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员的修养

作为一个《辅导员》杂志的通讯员，应当具有哪些修养呢？我认为至少有这么几条：

一、一定要讲真话，做唯物主义者。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比如，你写篇东西，根据什么来确定要写的主题、内容？眼睛是看实际工作，还是看编辑部？是从实际出发，还是投其所好？有许多人认为宣传嘛，可以渲染一下。结果，你写的东西有九十九句是真话，一句不真实，人家就不相信你了。

讲真话是很不容易的。你讲了事情的表面并不等于真正讲了真话。比如你说：“我们那儿的学生都不上学了。”这句话是真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因为三中全会后实行了生产责任制。”这句话你可能以为是真的，但它不是真话。因为你还没有把问题的全部弄清楚。我可以举另外一个例子，人家那儿实行生产责任制后，对科学技术、对上学的积极性更高了。这两个例子摆在一起，为什么你那儿的生产责任制就叫人不上学，人家那儿的生产责任制就让人更爱上学呢？这里有更深一步的问题你没有看到。有人告诉我一个经验，说一个地方的生产责任制是真落实、假落实，你就看那儿的农民对科学技术的兴趣怎么样。是真落实了，他对新的科学技术知识就像生病求单方一样，到处去找。如果是假落实，新的科学技术就得求他去学习。因为，真落实了，他就觉得这同他的利益有关。开始时，他认为只要有力气就能干活，就有钱。于是，把孩子拉回来，不上学了。过两年，知道光靠力气不行，得有科学技术，就鼓励孩子好好读书。现在，农民虽然认不了多少字，但他舍得花上几块钱到城里买本《果树栽培学》，叫孙子念。当他感到生产与切身利益相关时，就觉得需要科学知识了。所以，有的村子家家户户自己掏钱订报。过去是生产队订的，也不看，拿去卷烟抽。现在，舍不得了，从第一个字看到最后一个字，生怕漏掉。这个例子说明，只有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到了事物的本质和全部，才能做到讲真话。你用眼一看，就说是真的，那不行。把筷子往水杯里一放，你说筷子是弯的，“我亲眼看见的呀！”你把它取出来一看，是直的。

二、要为小孩子讲话，为培养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讲话。这就要求我们热爱少先队工作，懂得少先队业务。你不爱，就没有什么话要说，也没有什么东西好写。你爱，感到工作中有许多问题、矛盾，憋不住，要喊要叫，要千方百计去说服别人。你熟悉儿童教育、少先队的业务，懂得党的方针政策和这个工作的规律性，那么，你对工作中、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就看得清，有判断能力。也就是说，你只有热爱又懂得这个工作的业务，才不是硬做文章。不是人家约你写，就凑合一篇。最好是自己憋不住，这话我不讲就难受，这个时候写文章最好。也许有的同志会说，哪有那么多憋不住的东西呀？其实是有的。生活那么复杂、多样，生活又每天在前进，每天都给我们提出许多新问题。小孩子本身就是问题无穷的，这就决定了工作中的问题无穷。决不是春天怎样，夏天怎样，秋天怎样，这个节日，那个节日，少先队就围着这个转。我想少先队工作不只是这个。你观察一下生活，总是有许多新问题。每天每个辅导员都要碰到苦恼的事情，生活中、工作中出现的问题、矛盾是很多的。比如，有的家长不愿意自己的孩子当队干部；轮换、调整队干部，有的家长又不高兴：“我孩子犯啥错误了？为啥杠杠减少了？”又比如电视里把《加里森敢死队》放出来了，怎么办？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我们为小孩子讲话，为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的成长讲话。

要想发现和抓住工作中、生活中的问题，而且产生非讲不可、非写不可的激情，最根本的是要站在人民的立场，站在为祖国的明天着想的立场，时时想着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培养教育革命后代需要解决的问题，宋代词人辛弃疾在《青玉案》里讲：“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那么，你说：“我就看回首那一下行不行？”不行！没有那么巧，必须有“众里寻他千百度”的心情，才有可能“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就说明，你只有处于这样的积极思维之中，你的心和整个事业完全融成一片了，人家的苦恼也是你的苦恼，而且比别人还苦恼才行，总想着要解决这个问题，饭吃不下，觉睡不着，这样才能抓住材料，产生“非写不可”的愿望；否则，问题、矛盾、材料即使在你眼皮底下，你也发现不了，或者发现了，也不会有强烈的欲望要去讲它、写它。

