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与“小”的关系及其他

人类从有文字开始，就在设法记录过去发生的事情，就在从事历史写作。到今天，历史写作已经成了一个拥有悠久传统的古老行当，规范、技艺和标准都比较成熟，比较系统。不过，关于历史应当怎样写，也出现过很多的争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代历史写作的含义和方式，跟过去相比，可以说有了天壤之别。假设让几百年前的老前辈来读我们今天的历史著作，他们也许会很生气，说不定会“羞与哙伍”，要把我们赶出史家的队伍。对一个初学者来说，接触了各种说法和主张以后，可能会有莫衷一是的感觉。

我们有时听人说起，历史在被写出来之前是不存在的。这个说法对不对呢？可能有人会加以斥责：这样的话岂止“不对”，简直就是“胡扯”。我们知道，“历史”有三种形态：第一种是作为过去实况的历史；第二种是作为过去实况遗迹的史料；第三种是历史学家写出来的历史著作。历史写作的任务固然是产生第三种历史，但其宗旨是要基于第二种历史来尽可能地揭示第一种历史。因此，泛泛地说“历史是写出来的”，就显得有点绝对，失之片面。不过，如果对这种说法做一些限定，也还是有几分道理的。“过去实况”一旦发生，就永远封闭在一个“幽暗的屋子”里，普通人能记得一些跟自己有关的事，但对于更长时段、更大范围、更多人群的经历，可以说基本上是茫然无知的。历史学家运用自己的专业技能，经过艰苦的努力，从门缝里看到了那间“幽暗的屋子”里的一些零星片断的景象，用文字把它们表达出来，大家才约略知道了过去世界是个什么样子。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写作就是在生产历史知识，让历史为更多的人所知晓。

按照欧美学者的说法，历史知识的生产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是研究的阶段。大致确定一个题目以后，就去搜集和考辨史料，从中寻找各种相关的信息，对这些信息进行整理和诠释，目的是发现某些有意义的东西。接着就进入了写作阶段，把上一个阶段获得的认识，借助适当的形式，用文字把它表述出来。历史写作当然是有局限的，主要是因为文字难以准确而完全地传达我们想说的东西，所谓“言不及义”“难以言表”，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历史写作必须借助这种局限性很大的语言，这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另外，我们在写作当中，还要考虑材料的性质、证据是否可靠，还要讲究逻辑，讲究论证的合理性，讲究表述的清晰性。德国历史学家兰克声称，文字写成的历史可以视作过去真相的再现。但是，现在有些学者受后现代史学理念的影响，觉得写出的历史未必是过去的真相，它只是一种“语言制品”，与其说写的是过去，不如说是关于过去的东西。这种想法跟以往那种盲目的自信和霸道相比，多了一点谨慎和谦逊。至少，某个历史学家写的东西，肯定不是“过去真相”的唯一合法的版本。

我们发现，从前的学者所写的历史，有很大一部分可以叫做“通史”。这里所说的“通史”，不是我们今天常见的教科书之类的普及读物，而是一种高深的研究性著作。只要看几本他们传下来的书就知道，他们往往是选取一个时期，或者一件大事，或者一个大人物，从头写到尾；他们的思想观点、道德寓意，都反映在他们对材料的取舍和安排当中，体现在他们对人事的褒贬和臧否当中。可是，我们今天见得最多的历史写作形式是论文，专著实际上是一种长篇论文。这个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呢？可能跟专业性期刊和研讨会的出现有很大的关系。学术刊物一期要登几篇文章，当然要对篇幅做一些限制；在学术讨论会上交流论文，或者发言，也不可能没完没了地讲下去。于是，篇幅短小、形式灵便的论文，就成了学者最喜欢、最擅长的写作形式。

其实，从“通史”到论文的变化，不仅仅是一个形式不同的问题，而且跟其他一些重要的趋向密切相关。首先，写论文要有一个问题，围绕这个问题来组织文章，展开论述，阐述观点；所以，写作形式的变化反映了研究方式的变化，用英国学者阿克顿的话说，研究的不是“时期”，而是“问题”。法国年鉴学派的第一、二代学者更是大谈研究“问题”，他们提出了“问题史学”的理念，甚至说“没有问题，就没有史学”。也有美国学者说，研究历史，就是要解决问题。今天，我们身边的多数历史学者，大概也是这么看待史学的。

