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感·风险意识·保险观念

看到新创刊的《中国保险》杂志，我是很高兴的。它的出世，意味着中国保险事业的发展，终于需要有一个专门的刊物来鼓吹，来研究其特有的规律了。

在很长的时间里，保险似乎和中国人的关系不大。按照那时流行的观念，我们这里一切都很美妙，到处莺歌燕舞，哪里还有什么风险！危机，那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专利”。生老病死，个人遇到的意外不幸，自有国家全部包下来，用不着自己操多少心。

这些年我们打开了眼界，看到了世界上有许多国家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远远超过我们的事实。我们更看到，许多生活在这样条件下的人们，却往往并不大吹大擂，有些甚至经常把“危机”这个词挂在口头。例如我们的东邻日本，那里的学校教育、新闻媒介、政治家谈话，就总是不断地在说，日本是个岛国，国土小，资源少，日子不好过，非勤奋工作不可。近年来，由于日本经济实力的增长，导致日元升值，日本朝野各界几乎没有人乘机吹嘘他们的成就，而是一片恐慌声。他们说，日元升值，意味着日本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成本升高，失去竞争力，而如果要保持竞争力，就必须降低成本，或者减低工资，或者提高劳动效率。据说，近年来日本企业中不付给报酬的义务加班因而增加不少。看来，危机感对一个民族的振兴还是有相当作用的。

中国果然就没有危机吗？50年代，毛泽东同志谈到过“开除球籍”的危险。可惜，在后来的实践中，这个认识并没有被重视。本来，落后也并不一定就可怕，只要有追赶的办法和行动，总是可以赶上去的。靠什么呢？过去我们总说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只等着开发就是了。地大，也是事实。中国的土地面积在地球上占的块并不算小。可是中国的人更多。用10亿多人口一平均，无论是土地、森林、牧场、淡水以及大部分矿产，中国人均占有量都在世界平均水平之下很远很远。这个最基本的国情不能不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困难，要求我们比其他国家人民付出更艰辛的劳动。

然而，据一些经常出国的同志说，我们大部分行业劳动者劳动紧张的程度，也远在一些发达国家和一些新起飞国家之下。这才是真正的危机！人家走在前面，我们在后面跑步，无论这距离有多大，总有赶上的希望。而如果人家在前面跑步，我们却在后面踱方步，距离不是要越拉越远吗？

当然不能说懒惰就是中国人的国民性。中国人是以勤劳著称的。我们5000年的历史以及当代遍及世界各地的华侨和华裔居民的成就都证明了这一点。毛病出在体制上。“大锅饭，养懒汉”，这是真正的病根所在。

国家民族面临的危机不容易为人们直觉感受到，人们能直接感受到的风险又被国家一手承揽过去了。这就使国家民族承受的压力不能为这个民族的全体成员自觉地分担。而一个社会没有压力，也就往往会失去动力。这难道不是极大的危险吗？

所幸的是，具有危机感的人正在增加。有一位在北京工作的满族老同志，针对一些北京人只追求舒适和享受、不愿意从事较艰苦劳动的现象，感慨系之地说，这些人正在走当年满清贵族的老路。认识现状是改变现状的起点。我们自1979年开始进行的改革正在打破着“大锅饭”的体制，使各种劳动者的创造才能被激发出来，解放出来，为中华民族新的腾飞提供了扎实的新希望。

新的腾飞当然是有风险的。机遇历来总是与风险同在，而且往往是成正比例地同在。小生产者承担不起风险，因而也就往往失去开拓新局面的气魄和勇气。这些年，随着改革开放的前进，人们的风险意识也在逐步增强，承包、租赁、自负盈亏、财产抵押、风险投资、告别“铁饭碗”、捧起“泥饭碗”，为整个社会经济增添了新的活力。这实在是大好事。

中国保险事业的大步发展，也还是在这个时期。越来越多的人对保险有了了解，认识到保险是生活的必需，并且乐于投保。这也是观念上的一大进步。风险意识与保险观念同时作为适应改革开放时期新形势的新观念出现，并且逐渐普及是有其内在的共同基础的。

这不但是由于在新时期，人们感受到自己需要承担的风险增加了，同时也就增强了对保险的需求。更重要的是，保险在本质上就不同于“大锅饭”。诚然，它也是一种集体互助的形式。但它是建立在投保者自愿承担一部分义务的基础上的。投保的对象，赔偿的范围、金额都在事先用契约做出明确的规定。保险公司本身也是一个企业，也是需要讲效益的。它不是任人予取予求的无底洞，不是敞开口的“大锅饭”，没有无限的责任。对于不曾投保的人，它没有任何义务。保险公司的财产不会成为“不拿白不拿”的“大家拿”。美国人把投保叫作“买保险”。就是说，保险也是一种商品，并不是无代价可以取得的东西。在中国，保险事业也是随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而迅速发展的。

我们有理由期待我国保险事业的更大发展。

（《中国保险》198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