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会学家乔启明

乔启明是卜凯的弟子中较独特的一位，他承袭老师的衣钵，也拓展了老师的学说，开创了我国早期的农村社区研究，成为有影响的农村社会学家。

他于1897年出生在山西省猗氏县（今临猗县）太侯村。早年丧父，由长兄抚育成长就学。读书成绩优异，被山西省政府公费保送到金大农林科，1924年毕业后留校，作卜凯的助手。自幼在农村长大的乔启明，目睹人多地少，生活贫困，文化落后等现象，提出乡村建设必须重视农村社会问题，诸如农村组织、租佃制度和农村人口等。那时，金大农经系在南京远郊的农村服务站建起两个农民文娱中心。每周六及周日下午，乔启明都去到那里，放幻灯、放电影，读报、讲故事，或带领农民孩子做游戏。卜凯在晚年所写的《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之发展》一文中，对他多有赞语。

全国土地利用调查，乔启明负责主持苏皖晋豫陕等省十几个县的四次调查。他利用1926至1928年农村调查的材料，写出《山西清原县一百四十三农家人口调查之研究》一文。他指出，农村男女性比率严重失衡，“每女子100人中，就有男子119.0人，此种事实，在山西是三件事造成的，即生理方面，男子生产的数目，是比女子为高，女子为社会所轻视，有较大的死亡，及溺女之风甚炽的缘故。”于是男婚就成了难题，“形成一种女子未及成年即行出嫁，男子反多老而未娶的恶俗。”进入21世纪，笔者所在的地区，仍不时能看到警察到山西解救被拐卖妇女的案例报道。想想乔启明几十年前的论断，的确不乏先见之明。

当时国内发生过一场关于中国人口增减问题及其对策的辩论。多数学者持中国近年人口没有增加还有所减少，应鼓励生育的观点。乔启明认为这种观点缺乏事实基础。他以1924至1925年调查皖豫苏晋四省11县镇4216户农家总共22169口人的数据为例，写出《中国乡村人口问题之研究》一文，以确凿的数据驳斥应增加人口的观点，提出应从治标（移民、提倡实业、增加生产等方面来调剂人口）和治本（实行迟婚节育）等方面解决人口过剩问题的建议。他的观点比马寅初的新人口论还早提出二十多年。不过那时，直至后来很长时间，那都是被批判的靶子。而这些观点恰恰契合了马克思在1850年的一篇政论文章中对中国人口的预见：“在这个国家，缓慢地、但不断增加的过剩人口早已使它的社会条件成为这个民族大多数人的沉重枷锁。”［19］

1932年，卜凯选派乔启明赴美国康奈尔大学专攻农业经济和乡村社会学。归国后，乔启明组织了对豫鄂皖赣四省租佃制度的调查。随后在金大讲授《乡村社会学》和《农村组织学》。他以讲义为基础，结合中国农村实际调研数据，写成《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学》专著，1945年4月由商务印书馆在重庆出版。他在书中写道：“我国农村社会经济衰弱不振之原因，固属多端，而人口、土地与文化三者之失调，实为针血之所在。”他提出了控制人口标本兼治的措施，如提倡工商业，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普及乡村教育以提高人口质量等等。

1942年，乔启明接任金大农经系主任兼全国农产促进委员会技术组主任。那时学术气氛活跃，尽管金大农经系的师资力量以美英学派为主，但也请过曾到苏联工作的德国农业经济学家Ｈ.姚诺尔（Zorner）来做苏维埃集体农业的专题报告，还邀请对卜凯的农场土地调查和农村改良工作持批判态度的学者千家驹等来演讲，俨然是唱对台戏。

所谓“三农问题”，在乔启明看来，不仅是人口与土地失调、文化落后等因素所致，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真正意义的农村社会组织。他撰写《农会组织须知》《农会会务与业务》等文章，厘清农会与农民协会、合作社，及保甲组织的区别；阐述农会的组织原则、宣传组织步骤、事业与运用方法及辅导人员的职责等；分析组织农会的实际困难，农会的经济自立问题及提高农会工作效率的途径等。1942年，他率领农经系师生会同四川温江县政府及地方社团，在推广农业委员会的资助和督导下，共同组成乡村建设协会。登记的合作社有140个，联合社5个，社员6697人。开办农民学校及夜校，组织辅导信用合作社业务，辅导设立造纸、纺织等小型工厂，从生产、经济、社会、教育等方面对农民推广农业科学技术。广受农民欢迎，也招致地方恶势力的疑忌，被扣上“赤化”的帽子，被迫于1943年停办。

在20世纪40年代的学者从政潮中，乔启明应国民政府经济部农产促进委员会主委穆藕初之邀，担任该会副主委，两年后接任主委，主管国统区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的推广工作，还一度担任中国农民银行农贷处长等职。他幻想在更大的范围实现自己的理想，但其农村社会改良方案，在激烈的阶级革命时期只能是一种愿景。

得意门生崔毓俊

崔毓俊是卜凯最早的弟子，也是他着意培养的助手。

1901年11月6日，他出生在河北省盐山县城东郊的一个中农家庭，先在北京教会学校萃文中学毕业，又读齐鲁大学（简称齐大）修天文算数。因家贫辍学去北京萃文中学打工赚钱。后受裴义理（Joseph Bailie）影响，立志学农，于1922年考入金大农经系。因家贫申请勤工俭学，崔毓俊获得在卜凯办公室做统计打算盘的工作。1923年，受卜凯派遣，崔毓俊回老家完成了“盐山县150农家调查”的课题，承担了卜凯主编的《中国农家经济》一书的部分章节。1925年大学毕业，卜凯劝他留校，芮思娄则建议他回乡创建农业推广基地。他选择了后者。1928年，冯玉祥将编余的50名军官送到金大农事班培训。这批“北方佬”听不懂江浙老师讲课，金大调崔毓俊回校授课，从此成了卜凯的助手和农经系的骨干教师。