其次，论文的重点在“论”，而“论”的主要方式是分析，因此“分析”取代了“叙事”，成了历史学家最常用的方法。分析就把事情拆开了看，一条一条地说出其中的道理来；我们常说“条分缕析”，就是这个意思。这种方法用到极点，就出现了只见局部、不见整体，只讲观点、不讲故事的弊病。于是，传统的“叙事”方法又回归了。但这种回归不是原样复位，而是融合了分析的成分，带有分析的意图，也就是要通过叙事来表达看法，反映对历史意义的认识。因此，有的人把这种回归的叙事叫做“分析性叙事”。也就是说，叙事再次受到了重视，但最终的目的还是在于分析。

再次，有人提出，写“通史”要用长远的、宏大的眼光看问题，要从历史中找出趋势性或“规律性”的东西。用这种方式写出的“通史”，当今欧美学术界通常把它叫做“宏大叙事”。比如说，我们很熟悉的“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等等，都属于“宏大叙事”的范畴。“宏大叙事”的好处，是能提供一个清晰明了的大画面；它的缺点是“只可远看，不可近观”。特别是我们的专家们拿放大镜来看，就会发现其中尽是简单化和过度概括的毛病。于是，很多学者不主张照这种路子来写历史，他们甚至觉得这根本就不是历史学家要做的事。历史研究要讲究具体性、个别性、复杂性和多样性；即使是要讲大道理，也要寄托在具体的小事当中。像勒华拉杜里、卡罗·金兹堡、纳塔莉·戴维斯等人写的“小历史”，引起了广泛的反响，被称作“新微观史学”。

当然，新的历史写法也带来了新的问题。那么多人写论文，多数都在讨论小问题，结果我们看到了一大堆琐碎零散的东西，对细节了解得不少，但对历史的大画面却没有什么概念。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碎片化”。一二十年前，美国史学界很在意这个问题，许多有名的学者写文章呼吁改变这种局面。最近几年，“碎片化”的问题似乎并没有缓解，但担忧和不满的言论反而少了，是不是他们已经习以为常、见惯不怪了呢？但不管怎么说，“碎片化”是一个和写作方式相关的问题。还有一个相关的现象，就是“技术主义写作”盛行。什么叫做“技术主义写作”？就是把论文写得像实验报告一样，先提出问题和假设，再罗列材料和数据，最后提出结论。这样的文章千篇一律，枯燥乏味：只有分析，没有故事；只有数据，没有人物。这显然不是写历史的高明手法。

话说到这里，意思似乎就比较明朗了：现代历史写作面临很多的挑战。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呢？这些挑战有些已经出现几十年了，有些则是最近的“新生事物”；它们不是针对某个具体的历史学家的，而需要整个历史学界来共同应对。作为初学者，我们是不是也要加入这个“应战”的队伍当中去呢？初学者将来有可能成为名学者，现在处在起步阶段，对于史学的整体状况不能漠不关心。我们刚刚开始接受学术训练，最好的办法是选择较小的题目，做具体的、深入的研究；先学会写好小文章，今后才能写出大书来。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就要“做好小题目，思考大问题”。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应对“现代历史写作的挑战”的一个有效方式。

如何理解“做好小题目，思考大问题”呢？前面提到，写论文先要有个论题；这个论题包含两个方面：一是题材，二是主题，题材加上主题，就构成了一个论题。题材和主题有联系，但不是一回事。初学者很容易混淆，常见的毛病是把主题当成题材。比如说，探讨美国少数族裔的权利，这只是研究的主题，而不是题材；如果把它当作题材对待，那就太大、太泛了。题材应当是一些具体的案例，通过这些案例来看少数族裔的权利状况及其变化。可见，题材是具体的，要做严格的界定，讨论的问题则可以大一点。也就是说，要通过具体的、边界明确的题材，来反映较大的主题。这就是“做好小题目，思考大问题”的含义。

当然，历史写作的题目有宏观和微观之分。大学者可以写大题目，但初学者最好先用心做好小题目，不要一开始就喜欢大题目，这样容易把手写“松”了，结果一辈子只会写空洞浮泛的文章。不过，我们手上写着小文章，心里却一定要装着大问题。在历史研究中，我们始终都会碰到这个“大”和“小”的关系问题。如何处理“大”和“小”的关系，我在《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中提出了十二个字，叫做“以大观小”“小题大做”和“因小见大”。我在书里没有展开来说，现在借这个机会，以这十二个字为中心，谈谈如何应对现代历史写作的挑战。

