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猪的变化

在中国，猪是六畜之首。养猪的历史至少有几千年了。几千年当中，养猪的办法变化不大，都是一家一户喂一头或几头猪。你看，“家”字就是在房顶下面养着一头猪的象形。

1971年，我下放在大别山区，住在一位老大娘家里。当时，那里农民的口粮，年人均不到300斤。但是，那位老大娘，照样喂着一头猪。没有粮食，打槐树叶子，打野草。人很辛苦，猪的营养仍不足，长得很慢，但老大娘还是坚持着喂。因为，劳动日值不到3角钱，全靠这头猪过年才能扯上几尺布。这真叫穷养猪。什么粮肉比价之类的账，农民没法算，也不去算它了。

1986年，我到北京郊区房山的山区，看到那里的猪肉比城里卖得还贵。我问为什么。当地的同志告诉我，肉是从城里买来的，加上运费，怎么能不贵。我问为什么农民自己不养猪。回答说是不愿意。我又问有没有鼓励农民养猪的政策。回答说是有，养一头猪由集体补助100元，但是农民还是不愿意养。为什么？因为当地人均收入已经达到1500元，一家的收入就有四五千元，一二百元在他们的眼中已经无足轻重了。我到群众家中串门，只见院落整齐、洁净，房里沙发、冰箱、电视机，就是看不见猪圈。主人说，把猪圈放在家里，太脏、太臭。有的户连鸡都不养一只，说是怕鸡叼了他家的花。

看了他们的情况，我只能承认人家说得有道理。同时也就发生了担忧：以后会不会没有猪肉吃。

去年，我到四川山区去，看到那里农民养猪不但一点不减少，还比过去增加了。我很高兴。问当地的同志有什么经验。他们说了一些政策。我觉得这些政策在北京并不是没有实行，但就是没有那样的效果。于是又把心中的疑问提出来。那里的同志笑了。他们告诉我，许多地区农民人均收入只有500元，有的甚至只有300多元，商品经济又不发达，农民如果不养猪也没有别的事可做，养一头猪收入二三百元，在家庭经济的天平上占的分量却相当可观。

从这个对比中，我看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一种办法在这个地方行得通，不等于在别的地方也都行得通。反过来也是一样。一种办法在这个地方行不通，也不等于在别的地方都行不通。看起来，一家一户的养猪，当前在中国还是有生命力的。

不过，我又想，中国的农民总是要逐步富裕起来的。即使是那些目前还相对贫困的地区，也总是要逐渐从温饱走向小康水平的。到那时，那里的农民是不是也会对养猪不发生兴趣呢？

最近，看了一些机械化半机械化养猪场，一个劳动力可以喂100头猪，一年收入可以达到2000元以上，不比到乡镇企业做工的少。猪场也不在家门口，并没有那么多臭味，养的猪一律都是纯种，猪吃的是科学配方的混合饲料，有防疫员定期来给猪打预防针，猪长得快，瘦肉率高，卖价也好。在猪场工作的农民，积极性很高。这种变化从何而来呢？来自采用了先进的科学技术，从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社会的分工是很复杂的，劳动力自然要向劳动效益高的行业流动。一些行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使从事这些行业的劳动者能得到更多的利益，这些行业就会对其他行业的劳动者有很强的吸引力。如果这些其他行业的劳动是社会必需的，那就有两个前途，一是这些行业的产品涨价，一是提高这些行业的劳动生产率，二者都是提高这些行业的比较利益。我们应当争取哪一种前途，是很明显的。

总之，随着生产力的变化，生产的方式，生产的规模，也都在不断地变化当中。用一种固定的观点去看，许多事情就会解释不清楚。

（《共产党员》198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