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讨

江南乡村空间的转型与驱动机制研究

张小林 李红波 李 智

摘 要 江南文化源远流长，杏花春雨、小桥流水的江南人居意象，蕴藉着人们对美好家园的无穷想象，是无数中国人心灵深处的精神故乡。文章结合历史文献资料和现状调查，系统总结江南乡村空间的发展历程，分析不同时期江南传统乡村空间的形成、演化与转型过程，揭示江南经济社会变迁与乡村空间演变的关系，探讨当代传统乡村空间的转型与驱动机制，为当前乡村规划、建设与整治提供策略和政策建议。

关键词 乡村空间；转型；文化变迁；江南地区

1 引言

江南是中国一个极为特殊的地区，“江南”一语所称的地域范围自古以来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专家对江南的认识也存在很大差异，历史地理学家周振鹤指出①，江南作为一个地域从古到今的演变，是一个先扩后缩的过程。在秦汉之际，江南指长江中游的南部，即今湖北南部和湖南全部，南界指到南岭一线。从魏晋南北朝开始，江南开始东扩，直至江浙一带。较为确切的江南概念到唐代才确立，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以山川形便原则分天下为十道时，江南道的范围完全处于长江以南，自湖南西部东到海滨，这是第一次动用行政的力量划出了江南的范围。两宋时期，镇江以东的江苏南部及浙江全境被划入两浙路，这也是后来江南地区的核心区。明代以后，两浙路的经济发展已走在全国前列，其中以苏松常嘉湖五府（今苏州、上海、常州、嘉兴及湖州）最为富庶，江南已不仅是地理区域，更是经济区域的概念。近代以来，江南指的是镇江以东的江苏南部及浙江北部地区，更加狭义的范围，则仅指太湖流域。本文所指的江南以长江南部、江苏省的苏南地区为研究范围，包括苏州、无锡、常州、南京、镇江五市，部分历史文献梳理时，可能会涉及“江南”的其他地域。

本文重点围绕不同时期江南传统乡村空间的演化这一主线，通过研究江南乡村空间的渊源、传统乡村空间的形成、乡村空间的四次转型以及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乡村空间的传承与保护，详细剖析江南文化要素与不同时期乡村空间变动的关系，并探讨乡村空间演化背后的文化脉络。

2 江南乡村空间的演进与转型

2.1 江南传统乡村空间的形成

（1） 史前时期江南乡村空间的渊源②

旧石器时代晚期，在长江下游的宁镇山脉、宜溧山脉及淮北平原等地就已经出现了原始聚落，主要是因为旧石器时期人们的渔猎、采集需要石器作为工具，低山丘陵一带石料较多，同时又有洞穴可作为栖息之地。在汤山的溶洞以及太湖三山岛都有早期生活的痕迹。旧石器时代，江南地区人类社会经济以采集为主兼营渔猎，社会形态为原始家庭和氏族公社，居住形态为天然洞穴和半地穴式房屋。

江南地区居民的定居可以追溯至新石器前期，在属于马家浜文化期的苏州草鞋山遗址中发现了相当数量的炭化稻粒，显示出当地的先民已经开始从事水稻的栽培生产。根据考古发掘，当地的民居出现木构结构，室内建筑的地面普遍采取夯打，铺砂粒或蛎壳，将黏土与小石子混合夯实以及烧烤地面等措施。同时，住房建筑已经有了防潮、排水措施。崧泽文化遗存由房址、壕沟、墓葬三部分组成，并以壕沟为界，有序组合，生活更为稳定。良渚文化时期，房屋大都选择建造在地势较高的地方，并有干栏式、浅地穴和地面起建等多种房屋建筑形式。聚落的遗址可见房屋、道路、灰坑、手工业作坊、宗教场所、生活设施等。这些遗址在整个聚落群中职能、分工、地位都有明显差异。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良渚文化已初现早期国家文明曙光。

总之，史前聚落已广泛分布于太湖平原、沿江平原、淮北平原等地。这些聚落或依山冈而建，或滨河湖而栖，或择平原而居。丰富多样的聚落类型，体现着江苏先民应对自然环境而选择的不同生活方式和聚落营建方式，并在此以后数千年的发展演进中逐渐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性的文化特质和聚落景观。