先讲第一句：“以大观小。”我们知道，历史有点像宇宙，浩瀚无边，内容丰富得超乎想象；而作为个体的学者却很渺小，无论他多么博学，在广袤的“过去世界”面前，所知道的都只是一粒微尘。再伟大的历史学家，毕生用功做研究，能触及的也只是历史世界中一个很小、很小的角落。19世纪有个美国历史学家说，所谓“通史”是没有人可以写得出来的；历史学家在“人类命运”这部大书中所随意撕下来的，只不过是一两张小纸片。因此，历史学家在写作的时候，总有一种如履薄冰的感觉；哪怕是历史的一个细节，也可能比他想象的复杂得多。严谨的学者在下断语的时候，往往是战战兢兢的。但是，历史学家又不甘于渺小，总是极力克服自身的局限，一心要与浩淼的历史沟通，要把他从“幽暗的屋子”里看到的东西展示给别人，并让别人相信，这就是历史本身。可是说到底，历史学家以自身的渺小，面对历史这个庞然大物，所看到的只是一些很细小的东西。但是，这些细小的东西，与巨大的历史躯体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呢？这就需要用“以大观小”的办法来处理。

“以大观小”是中国传统绘画中的一个术语。中国山水画采用的是“散点透视”或“多点透视”，画出的是全景式山水；这种画面一个人站在某个具体的观察点上，是根本不可能看得到的。那么画家又是如何画出来的呢？古代画家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假设自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有一双通天彻地的大眼；同时把面前的山水想象成一个“沙盘”，万里风光就可以一览无余，尽收眼底。这就是以画家之“大”来观山川之“小”。这是“以大观小”的本义。我在这里用它的“转义”，说的是历史学家在观察历史的时候，把自己想象得很大，如同站在喜马拉雅山之巅，这样看到的历史画面就要开阔一些，清楚一些。实际上历史并没有变小，而是历史学家自己变“大”了。我们做的是小题目，“以大观小”的目的，就是给小题目在大的历史画面中确定一个适当的位置，就好比是在一片很大的风景中，恰到好处地布置一棵树、一座房子或一条小溪。

在大历史中找到小题目的确切位置，可以避免两种偏颇的倾向。第一种倾向是把小题目当作了历史的全部，也就是以“小”充“大”。比方说研究美国革命史，有人专门研究黑人在革命中的活动。当时的确有一些黑人卷入了独立战争，有的参加了大陆军，有的则成为“黑人效忠派”。但他们并不是革命的主角，在整个革命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很小。一方面，黑人在人口中占的比重不大，革命与他们的直接关系也不明显；另一方面，绝大多数黑人是奴隶，人身受到控制，不可能加入革命者的行列。总之，从大的画面来看，黑人在美国革命中的位置非常之小。可是，如果一个研究黑人与革命的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或者不把话说清楚，就可能会让人觉得，美国革命根本没有华盛顿、杰斐逊什么事儿，就是一群黑人奴隶在那里造反。这显然不是美国革命的实际面目。

第二种倾向是弄不清小题目与大历史的关系。还是用美国革命中的黑人做例子。研究黑人的革命活动，如果只就黑人说黑人，读者就不知道黑人的活动与美国革命究竟有什么关联。只有把黑人在革命中的活动，同沿海的商人、种植园主、白人劳工以及妇女的作用相比较，进行综合考察，才能真正了解黑人在革命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这样的研究才不会游离于整个革命史。可见，通过“以大观小”的办法，把黑人的活动作为整个美国革命史的一部分来看待，这样才能看出两者之间的联系，尤其是看出黑人在革命中扮演了什么角色，革命给黑人带来了什么影响。

当然，“以大观小”还有另一层含义，就是我们常说的“思辨的历史哲学”。这门学问可以说是把“以大观小”用到了极致。少数“不世出”的哲学家，有点像“知天意”的圣人，在他们眼里，整个人类历史就像一幅小风景画，上面的山川走势、阴晴雨雪、人物房舍，似乎一眼就看得清清楚楚，三言两语就能描绘出大势或规律，并且很自信地展示给别人看。黑格尔和斯宾格勒都是这方面的能手。不过，我们今天讲的“以大观小”，与这种学问没有什么关系。历史哲学和历史研究是两码事，前者是对历史的一种观念构造，而后者则是用具体的材料来讨论具体的问题。

