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自然进化与文化演化奇异的相似性

达尔文认为，自然与文化的关系“奇异地相似”。他认为，“语言”（文化）和“物种”（自然）都在进化，而进化凭借相同的“自然选择”机制。在《人类的起源及性选择》（The Descent of Man, and Selection in Relation to Sex，1871）里，他写道：

不同语言和物种的形成，以及两者通过渐进过程发展的证据，都奇异地相似……生存斗争中某些受喜爱的语词的生存或保留是自然选择的结果。（Darwin 1871: 90 -91）

注意，在达尔文笔下，两种进化的“形成”和“证据”，都“奇异地相似”。换言之，他不仅断言，像生物物种一样，文化是进化的，而且认为，我们了解两者进化过程的方式相同。他凭直觉感到，语言变化的解释即因果机制和物种的变化是相同的。他暗示，语言研究和更广泛的文化研究是一门进化科学。

在这本书里，我们将挑战达尔文的直觉，把我们研究的结果称为“文化科学”（cultural science）。我们不仅尝试引用所谓“物种起源”的知识去研究文化，而且更重要的是重新思考作为进化过程的文化。我们不想在文化研究领域宣传更多的教条，也不想宣称预先就知道，“达尔文始终是正确的”，但我们的确认为，从卡尔·波普尔 ^注11 所谓的“大胆假设”入手至关重要。这个假设是，进化过程是达尔文式的：文化通过自然选择进化，换言之，我们选用“进化”一词的字面意义，而不是比喻意义。我们设想，通过考察文化与这个假设的关系，文化的性质是可以解释的。许多书谋求解释文化。人类学的重点放在传统社会，文化研究则从考察当代社会入手，尤其从现代竞争性的工业国和帝国入手，故其研究重点是书面文化（literary culture），以及创意艺术和表演艺术。文化研究的目标是在感知的基础上进行定义。这是走在达尔文之前的悠久传统，尤其是德国（Watson 2010）和英国（Williams 1960）的传统。在德意志，这个传统走在德国建国之前；和这个传统伴生的是就文化的性质和角色进行深入而富有激情的理论建构。思想家们想知道，在工业化扩张、竞争的语境中、在现代国家上升的过程中，不同的时期和地方有何特征。他们相信，文化在此扮演关键的角色。这一条探询的路子延续到当代，形成大量的文献，在作家的会话中延续下来，这些作家本身就是重要的文化人物。从歌德 ^注12和柯尔律治 ^注13，经过马修·阿诺德 ^注14、约翰·罗斯金 ^注15和艾略特^注16，直到雷蒙德·威廉斯 ^注17 和霍加特 ^注18 （Hartley 2003）。

我们认为，这些文献是前达尔文主义文献，旨在通过研究结果去寻找文化的原因。与之相比，我们在这里重新解释文化，将其视为达尔文式的概念。我们注意到进化科学和复杂性科学（evolutionary and complexity sciences）的新进展，试图生成这两门学科之间所谓的“一致性”（consilience）（E. O. Wilson，1998），以及它们与人文学科和创意艺术之间的一致性。我们的雄心是达成某种“现代综合”（modern synthesis），朱利安·赫胥黎^注191942年达成了生物科学的综合。正如梅索迪（Mesoudi 2010, 2011）所言，学科的现代综合可以达成，不仅在心理学和人类学这样的社会科学里达成，而且在跨学科的频谱里达成，从艺术和人文开始、经由数学和复杂性学科研究，直达生物学和经济学之类的进化科学。既然如此，文化科学就可以被视为进化科学而确定下来。凭借当代知识的全套设备，而不是依靠18世纪德国人对政治现代化的回应时演绎出来的范畴。

达尔文所谓的语言和人类起源“奇异的相似性”是可以系统发展的。彼时的德国人区分两个范畴：文化（Kultur）和文明（Zivilisation）。文化被视为富于幻想的天赋或精神的内心生活，是文明的权力（政治）和有用的生产力（经济）的外表显示（Lepenies 2006: 4）。文学界的浪漫主义者和行动主义者比如柯尔律治和阿诺德迫不及待地抓住文化这根棍子，敲打工业化和民主化的资本主义（文明），同时敲打与之伴生的知识和社会（权力）关系。无论你多么狂热地想要批判当代生产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文化都不是在文化和文明这两个范畴的区分中凸现出来的。文化地位的突显是在进化科学和复杂性科学确立的过程中完成的，这些学科运用的是因果关系，而不是决疑法（casuistry）；不过，它们的洞见并没有被引进文化研究。虽然文化批评家、活动分子、实干家和消费者对数字媒介有广泛的兴趣，但数据使用和分析里计算机辅助的方法论意义却没有实现。前达尔文主义的文化研究试图靠批判效应和动因来解释文化，而不是靠批判原因和动态系统——宛若解释电气原理时问“谁开的灯”。然而，了解文化这个进化系统如何运行的手段，以及如何研究这个系统的手段，已然近在咫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