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实证主义的问题意识
实证主义的问题意识源于对启蒙思潮的反思。17、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高举理性、自由和进步的大旗，反对宗教的蒙昧主义，推翻封建专制统治，推动社会变革。欧洲社会在这一阶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也体尝到了空前激烈的社会冲突，出现了极其复杂的社会问题。从客观的进程看，英国的社会体制过渡还算平稳，法国就不同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带来的是惨烈的社会动荡、暴力恐怖和内外战争。在整个欧洲，作为第三等级的工商业主与封建贵族之间的斗争，拥有巨大财富的资本家与赤贫的工人之间的斗争，以及受到封建领主和资本双重压迫而奋起反抗的农民暴动，是这一时期社会状况的真实写照。阶级斗争的概念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应运而生的。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实证主义的思想家1起来反思如下问题：
（1）启蒙思想家倡导理性，主张人要用自己的理性作为审判一切的最终法官，但是为什么在这种理性思潮推动下发生的社会革命产生了如此众多非理性的社会现象？究竟什么是理性？我们究竟应该用什么样的理性来组织社会？
（2）启蒙思想家宣扬人类历史在不断进步，但究竟什么是进步呢？人权、自由、平等、民主之类的概念本身就意味着进步吗？还是人类历史要经历一定的发展阶段，按照可信赖的准则来衡量，才能谈得上进步？
（3）人的自由、平等、博爱等理念的实现，与人类社会发展水准的关系如何？离开了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况，能落实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吗？如果人的自由、平等、博爱等理念的实现必须与社会发展状况相协调，那么应该怎样来调整人的社会关系呢？
面对第一个问题，实证主义认为，理性本身并没有什么错，错误在于启蒙思想家对理性的认识不确切。理性的要义不仅仅是合理的推论，而且在于对理论的真假检验。启蒙思想家的许多社会理论听上去十分合理，但却无法检验。启蒙思想家提出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理念，并建立各种各样的社会学说来论证他们的社会主张，其中较为流行的是：人生而自由平等，后来由于互相争斗、私有财产的出现等原因，导致专制主义和社会不平等；因此，需要推翻专制政体，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制度，实现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理念。实证主义者质问：你怎么知道人生而是自由平等的呢？你有什么证据说人由于互相争斗、私有财产等原因而导致失去自由并变得不平等呢？你凭什么方法能证明人类社会将是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呢？
通过对照启蒙思想家的社会理论与自然科学的理论，实证主义者发现它们之间有如下重大差别：自然科学探究自然现象间的规律或法则，这是能够被经验检验的，从而能够判别自然科学理论的真假和优劣。启蒙思想家关心的不是社会现象间的规律，而是他们信以为真的美好的社会理念。他们建立的社会理论虽然娓娓动听，虽然也有一步一步的推理，但是以虚构的假定和想当然的原理为依据，并从未提出去检验这些假定和原理的方式。因此，启蒙思想家的社会理论依然是形而上学的理论，还没有达到科学理论的水准。
由于启蒙思想家提出的社会理论是不可检验的，因此，当启蒙思想家要以理性作为最终法官来审判各种社会理论时，其结果不可避免地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下场；各派政治势力按照各自的利益来鼓吹各自偏好的理论，因而在理性名义下的社会改革不免沦为实质上非理性的血腥斗争。
为克服这种思想上的混乱和社会动荡，实证主义者希望使社会理论从形而上学的学说上升为科学，这就要在社会理论中引入“实证的标准”：只有那些论述社会现象间的规律或法则并可以被经验检验的理论，才配得上称为科学的社会理论。由此，才能以科学的社会理论来指导社会改革，避免无谓的流血牺牲，赢得真正的社会进步。