1932年底，崔毓俊参与中国土地利用调查，受卜凯派遣负责西南地区。他经香港、海防、河内、老街，过中国边界河口镇到达昆明。他在大理中学教了一个月英语，在与学生建立感情并教会他们农业调查的方法后，他选派一批中学生协助进行土地调查。他在云贵历时一年，1933年冬回到南京。这段经历，他曾写道：

我这个南京金陵大学的农业调查员，若在内地算不了什么。可是在盘县到安顺的路上，就是了不起的大人物。南京是大人物居住的地方。调查员和委员长又都有个“员”字。阴差阳错的，我就成了中央下来的委员。每到一村，团兵就找头目，逼着村子派一两个壮丁协助护送。有的村子一个不派，估计是给了团兵好处。有的村民一看见我们来，青年人就躲进山里。团兵就逼迫老太太，满山坡上乱喊乱叫：“小狗子！中央下来的委员要过路。不用你挑，不用你抬，单单领领路……”我们要靠团兵保平安，自然不能干预人家的“公事”，只好给点茶钱。……

安顺是鸦片的重要集散地。每年6至9月，广东武汉等地的烟商云集于此。我们在安顺投宿时，店老板把我们当成烟商了。因为我们的口音、行装与烟商无异。此时由安顺到贵阳的公路是运烟的专道。有专运烟不载客的汽车，有运烟再搭一两个旅客的汽车，就是没有不运烟光载客的汽车。

安顺城里有烟馆八百余家。平均每个烟馆5套烟具，每套烟具每日烧1两烟土。依此计算安顺一处全年至少消费146万两烟土。按当地价格4角1两计算，每年要有58.4万元的钱消费在这亡国灭种的烟土上。想想就不寒而栗……

贵阳城西的蔡关乡后寨村的一个老者，伤心地对我讲了发生在该村的事情：过去村民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十年前，省里的一个姓王的财政厅长发了大财，来后寨村置地。这位大人站在山上，眼睛看得着的，手尖指得着的都是他要买的地。他不通知，也不议价，只按他的意愿定价。他把钱给谁，谁就是他的佃农了。当时的田价是80元左右一斗种，他只给30元。（贵州的农田不按亩，而按播下的种子算）从此农户向他交租，还得向官府纳粮。这么好的自耕农，就这样变成了处处吃亏的佃农。听着老者的叙述，我这个致力于发展农村经济的农业工作者，除了惭愧伤心别无他法！［20］

卜凯的农经学派被贬称为“技术学派”，崔毓俊的喟叹，或多少反映出这门学科在积贫积弱的时代的尴尬处境。

1938年夏，金大农经系迁到成都青莲巷办公。比邻的四川省土地陈报办事处处长看到农经系的土地分类调查报告与该处的土地呈报极为相似，就建议联合办理各县的土地分类调查。对金大农经系的好处是调查师出有名，且能补贴部分经费。从当年开始，就委派崔毓俊具体实施这项调查。1941年12月因赴美留学，改由应廉耕主持。至1942年结束，历时4年，共调查四川66个县的土地情况。但只出版了温江、双流两县的调查报告，余者因物价高涨，无法付印。金大农经系与四川省土地陈报办事处各有1份抄件。1946年学校迁返南京，调查资料全部带回。1952年校院系调整，这批资料并入南京农学院保存，1954年冬校区失火，付之一炬。留在四川的那一份，也弃若敝屣，下落不明。［21］

去了美国的崔毓俊，在康奈尔大学进修农场管理学。硕士论文完成后，按导师的意见到农村实习。1943年7月，他赴纽约州东部盐点镇，到卜凯教授的小弟弟克莱弗德（Clifford Buck）的农场实习月余。克莱弗德夫妇都是康奈尔大学毕业生，有三个孩子，养有70多头奶牛，1200多只蛋鸡，种有960多亩玉米和苜蓿。8月，崔毓俊又去卜凯父亲的农场再实习。84岁的老卜凯在距纽约市约60英里的达奇斯县快乐谷（Pleasant Valley）经营着60英亩苹果园，养有4头奶牛。早上挤牛奶，早饭后，他与崔毓俊开着装满空木箱的中型卡车到果园摘苹果。摘完的好苹果送往冷藏库。参与劳动的崔毓俊体会到，美国农场经营的成功，是建立在农民辛勤劳动、科技高度发达、经济原则合理、供销组织健全、农业推广机构服务完善等基础上的。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他感叹道，开了眼界却无法移植。

1944年夏，学成归来的崔毓俊回到成都金大，在农经系开设“农场管理学”和“农业经济研究法”两门课。系上在东郊净居寺东的东山镇设立华阳农业推广辅导区，推广农家记账，由崔毓俊兼任主任。他带领张济时和杨声远两位辅导员，动员农民加入农场经营改良会。他们让入会的农民得到实惠，如获得农作物或良种畜禽，获授先进的农业科技方法，以及优先借贷农业金库的农贷等。眼见为实，参加“改良会”的农民有四十多户，记账的农家在合理利用劳力、安排资金等方面尝到了甜头。但“改良会”的成功，不过是一个精心培育的“盆景”，在当时并无大面积推广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