自“太伯奔吴”在梅里建立勾吴之后，早期国家在江苏境内出现。商周时期出现了一些都城和城邑，到了春秋时期，城邑大量出现，延至战国，楚国统一了江淮，封邑和郡县结合。这些早期的城镇，绝大多数在河流，特别是由古运河沟通的河流沿线，可以充分利用境内丰富的水体进行防御和运输。同时，考古发现在古运河连接的水道沿岸文化遗址比较密集，在苏州、无锡、江阴、常州等地都发现有大型聚落遗址，其中高级别的遗址大墓显示出当时社会分层的状况十分明显。

（2） 农耕文明与传统乡村空间的形成

在北方人口三次大规模南迁③的影响下，江南人口的数量和密度不断提高，劳动力的增加和北方先进农业、手工业技术的传入，使江南摆脱了“地广人稀”“刀耕火种”，进入农耕文明时期（葛剑雄，1997）。传统农耕时期，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乡村聚落的形成与分布主要依赖自然的地理条件和区域的农业经济基础。因此，这一时期，传统乡村聚落空间布局的主要影响因素为自然地形和农耕生产条件，各地水文和地形状况在乡村聚落形态的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乡村聚落的空间格局往往顺应河湖山体和山势，呈自然分布形态。江南部分现存的乡村还保留着传统的空间布局形式，从中也可窥得地形对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的影响。《高淳县志》记载：“高淳县山区农民大都是临路靠山落户，村庄近乎块状；圩区农民一般是沿河依堤而居，村庄貌似条形”④。除了地理要素，农耕时期的生产性质也是影响聚落规模的重要因素，种植水稻所需工具如龙骨水车等较为笨重，因而村落离耕地不宜太远，村落规模较小，分布较散。

2.2 商业化与江南传统乡村空间的第一次转型

（1） 小农经济的过密型增长与市镇的发育

宋元以来，特别是明清时期，商业文化的兴起是当时江南较为突出的特点。宋室南渡，江南人口迅速增长，原有的土地已经无法承载如此多的人口，单位耕地面积承载的劳动力增加，由此带来小农经济的过密型增长。面对基本生活需求和缴纳赋税的压力，过密的增长方式使得农民家庭不得不把多余的劳动力投入经济作物种植中去，从而获得更多的家庭收入以维持生计。经济作物的种植，提高了农产品商品化程度，为手工业提供了更多的原材料，尤其使丝织手工业和棉纺织手工业得到发展，在这过程中，乡村集市兴起，至宋已经出现了早期市镇。大量的农产品、手工产品的交易促进了商品经济的活跃，市镇进一步发展，至明清市镇规模、专业化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升，为传统乡村空间的转型奠定基础（樊树志，1990）。

（2） 明清传统乡村空间转型

在商业文化和市镇发育的背景下，江南传统乡村空间出现第一次转型，村与市紧密结合，乡村活动空间随着商品贸易的往来而不断扩大，分散的传统乡村空间不断向市镇集聚，出现中心化发展趋向。江南传统乡村空间出现第一次自下而上的转型。一是市镇数量的增长。市镇在市场交换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市镇规模和数量快速增加，与此同时，还涌现出大批专业化市镇。二是乡村生产生活空间的扩大。人们的活动空间范围不再限于以往的邻里之间，突破了传统的乡村空间农耕范围的束缚。以生产经济作物及手工业产品为主的农家，其经营方式与市镇行情休戚相关，乡村的公共活动空间得到扩展。三是乡村出现移居城镇的现象。明清市镇的发展使商品经济不可抗拒地浸透到农民的再生产过程中，农民的活动空间扩大到以特定市镇为核心的领域。自清开始，乡村出现向城镇迁移的现象，但是由于乡村发展水平有限，迁移的人口也仅仅限于那些依商业发家致富的少数大户人家。四是传统乡村空间的中心化发展。手工业和商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出现市场贸易，村与市紧密结合，于是市作为联系周围乡村的中心地，在商品交换和乡民交流中发挥重要作用（王卫平，1999）。

