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苏格拉底和智者

在苏格拉底之前，希腊社会文化的中心主要出现在希腊殖民地米利都、爱菲索、萨摩斯和南意大利等地。公元前五世纪初，希腊文化和政治中心开始向希腊本土汇聚，雅典成为地中海的教化之地。以此开始，雅典将出现西方思想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即使是亚里士多德之后，雅典城邦已经衰落，哲学家们仍将继续汇聚于此。伊壁鸠鲁的花园学派、基提翁的芝诺的斯多亚学派、皮浪的怀疑学派以及斯彪西波接任校长的学园派，都延续了雅典哲学传统直到公元前一世纪。再之后，由于罗马帝国朱利安皇帝的大力支持，公元四世纪时雅典的哲学和教育得到某种程度的复苏。可以说，自公元前五世纪后到中世纪前夕，雅典教化了整个地中海。它所展开的文明探索的深度以及影响的广度，都为其他文明所无法比拟。

雅典文明之花绽放之前，希腊殖民地就已经有出色的文化成就。公元前五世纪的前半叶，由于两次希波战争，一方面希腊的小亚细亚的殖民地例如米利都被波斯摧毁，另一方面雅典领导希腊联盟所获得的经济和政治的优势转化为文化成就。希腊文明在希腊本土主要是雅典达到鼎盛。希腊殖民地的思想家和哲学家纷纷到访雅典，既使得雅典成为地中海文明活动的中心，也催生了雅典本土的思想家。那些由殖民地到雅典的著名思想家有阿那克萨戈拉和智者，而智者运动在把雅典文明催向成熟这一点上至关重要。智者是指希腊出现的第一批收费教师，最著名的有普罗塔哥拉和高尔吉亚，他们都不是雅典本地人。普罗塔哥拉是阿布塔拉人，高尔吉亚是雷昂底恩人，他们都在公元前五世纪活跃于雅典。苏格拉底的绝大部分对话以及柏拉图一生著作中的主要部分都在与智者论战。显然，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看来，智者在雅典的活动威胁了雅典的城邦，柏拉图更把他们看成是真理的敌人，威胁到真理的呈现。因此，智者运动对于理解雅典的哲学，至少对于理解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至为关键。

苏格拉底、柏拉图和智者运动的关系至少构成了雅典哲学活动的前半部分，后半部分则是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哲学的关系。我们固然不能够说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思想的主题仅限于智者的话题，而实际上智者的话题确实要小得多。然而智者运动隐藏着一种令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深感不安的危险，这种危险既可能影响雅典城邦，也影响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对真理是否能够被言说以及如何被言说的深度思考。只有显明了智者运动的“危险”，才能够有说服力地展示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为何选择另一条“危险”的哲学道路。如果把智者的哲学看成是“相对主义”之于“真理”的危险，那么同样，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则选择“绝对主义”，同样也会威胁到“真理”。智者们或许并不是有意以知识论的方式去表达他们的相对主义，他们更像是在尝试一种哲学实践，那就是满足青年人充分展示其政治理想的教育。苏格拉底则把所有的教育方式以及所有相关的说服活动，都看成是哲学的事业，在形式上也类似于智者。透过苏格拉底的这种更高层次的对智者的批评，人类思想开始形成哲学的典范，这就是在柏拉图对话录中所达到的理智至上论，全方位地展开了有关人类福祉及其命运的思考。可能是透过柏拉图的震撼人心的真诚的思考以及数千年来对柏拉图哲学途径的依附，人类思想也被送入一种真正的“险境”，这就是柏拉图用以展示政治、伦理和价值的潜在的绝对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