“以大观小”的道理就是这些，说起来并不复杂。但要做到“以大观小”，却并不容易。关键是历史学家要使自己变得“大”起来。一个人想看得远，先要站得高；只有爬到喜马拉雅山之巅，才能放眼天下。前面说到，历史学家要把自己想象得很“大”，其实光想象是没有用的，必须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步骤，想方设法，努力使自己变得“大”起来。

历史学家的“大”，实际上是眼界大。什么样的学者眼界才大呢？当然是知识渊博、学养深厚的学者。所以，我们想变得“大”起来，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努力积累知识，不断提高学养。前人论治史，大多强调要有贯通的眼光，要博通古今中外，通晓相关学科，才能做出很大的成绩。不过，像陈寅恪那种渊博，多数人确实是达不到的；我们只能力争懂得多一些，力争做“有常识的专家”。研究小题目，不能心里只有这个小题目，别的一概不管。其实，哪怕是很小的题目，都需要调动很多的知识来处理。波兰学者托波尔斯基说，研究历史主要靠两类知识，一是资料源知识，二是非资料源知识，而且后一种知识更重要。这相当于中国古人所说的，“功夫在诗外”。我们只有把两种知识结合起来，才能把小题目做好。打个比方，写一篇论文，就像是做一道菜，除了有主料，还得有配料，并且要把主料和配料搭配好，这样做出的菜才又好看又好吃；否则，就是拿着鲍鱼，也做不出美味来。

我们许多人都知道博通的重要性，可是如何才能做到博通呢？说到底，只有“读书”两个字。我们的同学大多愿意读书，但总是希望老师给开个书单，以读完单子上的书为奋斗目标。其实这不是最好的办法。因为研究一个题目，事先很难确切地知道究竟需要用什么知识；到时候什么知识最有用，真有点“撞大运”的味道。既然不能断定哪些知识有用，就只有尽可能地拓展知识面，不断地增加知识积累；到用的时候，选择的余地自然就大了。东汉末年的荀悦说过，用网去捕鸟，捕住鸟的只是一个网眼；但如果只做一个网眼，就根本捕不到鸟。做学问也是一样，虽然用到的知识可能很少，但如果只有很少的知识，那是根本不够用的。

第二件要做的事是加强理论修养。大家都知道，研究历史需要用理论；但理论如何用，其实是很有讲究的。有人写文章的时候，把某种理论当作证据使用，这是对历史研究的一个很大的误解。理论对历史研究的作用主要是启发性的，不同的理论可以为历史学家提供不同的观察研究对象的透镜。在研究的过程中，理论具有很强的组织和动员能力，能够指引思考的方向，能够照亮史料的意义。比如说，在18、19世纪的英国，发生了很多零零散散的变化，包括蒸汽机的发明，水力纺纱机的诞生，机器制造业的发展，工业产品的增长，产业工人的出现，工业城镇的兴起，等等；我们可以分头去研究这些东西，但这些研究的意义是什么呢？如果这时有一个较大的理论概念，把刚才提到的这些事连接成为一个整体，情况就会很不一样。后来确实有人发明了一个词，叫“工业革命”。这个词一出现，18世纪以来欧洲（当然还有美国）所发生的种种变化，就获得了一种全新的解释。这就是理论概念的作用。“文艺复兴”，还有“革命”，都是这样的概念。如果没有“革命”这个概念，我们看1764—1789年的北美，就只知道殖民地居民起来造母国的反，打了8年的仗，最后制定了一部宪法，建立了一个新国家；现在我们掌握了“革命”的概念和相关的理论，我们就能把这一系列事件联系起来看待，把它们叫做“美国革命”。