2.3 近代化与江南传统乡村空间的第二次转型

1840年，西方列强发动的鸦片战争打开了国门，中国由此开启了近代化进程，从一个古老、传统封建社会逐渐走向近代化。通商口岸的建立、洋务运动的兴起以及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促进了江南的近代化进程。以大机器生产为特征的资本主义文明的扩散，进一步促进了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并导致传统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破产（曹幸穗，1991）。从鸦片战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在中国加速扩散，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摧毁了传统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传播了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和文化，并将中国纳入世界资本主义贸易体系。

在此背景下，江南乡村空间系统及文化面临第二次转型。乡村聚落空间由均衡化向非均衡化发展，乡村聚落等级化结构日渐明显，乡村聚落外部形态和内部结构受到陆路交通快速发展的影响而不断发展演化，建筑结构、外观及材料均呈现中西方融合发展的趋势，而江南传统文化也在“西风东渐”的过程中不断嬗变，走向近现代化（潘谷西，2009）。从区域层面来看，城镇的等级化分布以及交通运输方式的延伸进一步影响到乡村聚落的等级结构与空间布局。从乡村聚落个体来讲，乡村资源分布、交通方式和耕作半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乡村聚落的规模与形态。

2.4 计划经济时期江南乡村空间的第三次转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国家对传统乡村社会、经济结构进行根本性改造大背景下，苏南社会经济发生了一系列变化。由于受经济波动、体制变革等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土地制度的变迁、乡村社会经济的演变以及乡村工业的发展，乡村空间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计划经济时期，江南乡村中心的空间分布趋向均衡。公社作为国家最低一级行政单元，在县域内的规模彼此大致相当，各公社所辖地域范围、人口规模比较接近，公社集镇作为农村中心在县域内分布自然就比较均衡。公社化以后，商业逐步纳入国营，个体和集体商业被看成是资本主义而受到限制与打击，大大削弱了农村地区商品集散中心的职能，乡村成为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苏南平原水网地区也兴起了“水渠成网、田亩成方”的农业机械化运动，甚至通过填塞河道、开垦湖岸以获得更多的土地，一些地区拆村并点以建设“住宅成排、整齐集中”的社员新村。

2.5 改革开放以来江南乡村空间的第四次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地制度安排出现了重大变化，逐步形成了以农户家庭经营为主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集体所有、统一经营使用的土地制度变革为集体所有、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使用的土地制度。以苏锡常为代表的地区探索出一条新的发展路径——苏南模式，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非农化发展，农民依靠自己力量发展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增长迅猛。作为主要集聚点的小城镇吸收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使小城镇的规模和现代化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从而加快了苏南乡村的城镇化进程（张小林，1999）。

这次转型的特征是传统集镇向新型小城镇转化、城镇群的发展、村落的兼并以及江南乡村的现代化与郊区化，在日益发达的交通、通信体系连接下，城乡经济联系网络化，城乡差别逐渐消失，城乡分割的局面被城乡日益紧密的联系所取代。

3 江南乡村空间演化的驱动机制

3.1 人地关系是江南乡村空间演化的内在机理

从史前人类的出现，人类生产生活方式以狩猎和采集为主，到新石器时代开始的原始水稻种植，农业在生产中已经占有重要地位，但渔猎经济、采集经济仍然是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家畜饲养已开始出现。进入早期国家阶段，生产方式逐步演化为以农耕为主，辅之以畜牧、渔猎和手工业生产。因此，乡村空间的渊源也是基于早期人地关系的不断适应而产生。先秦之后，北方人口的迁移，对江南产生较大的影响。魏晋“永嘉之乱”带来了北方移民的定居，江南人口的数量和密度不断提高，农业逐渐从粗犷的耕作方式向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进步。隋唐“安史之乱”以及宋朝“靖康之乱”之后，北方人口的进一步迁移以及江南小农经济蓬勃发展的影响下，江南人口迅速增加，北宋初期南方人口已经超过北方并稳步上升，人均耕地面积的减少带来了小农经济的过密型增长，市镇开始发育，商品经济萌芽（表1）。

