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利之争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这一段话,见于《孟子》开宗明义的第一章。双方辩论的主题是道德和利益的关系,也就是所谓义利之争。这是伦理学中的一个老题目。一直到现在,有些人对于讲道德和讲实惠之间的关系,还是弄不清楚。

梁惠王可以算是一个老实人。他直截了当地向孟夫子提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利”字。如果不是为了这个目的,他何必大老远地把孟轲这个老头子请来当参谋呢?

但是,梁惠王也有不老实的地方。他嘴上说的是“利吾国”,实际上想的却是怎样对自己有利。不过,“朕即国家”大概是那个时代通行的原则,并不是他一个人的毛病。

相比之下,孟轲要更不老实些。他说只要讲仁义,不要讲利,其实并不是不想要利,只不过是要把它藏起来,而不要公开讲出来,他讲的那个仁义,归根到底也还是为了利。

既然目的是为了利,为什么又不能讲呢?

孟轲解释说:“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这就是说,各人有各人的利益;这些利益是互相矛盾的。上面和下面互相争起利来,这个国家就危险了。孟轲在这里讲的国家,其实指的也是梁惠王的宝座。他接下去举的例证,就说为了争利往往可以发展到弑君的地步。

在这一点上,孟轲可以说是很聪明的。孟子的时代,有人说是奴隶制后期,有人说是封建制前期,无论哪一说,阶级的对立都是十分明显的。不同阶级,以至于不同阶层的人们之间利益的对立,你死我活,确实不可调和。孟轲看到了这一点,这是他的高明之处。他又当然不肯站到被剥削的劳动人民立场上来。有人说他是民主主义者,根据其实并不充分。孟轲替梁惠王打算,既要讲利,又不能说出口,就要找一个代用品,他找到了道德头上,叫作“亦有仁义而已矣”。

仁义是道德原则,“而已矣”是就够了的意思。为什么有了道德原则就够了呢?孟轲怕梁惠王不懂,进一步解释说:“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后半句说到了要害:讲了仁义,人们就会把利先交给君王。前半句也并不是陪衬,它包含着两层意思。第一层,当时的统治制度是和家长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第二层,使“仁义”这种适合于当时统治阶级利益的道德原则,取得一种普遍性的形式,更便于欺骗劳动人民接受。

孟子和梁惠王,在维护统治利益这一点上,双方是一致的,并无分歧;他们的“义利之争”,实际上是怎样才能有把握地得到利的问题。孟轲的道德论,就是要论证讲道德对统治阶级才更实惠些。

孟轲的不足在于,他没有看到,既然被剥削阶级有自己的不同于剥削阶级的利,那么,在这个利益基础上,也就肯定会产生出被剥削阶级自己的道德原则、道德观念,而不可能全部接受剥削阶级的道德原则、道德观念。无论怎样把剥削阶级的道德装扮成全社会的道德,阶级斗争仍然是不可避免的,两种对立的道德观念的斗争也是不可避免的。

说到这里,我们对于当前在一些人当中流行的某些糊涂观念,就可以做出明确的回答了。例如,有人说,“道德值几个钱一斤?”我们说,一定阶级的道德,对于那个阶级的利益,实在是无价之宝。我们的共产主义道德,体现的正是无产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我们用不着隐讳这一点。需要做的倒是要通过艰苦的工作,使广大人民认识到这一点。孟子对梁惠王做启蒙和说服工作,收效并不大。关于他的难处,后来的学者曾经有过许多的评论。如果我们能够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把他们的经验教训重新总结一下,我想,不会是没有益处的。

(《伦理学与精神文明》198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