面对第二个问题，早期的实证主义者倾向于赞同启蒙思想家有关社会历史进步的观点，但责备启蒙思想家的“进步观”只停留在观念层次上，没有提供“实证”的证据。这犹如以往一些人主张生物是进化的，但却没有提供生物进化的证据一样；直到达尔文收集到一系列生物进化的标本，生物进化论才从观念变成一种科学学说。有鉴于此，实证主义者认为，必须掌握人类社会发展的关键证据，才能真正谈得上人类历史是否在进步。
实证主义者寻求发现人类社会进步的外在特征、内在结构和思想方式的演进的线索。人类历史演进的外在特征较为容易发现，如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以蒸汽机为开端的机器化时代；与此相应，有狩猎时代、农耕时代、工业化时代等。对于这样的历史递进，能以考古资料为证据。对于社会结构演进线索的发掘，则较为困难。实证主义者企图从家庭结构（亲缘关系）、经济结构（财产支配关系、商品交换关系）、政治结构（权力关系）的角度进行考察，除了从历史书上找证据外，还以对原始部落的社会调查为依据。对于人类思想方式的演进，早期实证主义较为流行的观点是“三个阶段说”：（1）神学阶段，以神灵意志来解释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2）形而上学阶段，以理性原理来解释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3）科学阶段，以能被经验证实的规律或法则来说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
实证主义者还试图把人类社会进步的外在特征、内在结构和思想方式的演进联系起来考察。他们认为，在使用石器、青铜器的狩猎和原初的农耕时代，人类认识受到神学思想方式的支配；在铁器的农耕时代，人类认识以形而上学思想方式为主；在大机器生产的工业化时代，人类认识进入科学阶段，实证思想方式成为主流。
早期实证主义者对人类社会历史演进的外在特征、内在结构和思想方式的类型的研究还相当粗糙，但他们确立了一条实证的原则，即社会理论必须以可供经验检验的证据为基础。在他们看来，有了这条原则，社会学说就能摆脱形而上学思辨的形态，迈向科学的理论；有了这条原则，任何社会学说都不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而将随着新发现的资料和新的证据被修正或推翻；有了这条原则，社会理论的进步才真正有据可依。
面对第三个问题，实证主义者思考社会理念的实现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关系。各类启蒙思想家大致都推崇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理念，但在优先顺序的配置方面有所分歧：有的把“自由”放在首位，主张只要实现自由贸易、自由经营、自由舆论、自由选举，就能带来经济活力和思想活力，实现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有的把“平等”放在首位，主张只要实现人人劳动、分配平等、社会地位平等，就能解决所有丑恶的社会问题，实现社会正义；有的把“博爱”放在首位，提倡以“人道”为根基的“公民道德”，认为当人道主义的“博爱”取代以 “神灵”为救世主的宗教愚昧后，就能实现人间的真正幸福。
实证主义者反思自由、平等、博爱的关系。他们认识到，不能空谈理念本身的好坏，而必须结合现实的社会处境考察理念实现的可能性及其相互间的配置关系。自由的市场经济能增加经济活力，因为它符合人性中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特点，但也会带来贫富两极分化，导致实质上的社会不平等，增加社会冲突的因素。建立平等的社会关系，实现分配的平等，有助于克服贫富对立，但不利于社会发展所需的专业化分工和经济发展所需的激励手段。实证主义者主张对社会政策的有效性做实证考察，即：不是从理念方面，而是从实际效果方面评价社会政策的有效性。实证主义者的这一立场，使得他们倾向于社会改良而不是社会变革，因为社会改良政策的效果较为看得清，而以理念为指导的社会变革往往导致许多无法预料的负面结果。
实证主义者并非没有注意到道德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他们从一开始就思考了这样一个问题：社会发展所导致的越来越扩大的社会分化靠什么力量才能维系起来呢？他们认为，不能也不可能再通过崇拜神灵的宗教来维持社会道德；但要想建立一个新的“尘世”“人道”的实体，发挥与以往宗教同样的道德教育功能，他们设想实证主义的哲学家和科学家能承担起道德教育的职责，发挥类似于宗教的维系社会和谐的功能。“科学家”和“艺术家”能否充当教士般的“精神领袖”呢？道德规范和道德意识培育的问题能否以实证方式解决呢？这一直是摆在实证主义者面前悬而未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