表1 江南人地关系演化

资料来源：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甲表3《前汉各郡国户口数及每县平均户数和每户平均口数》、甲表7《后汉各州郡国户口数及每县平均户数个每户平均口数》、甲表24《唐贞观十三年各道府州户口数及每县平均户数和每户平均口数》。

宋元以来，江南人口迅速增长，原有的土地已经无法承载如此多的人口，单位耕地面积承载的劳动力增加，由此带来小农经济的过密型增长。面对基本生活需求和缴纳赋税的压力，农民家庭不得不把多余的劳动力投入经济作物种植中去，以提高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大量的农产品、手工产品的交易促进了商品经济的活跃，市镇进一步发展，至明清市镇规模、专业化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升。

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在中国加速扩散，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摧毁了传统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导致农户家庭收支的不平衡，带来家庭手工业的破产，导致这些产品需要依靠市场来供应。而农户为了增加购买能力，就必然要扩大自身产品的出售数量，商品化的农产品种类也日趋增多，除了传统的粮食、生丝、棉花、蚕茧、茶叶等与国内外市场密切联系的产品外，还包括为城市居民日常生活提供服务的蔬菜、瓜果、花卉、禽蛋等农副产品。

1949年以来，土地制度的变革总是牵动人口、乡村空间的巨大变动，从计划经济时代的人民公社化所形成的相对封闭的社会经济实体空间，到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工业化、城镇化的迅猛发展，人口的变动对土地的需求总是折射出乡村空间变动的内涵（图1）。

3.2 经济变迁是江南乡村空间演化的结构驱动力

从旧石器时代的采集经济，到采集为主兼营渔猎经济；新石器时代，人类的生产活动主要是农业生产（水稻种植）、渔猎、家畜饲养、手工业制作等。而进入早期国家阶段，生产方式逐步演化为以农耕为主，辅之以畜牧、渔猎和手工业生产，进入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出现商业的萌芽。

农耕文明时期，在北方人口三次大规模南迁的影响下，江南人口的数量和密度不断提高，劳动力的增加和北方先进农业、手工业技术的传入，使江南摆脱了“地广人稀”“刀耕火种”的原始人地关系，农业逐渐从粗犷的平面耕作方式向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进步。宋元以来，江南人口迅速增长，原有的土地已经无法承载如此多的人口，单位耕地面积承载的劳动力增加，由此带来小农经济的过密型增长。面对基本生活需求和缴纳赋税的压力，农民家庭不得不把多余的劳动力投入经济作物种植中去，从而获得更多的家庭收入以维持生计。由于人口压力的不断增加，农民家庭不得不把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转向棉、桑生产以及家庭纺织业，推动农业结构的变迁，促使农产品商品化程度不断提高，从而导致商品经济的发展（黄宗智，2000；施坚雅，1998）。

1949年以来，尤其是农村人民公社的建立，使农村的经济、社会、政治等各个领域乃至农民群众的个体生产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就苏南地域而言，农业生产上的单一经营，以粮为纲，公社生产劳动中的“大锅饭”，使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不能得到很好的发挥，使得苏南地区之间向平均化方向发展。为了解决日益增长的人口，不得已向山要地、向水要地，开展了大面积的围湖造田，通过扩大种植面积来提高粮食产量，进而满足人们的生产生活需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地制度安排出现了重大变化，逐步形成了以农户家庭经营为主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生产经营体制由过去集中经营为主转变为以家庭分散经营为主，农民有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为发展农村商品经济创造了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农民通过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有力地推动了农村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变。同时，以发展乡镇企业带动农村经济的农业发展模式，为苏南农业发展积累了必要的资金和丰富的经验。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南发达地区现代农业发展进程正在加快，随着江南乡镇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村大部分劳动力的转移，提出了农村劳力与土地重新组合的客观要求，因而，江南地区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进行适度规模经营。目前，苏南地区各县（市）现代农业建设中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实施深化结构调整、农产品质量安全、科教兴农、龙头带动、可持续发展、服务体系创新等战略，着力推进生产力布局水平、农产品竞争力、农业产业层次、农民组织化程度、农业社会化服务，不断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促进农业向区域化、特色化、科技化、产业化、生态化等方向发展，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格局正在加快形成，为全省乃至全国发展现代农业，转变农业增长方式，积累了经验。

