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问题意识：何谓传统哲学的困境
柏格森的问题意识集中表现在他对传统哲学的困境的解析上。在柏格森的视野内，传统哲学有三种类型：
（1）唯心主义。把物理现象归结为心理现象，以主观意识解说客观事物，如贝克莱把物说成是“感觉的复合”。
（2）唯物主义。把心理现象归结为物理现象，把主观感觉视为客观事物的印记，以“刺激—反应”的模式研究意识的发生。
（3）先验主义。“把我们从自己的结构所借来的某些形式作为媒介以知觉事物。”3 先验主义调和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把认知的形式归于主体，但承认事物有一定的自在性。
按照柏格森的看法，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遇到的困难在于心理现象和物理现象是不能相互还原的。用适合于物理现象的形式难以说明心理现象，用适合于心理现象的形式难以说明物理现象。心理现象的主要特征是“强度”（intensité）、“绵延”（durée）、“自由决定”；物理现象的主要特征是广延、数量、条件与结果的必然关联。物理的东西处于空间之中，是可以测量的，服从必然的因果律。心理的强度是一种性质，不是数量或大小。我们的意识状态不是无连续性的众多体，而是不可分割的绵延。我们在外界找不到绵延，所能找到的只是同时发生。我们能做出自由的决定；而外界事物则受条件的制约，遵循必然的自然规律。由于意识与事物之间的这种根本性差异，把意识还原为事物或把事物还原为意识的道路都是走不通的。
唯心论者企图把事物还原为感觉的复合。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只要闭上眼睛，我所见到的宇宙就会消失。然而，我们决定不去感知事物，事物依然按照其自己的方式存在。科学使我们确信，物理现象按照一种确定的规则相互接续、相互制约，结果与原因构成严格的比例关系。“在我们感官知觉到的规则与我们准备为了科学而设想的规则之间，不可能存在转换。”4 一些唯物主义的实验心理学家，企图以对神经系统的物理刺激和生理反应来说明意识。但柏格森认为，这些生理反应一点没有触及意识的特质，因为刺激与感受存在本质差异，不同的刺激所产生的是身体反应的量的差别，不同的感受则是质的差别，刺激是可以通过外感知的方式观察到的，而感受只能被自己所体验。
柏格森的时代是实验心理学有重大发现的时代。实验心理学找到了一些大脑的生理结构与意识的关系。例如，实验心理学家发现，人的语言机能和记忆机能位于大脑皮层的某一部位，如果人的大脑的这一部位因撞伤等事件而发生物理损伤，则那人就会犯失语症，会丧失记忆。这似乎支持了唯物主义对意识的说明。柏格森本人早年也从事心理实验工作，但他做出了不同的解释。按照他的看法，在撞击等事件对大脑的损伤中，在许多情况下，属于意识本身的记忆和语言思维没有丧失，所丧失的只是记忆和语言思维的联结系统。这犹如挂衣钩坏了，一件衣服掉下来了，衣服本身并没有坏。正如修好挂衣钩仍然能把衣服挂起来一样，修复了该部位神经系统的人会恢复记忆和语言能力。如果记忆正是那样被储存在皮质细胞里，如果失语症就是由这些皮质细胞的毁坏而造成的，那么就不可能再恢复相关的记忆和说出单词了。然而却存在这样的情况：“要使患者找到一个单词，往往只要向他提示该单词的第一个音节，把他放在单词的轨迹上就可以了。甚至仅仅对患者进行一番鼓励，也能奏效。情感也可能产生同样的效果。”5 这是柏格森在《物质与记忆》一书中花相当大篇幅探讨的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有关记忆的实验心理学和病理学的论域。他探讨这些问题的原因是，他在《意识的直接材料》中有关意识的论点遭到持唯物论立场的实验心理学的批评，而他同样诉诸实验心理学的根据加以反驳。然而，从其所主张的基本论点和立论的根本依据看，他的理由与其说来自实验，不如说来自哲学。他主张，意识绝不能被还原为大脑的生理机能。拿记忆来说，如果对一个单词的记忆被当作刻入大脑皮层上的听觉的印痕及其激活，那么有多少种声音音高和嗓音音质，就会有多少种听觉形象。实际上，记忆不是如此被动的。在记忆中存在主动的抽象、选择和综合的活动。当人面临某种情势要加以处置时，会引发其对过去经验的记忆；而这种记忆是活生生的，是与人现在的处境和希望结合在一起的，是其整个生命之流的一部分。柏格森主张意识的动力不是来自大脑的机能，而是来自生命意志的冲力。在此意义上，他主张精神现象与身体只有间接的关系；不是大脑思考，而是思考的精神使用大脑，使意识得以通过大脑的活动表现出来。
柏格森意识到，他那个时代，有关身心关系学说的主要倾向，不是把心理归结为物理的唯物主义，也不是把物理归结为心理的唯心主义，而是“把我们从自己的结构所借来的某些形式作为媒介以知觉事物”的先验主义。他认为，自康德以来，这种倾向越来越显著，然而，这种康德式的先验论也有其面临的困境。