三、要讲合乎科学的话。讲话、写文章必须是正确的、合乎科学的，才有说服力。这就要求我们有尽可能广泛的知识。人家说，诸葛亮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而我们的少先队员却常常一下子要问到五千年以前怎么样。因此，我们辅导员就得有相当多的知识。比如，教育学、心理学、生理学、儿童心理学，这是与我们工作直接有关的；与基本观点有关的，像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基本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与我们活动有关的，包括物理、化学、数学这些自然科学，还有历史、地理、当代政治这些社会科学知识，都得有一点基本的了解。不然，小孩子提出的问题，你弄不清楚，回答不了。比如，究竟是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群众可能从一些表面的现象来看问题。一个工人原来工资70元，后来在中外合资办的工厂工作，每月拿120元。他每月多拿50元，就说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你怎么办？我们来讨论这个问题时，就可以问一问：资本家为什么给你120元呢？是外国资本家觉得中国工人生活苦，愿意多拿50元吗？没有这个道理！他是为了在中国来办厂能赚更多的钱。在香港，资本家每月拿出600元的工资（每人），也不一定有人愿意干。因为600元也不够养活一个人。而在中国内地，只拿120元就比过去生活好得多了。这是由于我们的社会制度不一样，吃大米也好，吃面粉也好，可以保证平价供应，国家每斤补贴一角，还有一套组织工作的保证。北京今年吃西瓜吃得最高兴，也吃得市长最心疼。你吃得越多，他亏得越多嘛！今年就贴进去300万元给群众吃西瓜。上海今年吃西瓜贴了2000万元。我们住房子的房租，连这个房子损耗的30%都不到，国家贴了很多钱。正是由于我们有一整套社会主义的办法，一月120元才能过很优裕的生活。资本家也是奔着这个，才把钱拿到我们这儿来办工厂。如果没有社会主义的这个优越性，他就不到这儿来办了。因此，你一个月拿120元是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你要给少先队员讲清这个道理，就需要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需要了解实际的经济知识。少先队工作、辅导员工作需要广博的知识，我们又是做这中间的文字工作的。交流经验、总结经验，知识不足，就不足以承担起这个任务。这事很难立竿见影。拿起一本心理学，看了半天、一天，就说对今天的工作有什么用处，那就坏事了。我们就是要掌握许多在今天看起来不一定有用处的基础知识，而且要融会贯通。当然，每个人的基础不一样，要求也不同，但总要处于知识上的饥饿状态，处于总感到自己不足的状态，这样就能学到更多的东西。

四、要讲能打动人的话。写文章不是写日记，是给别人看，不是给自己看。给别人看，就要人家看得懂，还要人家喜欢看。写文章比讲话困难。你讲的话，人家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但从礼貌起见，还要听下去。写文章登在刊物上就没有礼貌问题，爱看就看，不爱看就放在一边。只有文章吸引住了他，才看下去。人家不看，只能怨你自己。要人家看你的，就要在文字的表达、材料的剪裁、文章的情感、文章的布局等等方面去费很多心思。在这方面有两点要注意：一个是要采取严谨的态度。我接触一些青年同志，才华横溢，一写一大篇，引用这个古人，那个古人，但常有错别字，别人指出来，不觉得脸红，还说：“我写一篇科学论文，能因为这里有几个错别字就贬低了论文的价值吗？”竟不在乎这个东西。你连字都写得不准确，没有严谨的态度，能够做好你的科学工作？我才不相信。

还有一点，就是不要急于求成，不要看《文学辞典》《作文辞典》《作文描写辞典》《写作辞林》。现在有好多种，销路很好。靠这些写文章，思想被它束缚住了，肯定写不好。比如，微笑、大笑、哄堂大笑……怎么个写法，人家都给你弄好了，你的思想、你对生活的观察呢？文章的写法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框框。据说有的通讯员同志虽然经常感到有好些东西可以写，可真正写起来，又觉得是在硬做文章。“硬”在哪里？硬就硬在被一些套式、套话束缚住了。给爱人写信肯定不会是硬做出来的。因为是写给自己的爱人看，没有任何顾虑、框框，有啥写啥，不想写的就不写。可一到写文章的时候，就得硬凑一些无关的或者不是自己想要写的东西上去，不写，怕人家不登呀！这就难免要硬做文章了。其实应当只写自己感到最需要讲的话、最有体会的话，有一点写一点，有三点写三点。至于还有没有第四点，我不知道，我就不写。如果编辑部认为有，它可以再请别人去写。我劝同志们从套式、套话这些框框里解放出来，写文章最好像写信一样，像聊天那样，自然、真实。

要讲能打动人的话，没有别的窍门，就是要有严谨的态度，不急于求成，脚踏实地，下硬功夫。除了多看书，还要多练、多写。我年轻时在报刊上写点文章，一干工作，没有时间写了，就丢了。后来又捡起来，我除了学习，还给自己规定了一条：每天要写一篇东西，无论长的、短的，也无论是写诗、写几句对话、写一个镜头……什么形式都可以，但必须写好才睡觉。而且写的这一篇不供发表，也决不发表。因为不供发表，怎样写都可以。写了一年，然后点把火全烧掉，一个字不留。我当时确实做到了写不出一篇东西不睡觉。规定死了，就写出来了。

以上四条加起来，归根结底是要做一个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搞思想教育工作，搞精神文明建设，核心是搞共产主义。陈云同志讲过，要做作家，首先要做革命者，一切问题归根结底都在这里。只有用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思想体系去观察我们的事业，观察我们的写作事业，才能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写出比较好的东西来。

（《辅导员通讯》198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