上面提到的“工业革命”“文艺复兴”“美国革命”，等等，都是“史学概念”。今天的史学深受社会科学的影响，纯粹的理论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严格地说，历史学是一个理论贫乏的学科。不过，在这个领域还是有三种形式的理论。一种是我们通常讲的历史理论，黑格尔的“世界精神”，马克思的“历史规律”，还有汤因比的“文化形态”，都属于这个范畴。这种理论是对历史的高度概括，把复杂丰富的历史锤炼成一条清楚明了的理论链条。这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思辨的历史哲学”。另一种是史学理论，它关注的是历史研究本身，例如，历史学的学科特性是什么？历史认识的特征和局限性是什么？“历史真实”的说法是不是能够成立？这种关于历史学本身的理论思考，也叫做“分析的历史哲学”。第三种理论是在研究具体历史问题时所取得的理论化成果。它来自对具体史事的概括，又能用来观照其他的史事。E. P. 汤普森关于英国工人阶级形成的研究，提出了一种新的阶级理论，就属于这种理论化的成果。这三种理论在历史研究中都有作用。但是，历史研究涉及的问题方方面面、林林总总，需要用的理论资源相当之多；而这些理论需求，历史学本身是无法满足的，所以历史学家一直都在向别的学科学习。最早是向自然科学学习，接着又到社会科学那里取经，后来还旁及了哲学、文学乃至图像学。当前很热的“新文化史”，在理论上就离不开人类学和文学。就这一点而言，历史学是一个开放的学科，它总在从别的学科当中汲取营养，来丰富和发展自己，因此得以不断进步，形成新的流派，出现新的研究范式。

理论对于我们的研究工作很重要，但在具体研究中如何使用理论，则需要有方法论的意识。理论用得恰当，就能提高我们的观察能力，增强我们的理解力和判断力。同一件事情，用不用理论来看，用什么样的理论来看，产生的结果是大不一样的。举一个例子，唐代文成公主远嫁西藏，古书上叫做“和亲”；但如果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看，这不正是不同文化的接触和交往吗？其中肯定存在“文化震撼”和“文化适应”的问题。还有一个例子，美国学者阿尔弗雷德·钱德勒对美国19世纪后期公司管理的各种变化做了很细致的讨论，如果他到此止步，最多就是写了一部美国公司管理史；但他有很好的理论修养，也有很强的理论化意识，他用《看得见的手》做书的标题，画龙点睛，一下子就把自己的研究提升到一个了不起的理论高度。根据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它支配着生产、消费和物价，也决定着经济的起伏波动；但钱德勒通过研究发现，现代公司的管理使经济活动走向有序化，它等于经济中的一只“看得见的手”。后来的政府干预，可以叫做第二只“看得见的手”。由于运用了理论，采取了理论化的路径，他那些琐碎的研究就产生了震撼人心的效果。一句话，不同的理论可以为我们提供不同的透镜，能开阔我们的视野，增强我们的认识能力。

第三件事是开发想象力。在一般人的印象里，历史学家成天坐在那里看史料，讲究“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似乎与想象力不沾边。其实，一个好的历史学家，必须具有出色的想象力。任何一个历史学家，都只是具体的个人，他的经验总是有限的；尤其是一个人一辈子在大学里念书、教书，活动范围狭窄，生活内容单调，阅历和见识肯定都是十分有限的。研究经济史的，可能没有做过买卖；研究军事史的，一般没有当过兵、打过仗；还有人研究土匪史，他更不可能去“啸聚山林”。没有相关的经验，怎么去把握和理解自己的研究题材呢？据说，在美国一个大学的历史系，有位教授自己是同性恋，他声称没有同性恋经验的人是讲不了同性恋史的；这时，有个很有名的学者反驳他说，照这样说来，那还有谁能研究古希腊罗马的历史呢？很多人都不信教，宗教史又由谁来研究呢？的确，如果只能研究与自己的亲身经历有关的东西，那多数历史学家就都要丢饭碗了。任何一个历史学家的经验都是有局限的，但他可以努力克服这些局限，克服的途径就是借助于想象力。通过合理的想象，历史学家可以把自己置于特定的历史时空中，去跟前人交流和对话，去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关注他们的生活方式。一句话，没有直接的经验，可以用想象力来弥补。

说到底，我们讲“以大观小”，本身就是想象力的产物。历史学家的“大”，是想象出来的；为小题目定位的大历史，也是想象的结果。我们是如何看到大的历史画面的呢？是从零零碎碎的史料中看到的，是从一本一本的史籍中看到的，是从一个一个的观点中看到的。这些东西都很支离散乱，我们是如何把它们变成一个整体的大画面的呢？这同样需要想象力。借助于想象，我们把这些分散的东西拼接起来，使它们之间产生联系，形成一个大的画面。然后，我们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在高山顶上写生的画家，为我们笔下的溪流、小桥和房子找到恰当的位置。一个史家只有知识是不够的，还要有想象力，这样才能站得高、看得远。

