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华子良谈起

小说《红岩》里写了许多革命战士的光辉形象，感人至深。其中有一个华子良，华蓥山根据地党委书记，被捕15年，不和任何同志取得联系，装疯卖傻，掩护了自己的身份，忍受了同志的怀疑，终于瞒过了敌人的眼睛，在紧急关头完成了监狱内外党组织联系的任务。华子良的经历说明：为了党的最大利益，一个共产党员能够忍受多么大的牺牲。

听说有些青年，对华子良同志，在敬佩之余发出了一点疑问：万一他在能够起到作用之前，便先遭到敌人的杀害，这一切忍耐、伪装岂不是白费吗？那时谁又知道他是真的被两声枪响吓傻了，还是为革命而装疯？

应该承认，这种可能不但完全存在，而且可能性还相当大。那么，对华子良的行为又应该怎样理解呢？这种牺牲是否可能是无谓的呢？

革命者采取或者不采取某一种行动，都要从客观的科学分析出发。敌人不知道华子良的身份，只认为他是共产党嫌疑分子，陪杀场的目的也是为了再考察一下。因此，伪装疯癫、瞒过敌人是有可能的。中美合作所的犯人不可能活着被释放，要保存这一支革命力量只有越狱。而越狱又只有在临近新中国成立、里应外合、敌人混乱的情况下才能成功。这就决定了需要长期等待到必要的时候和狱外党组织取得联系。既有需要，又有可能，这就是省委书记临终前交代给华子良的任务的依据。

当然，失败的可能也是存在的。但看到这一点，只是使革命者把问题考虑得更周密，准备得更细致，行动得更谨慎，而不是因为有了失败的可能就灰心失望，撒手不干。许多事情都有成功和失败两种可能，对于这些事情，革命者的态度是：往最坏处打算，向最好处争取。小而言之，读书的时候，也许这一课讲的知识以后不一定用得上，因为怕“白费”，就不读，以后需要用时再想到却就迟了。大而言之，打仗的时候，在这条路上设了埋伏，敌人也有来和不来两种可能。罗盛教救崔莹，也有救得上和救不上两种可能。很清楚：事情应该办，有可能成功，就要去办，力争它的成功。如果不去办，那倒是真的只剩下一种可能——不会成功。办了，即使自己没有成功，也可以留下经验教训，使后来的人容易办些。这也是对革命事业的一份贡献。

人们所以特别为华子良同志万一不成功的可能担心，还因为关系到身后的荣辱。为革命牺牲了，却可能被误解为胆小怕死，岂不冤枉。一件事还没有做成之前，被人误解的可能是存在的。“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向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白居易的诗对这种情形很感慨。但误解，毕竟只能是暂时的，最后真相总要被弄清。周公、王莽也不例外，即使他们死得早些，我相信历史学家也仍旧会根据后来发现的各种材料还他们以本来面目的。何况是今天对我们的同志的评价。至于从个人来说，那我们参加革命，既不是为了身前得利，也不是为死后留名，只要是对于革命有好处，别人的误解也就算不了什么。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指出，共产党员不但要在和敌人斗争中，经得起艰难困苦，经得起敌人的打击，而且在党内也“应该受得起打击、批评，以至冤枉、误会”。这样才是丢掉一切个人的得失，才能做到完全从革命的利益出发。徐学惠同志为保护国家财产，只身与六个匪徒搏斗，被匪徒砍去双手，后来有人问徐学惠：“为了5万元去冒险是否不大合算？”她说：“这个问题我想也没有想过，当时如果是5000元，500元，50元，我也要去保护的。”这正是一个革命者不计个人的荣誉得失、一心为人民造福的磊落的自白。

一切从革命的利益出发，个人的得失，不论生前、死后，都不去计较，华子良就是这样一个光明磊落的共产党员！

（《中国青年报》，1962年5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