3.3 文化的多层面转型是江南乡村空间演化的文化驱动力

江南文化源远流长，经历了发生、发展、嬗变的漫长的历史过程，是由吴越文化与各种外来文化兼容并蓄、融合发展而来的，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江南文化在不断传承、融合并逐渐发育成熟。江南文化的生成与变迁，受地理环境、经济条件、政治形势、移民结构的规定和影响，而每一种因素对文化影响的力度则因时因地而异。江南乡村空间的起源与多次转型，在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以及精神文化方面均有乡村空间演化的映射。

物质文化在整个江南乡村空间的演化过程中，从饮食结构、建筑特色、聚落形式乃至文化景观都有不同的反映。以聚落形式为例，从旧石器时代的穴居和半地下式居住形态，到新石器时代木结构的干栏式住宅，再到先秦时期早期乡村和古城的出现，以及后期各朝代多样化聚落形态的出现和多次转型，都是物质文化的直接显现，伴随乡村空间的演化而不断变化。制度文化是人类为了自身生存、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主动创制出来的有组织的规范体系。在整个江南乡村空间演化过程中，土地制度、社会制度都在不断的转型与发展之中，适应了不同时期人类生存和生活的需求，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制度文化。精神文化是人类在从事物质文化生产基础上产生的一种人类所特有的意识形态，是人类各种意识观念形态的集合。

在江南乡村空间演化过程中，江南文化表现出了强烈的“亲水性”和“文人性”特征。这与自然地理环境有很大关系。江南多水，从春船菱藕到渔歌唱晚，从小桥流水到服饰民居，处处可以觅得水的影子，特定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地区特定的水文化特征，水的阴柔、秀美浸润滋养着江南文化素雅灵动的内在品质；此外，先天的内陆河湖型水文化又奠定了江南文化精巧纤细、温柔婉约的外在特征。除此之外，江南亦多文人，文人是江南文化的主体和核心阶层，他们不拘于行，因势利导，得风气之先。自六朝下迄江南，文人逐渐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整个文人阶层的文化创造亦进入极佳的历史时期。通过丰富的装饰、诗词歌赋等展现出江南文化的朴实无华、沉稳雅致、精巧柔美的“水”性特征。

4 结语

本文将江南乡村空间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五个阶段，分析不同时期江南传统乡村聚落空间的形成、演化与转型过程，揭示江南经济社会变迁与乡村空间演变的关系，探寻江南乡村空间四次转型的特征及其驱动机制，总结为人地关系的变动、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文化的变迁等，揭示了乡村空间演变与经济社会变迁的关系。

当前，江南乡村进入新一轮转型发展时期，乡村发展的内部、外部环境都在孕育巨大的变革动力，伴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中国城乡的社会、经济、空间等进入快速重构期。就江南乡村空间而言，在快速城镇化的背景下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向。探讨当代传统村落空间的发展趋向及其存在问题，科学开展传统村落的空间规划，大力挖掘传统村落的优势资源，激活传统村落文化的现代价值，传承与保护传统村落建筑文化，是今后乡村空间规划建设的趋势与方向。

注释

① 《中国国家地理——江南专辑》，2007年第3期。

② 宋林飞：《江苏通史》，凤凰出版社，2012年；邹厚本：《江苏考古五十年》，南京出版社，2000年。

③ 主要是指魏晋“永嘉之乱”、隋唐“安史之乱”、宋朝“靖康之乱”带来的北方人口的南迁。

④ 薛兴祥：《高淳县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

参考文献

［1］ 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市镇结构与农产市场”，《中国农史》，1991年第4期。

［2］ 段进：《城镇空间解析:太湖流域古镇空间结构与形态》，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年。

［3］ 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

［4］ 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

［5］ 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2000年。

［6］ 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7］ 潘谷西：《中国建筑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

［8］ 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9］ 王卫平：《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苏州为中心》，人民出版社，1999年。

［10］ 张小林：《乡村空间系统及其演变研究——以苏南为例》，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