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举”到“科学”

1837年8月，张之洞出生于贵州兴义府官宦之家，祖籍是直隶南皮（今属河北）。童年的张之洞非常勤勉，且喜欢晚上学习，九岁时读书就“非获解不辍，髯灯思索，每至夜分，倦则伏案而睡，既醒复思，必得解乃已”^注23。在十一二岁时，在父亲挚友胡林翼和韩超教授下，这位留着长辫子、穿着小马褂，目光里满是懵懂和羞怯的少年在科举路上渐露锋芒，十三岁考取秀才，十五岁中举人第一名，“一时才名噪都下”^注24。消息传到贵州，两位老师为这位得意门生而高兴非常，胡林翼致书张之洞的父亲说：“得令郎领解之讯，与南溪（韩超号）开口而笑者累日。”^注25后胡林翼逝世于湖北巡抚任上，张之洞任湖广总督后多次到“胡祠”凭吊，并写道：“二老当年开口笑，九原今日反身悲，敢云驽钝能为役，差幸心源早得师。”^注261864年，张之洞参加了会试、殿试，中一甲第三名，考取进士，成为了众人瞩目的“探花”郎，授翰林院编修，从此步入政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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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林翼（1812—1861），字贶生，号润芝，湖南益阳县泉交河人。1836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他是湘军重要首领，至湖北巡抚，与曾国藩、左宗棠被史学家并称为“中兴三名臣”。曾多次推荐左宗棠、李鸿章、阎敬铭等，为时人所称道。蒋介石特别崇拜胡林翼的军事才能，把曾国藩、胡林翼的治军用兵之道编成《曾胡兵法》，作为黄埔军校学生的必读教材，并签名题词赠给学生。青年时代的毛泽东，阅读了《胡林翼遗集》，也十分钦佩胡林翼的文韬武略和做人为官之道，遂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毛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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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超（1799—1878），字寓中，号南溪，直隶（今河北）昌黎人。1834年的副贡生。沉勇慷慨。胡文忠称为血性奇男子。1842年因在天津办理海防有功，奖叙州判，分发贵州，任独山知州。1851年从胡林翼镇压镇远苗民起义，后累迁署贵州巡抚。

张之洞为官四十余年，先后出任浙江乡试副考官、湖北学政、四川乡试副考官、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并两度署理两江总督，晚年入军机处，升任大学士，并主管学部。在这其中，张之洞于1881—1883年任山西巡抚，时间虽然不长，但他认识了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使他对西学知识及西方教育有所认识，文化思想发生了极大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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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提摩太（1845—1919），英国浸礼会传教士，先后就学于斯旺西师范学校和哈佛福韦斯特学院。1870年来华，在山东、山西等地传教。1886年，李提摩太来到北京，主要进行演讲和写书的工作，发表了《七国新学备要》，介绍西方各国的教育情况，并建议清朝政府每年拿出一百万两白银作为教育改革的经费。1890年，他到天津任《时报》主笔，鼓吹维新变法。1891年，任上海同文书会总干事，后任广学会总干事。他与李鸿章、张之洞来往密切，张之洞曾拨款一千两白银资助广学会。他与康有为、梁启超亦关系甚好，戊戌变法失败后曾协助康有为出走。1901年，他建议用庚子赔款设立山西大学堂。1902年任山西大学堂西学书斋总理。清政府赐他头品顶戴，二等双龙宝星，并诰封三代。

张之洞初到山西时，读到李提摩太曾向曾国荃提出的包含“以工代赈”、开矿、兴实业、办学校在内的“西化”山西计划，眼界大开。当他得知李提摩太还深通汉语，精研孔、道、佛三教经典,又有丰富的西学知识时，便聘请李提摩太为顾问。为此，李提摩太专门从伦敦购置了科学书籍和仪器,并在太原组织了演讲社,从1881年到1884年按月在太原向山西官绅进行演讲及试演表演,内容包括天文、历史、地理、声学、电学、光学、机械、医学等科学常识,并表演磁石吸铁、氧气助燃、电可发光等简单实验。这些“泰西新学”虽然只是普通的科技常识，但让饱读经史的张之洞对现代科学产生了“仰之弥高”^注27的好感，并对李提摩太的一些思想极为赏识。“他一直在重复我在谈话中提到的一个论点：生存就像博弈，不掌握一定的技巧是无法同掌握了技巧的对手竞争的，看来这在他身上发挥了作用”。并承认，“任何国家要繁荣昌盛都必须进行改革。”^注28受李提摩太的启迪，这位精明的晚清大臣，明确了崇尚现代科学知识与现代教育的新锐视野，同时也深刻认识到外语与外交的重要，他写道：“盖闻经国以自强为本,自强以储才为先,方今万国盟聘,事变日多,洋务最为当务之急。……查中外交涉事宜,以商务为体,以兵战为用,以条约为章程；以周知各国特产、商情、疆域、政令、学术、兵械、公法律例为根抵；以通晓各国语言文字为入门。”^注29在出任山西巡抚期间，张之洞每日“丑正二刻（凌晨两点半）即起，寅初阅（凌晨三点）公犊，辰初（晨七点）见客”。^注30夙兴夜寐，废寝忘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