首先，即便我们可以认定我们在认知事物之前已经有了某些认知事物的形式，这些形式来自我们的主体，我们对事物的认识受到这些媒介的影响，但我们是否能够担保在我们认识事物的过程中我们的认知形式不受到事物的影响呢？柏格森认为，这是很难担保的。这正如一个人在一次旅行之前已经有了某些观念，他抱着这些观念去看待旅行中所遇到的事物，然而在旅行之后他原先的许多观念会发生改变。柏格森写道：“可是人们还可再进一步而提出这个说法，说适用于事物的种种形式不完全是我们自己的贡献，说它们是物质和心灵二者调和的结果，说我们如果给了物质许多东西则我们多半会从物质得到一些东西，又说这样一来，当我们企图在外界做完一次旅行之后再来掌握自己的时候，我们就已经不再不受拘束了。”6
其次，康德主张时间和空间是我们认知事物的感性形式。柏格森认为，康德把时间与空间并列看待是不对的，时间与空间实际上是根本不同的。空间刻画事物的广延性，可以量化，用来测定外部世界的物理对象的大小、方位等。而时间的特质在于绵延。时间总是在流变、在创新、在进行多样性的整合。时间的每一瞬间都是不同质的。这样的时间体现了意识之流、生命之流的本质。这样的时间发自我们意识和生命的内部，能够被我们直接体验到。康德所说的作为认知事物的感性形式的时间，已经是空间化了的时间，是为了量化的需要而塑造出来的，即把时间当作均匀同质的一个一个连接的点，如同空间坐标一样建立时间坐标，用于测定外部世界中的事物发生的同时性和相对位置。在柏格森看来，康德所说的时间不是真正的时间，而只是“时间象征”。柏格森写道：“康德的大毛病在于把时间当作一种纯一的媒介。他没有注意到，真正绵延是互相渗透的瞬刻所构成的；没有注意到，当真正绵延好像具有一个纯一整体的这种形式时，这是由于它被排列在空间。因而康德对于空间与时间二者的区别在骨子里等于把这二者混淆起来。”7
最后，由于康德混淆了时间与空间的区别，自由就被他弄成一种不可理解的事实，实体（物自体）成了不可知的。柏格森认为，这是康德式的先验论的知识论势必要得出的结论。因为，有了这种时间和空间的坐标系，再加上因果关系等范畴，在确定的条件下就能计算出什么样的原因必定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在这种认知模式中一切都是必然的，没有给自由留下任何余地。这种认知模式固然适宜于说明自然现象，但把它应用于意识领域就会产生问题。因为，当用这种认知模式解释意识现象时，意识也就成了必然的了。近代心理学家企图借助联想律说明一组心理现象与另一组心理现象之间关联的规律。按照柏格森的看法，这样解释的心理现象，与其说是心理现象，毋宁说是自然现象，因为它们要么是有关对身体的刺激与感觉之间相联系的规律，要么是所意识到的自然现象。真正的意识现象是绵延；排斥了绵延，自由也就成为不可能的了。然而，康德又舍不得否认自由，于是不得不诉诸实践理性，把自由当作实践理性的预设，把自由护送到“物自体”之超自然的境界里去。“由于他已把绵延和空间混淆在一起，他就把这个确定在空间之外的、真正的、自由的自我变成一个被认为也在绵延之外的，因而是我们知识能力所不能及的自我。”8 “实践理性是我们天职的启示者；它像柏拉图的回忆一样，走来告诉我们：‘物自体’是实有的，虽然我们看不见，却存在着。”9
以上是柏格森所看到的传统哲学存在的问题。他寻求以什么方式去解决这些问题呢？答案其实已经隐含在他对问题的分析中。他主张本体界有本体界的认知方式，现象界有现象界的认知方式，科学有科学的研究途径，哲学有哲学的研究途径。科学研究看重外界事物，看重空间，看重量化，看重概念分析和逻辑推导的理智；哲学研究看重内在世界，看重时间，看重性质的变化，看重对“绵延”的体认和对实体的直觉。如果说科学还谈到时间的话，那它关心的至多是“同时性”。“科学既从外物界去掉绵延，则哲学必得从内心界去掉空间。”10 科学对于时间不保留旁的而只保留同时发生，对于运动自身不保留旁的而只保留运动物体的位置。哲学则要返观内心现象，不把意识当作空间中排列的一个一个的现象，而要按其本来面目看到它，体认意识之流的绵延，直观实在之本质。“在其原始状态被这样恢复之后，绵延就完全显得是一个性质式的众多体，是一个其中各种因素互相渗透之绝对多样性的体系。”11
正是从这一观点出发，柏格森主张，适用于科学的理智的方法不适用于哲学。以往的哲学，不管是唯物论还是唯心论，不管是经验论还是唯理论，只要它们利用理智的形式和理智的方法，它们终究认识不了实在。康德虽然区分了本体界和现象界，但他所阐发的“纯粹理性”只适用于现象界和以牛顿物理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而没有提出本体界的研究方法。对此，柏格森通过如下譬喻来表达：“形而上学家在实在之下掘了一条深长的地道，科学家则在实在之上架了一座高大的桥梁，然而，事物的运动之流却在这两个人工的建筑之间通过，而不与它们接触。”12 因此，柏格森主张，要跳到这条河中去，直接接触它。在他看来，意识之流是绵延的，生命之流是绵延的，绵延是可以被我们直觉到的，本体界的研究途径是对生命意识的体认。绵延是一种不断更新的创化，时间的本质是绵延，是意识之流和生命之流的表现形态；把握了时间，把握了绵延，也就把握了康德称之为“物自体”的实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