也吸收他人的思想，但是，我未能放弃我最初的理论革新思想所赖以形成的中心-外围概念。我认为，这个概念继续有效，尽管需要继续努力来吸收一些新的要素，使它有更大的连贯性，并把一些分散的片断归纳成一种系统的介绍。^注9

谈谈这个理论概念的由来或许有点意思。从我开始成为经济学家的时候起，我就强烈地感到被经济的周期运动所吸引。我脑子里塞满了形形色色的理论，却弄不明白阿根廷经济的种种现象。后来，当从世界大萧条的时候起我不得不在同样的现实中采取行动时，我感到无所适从。更有甚者，我常常感到，过去学的东西不但不能解释那种现实，而且还妨碍我去考察它。由此我终于确信，不论是关于工业国的周期的解释，还是为缓和周期运动并纠正其后果的措施，对于出口初级产品的外围和刚刚开始的工业化都是不适用的。

经过多年的行动之后，我曾得以退隐并思考我自己的经验。于是，我确信，在工业国家中提出的那些理论不过是妄图享有普遍意义。它们有可能解释工业国家的现象，尽管并不总是令人满意，但是解释不了我们这些国家发生的现象。

于是就产生了中心的概念。由一个主要的活力中心把中心的推动力传递到外围。周期性扩张的推动力与收缩运动循环往复地相延续。在经济的这些起伏运动中，中心起一种主动作用，外围则起一种被动作用，只不过外围在周期的下降阶段做出的反应有助于恢复中心的活动，从而提供新的推动力。显然，我任何时候都不曾想要建立一种外围的周期理论，而只是想抓住一些必需的理论要素加入到总的周期理论中去，使这种理论具有普遍意义。在这些理论要素中时间概念与空间概念具有首要的意义。

不过，现在不是详细叙述这个问题的时候，而是应当说说我是如何在中心-外围概念方面逐步取得进展的。虽然资本主义逐渐学会了对周期运动积极地施加影响，但是，归根到底，周期运动代表了资本主义经济生长的典型形式。这种考虑自然地使得我给予上述概念一种更加广泛的范围，从对波动的考察转入对发展现象本身的分析。

中心-外围的理论模式的最初要素就是这样产生的。这个理论模式后来又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丰富和修改，现在我力图在这本书中对它加以更新并给它增加一些原先没有的基本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