当然，历史学家的想象离不开知识和常识，想象的运用也仅仅限于寻求解释的方向或途径；任何结论都必须基于史料和论证，而不是想象。不过，在运用史料的时候，我们有时也离不开想象力。史料往往是不随人愿的，一些重要的问题，根本找不到材料；有些问题的材料又是支离破碎的，中间有断裂，有空白。材料的缺乏给我们的研究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在史料不足的情况下，需要借助想象力来做合理的推测。陈寅恪先生关于李唐世系的推测，田余庆先生对北魏“子贵母死”的讨论，都表现出了令人惊叹的历史想象力。他们能从蛛丝马迹中看出历史的“大关节”，如果没有出众的想象力，肯定是办不到的。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时候，做合理的推测，可以弥补材料的不足，或者从有限的资料中发掘出更多的信息。因此，有人把历史学家比作“侦探”，或者说他们有侦探那样的本领，能从点滴线索中推导出事情的脉络。当然，想象力的作用只限于做合理推测，引导我们去思考；推测如果不能被史料证实，就永远只是推测。如果超出了合理的限度，任意想象发挥，那就跟小说家差不多了。

此外，还要谈谈“学术史”的作用。一个学者的眼界要大，就必须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怎样才能站到前人的肩膀上呢？只能借助“学术史”这个梯子。研究一个题目，首先要认真了解前人做过什么，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增益知识的过程，是一个对这个题目的各种相关信息进行全面梳理的过程。当这些知识和信息都进入我们的脑子以后，就会进行综合和发酵，产生新的信息、新的观点，这样我们思考的质量就得到了提升。因为前人的研究所提供的各种知识和观点，可以为我们构筑一个思想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之中，我们接触的各种材料的意义，就可以比较鲜明地显现出来。另外，做学术史梳理，还能帮助我们定向。我们观察历史，要有一个大致的观察角度和方向，不能漫无目标、浮光掠影地四处乱看。前人已经做过的研究，正好可以帮我们形成方向感。因此，做不做“学术史”的“功课”，是一个关系到能不能“大”起来的重要环节。有的人不大重视这个工作，觉得这只是一个绕不过去的程序，因为老师要求这么做，刊物也规定要有这方面的内容。

谈到现在，大家可能还是有一个疑问：“以大观小”，到底应该怎么做呢？很抱歉，我也提不出一用就灵的“秘诀”。不过，从常理来说，我们首先要明确“观”的对象。前面谈到，“以大观小”的目的，是要确定小题目在大历史中的位置；因此，“观”的对象实际上也有“大”和“小”之分。“小”就是我们研究的题目；“大”则是指题目四周扩展的部分，它虽然比我们的题目要大，但也有明确的边界，并且同我们的题目有直接的相关性。相关性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我们要同时对“大”和“小”进行观察，既要看到与“小”直接对应的“大”，又要在“大”中找到“小”的位置。

还是举一个例子吧。我听说有个学者研究美国联邦调查局对民权组织的监控，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而且还比较“小”。不过，如果要弄明白这个小题目的意义，就要把它放在一个大画面中来看待。这个更大的画面是什么呢？它可以是整个民权运动，也就是把监控放在民权运动中来看，看它对民权运动有什么影响。如果把画面再扩大一点，就是美国民主政治，把监控放在美国民主政治的框架中来考察。大家知道，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美国人享有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享有合法竞争公共权力的自由，还有合法反对的自由，包括反对政府的权利。但是，这些自由和权利都是有限度的，一旦触及美国现行的权力体制，挑战美国的核心价值，就会受到限制和打压。联邦调查局在监控激进的民权组织时，采取了各种卑劣的手段，包括造谣、污蔑、构陷和妖魔化，说激进民权组织受共产党的操纵，拿苏联的钱，目的是败坏他们的形象，使民众与他们疏远，削弱他们的社会影响力。民权组织为了应对这些丑化和打压，必须花费人力和财力去做宣传工作，甚至要上法庭打官司，这样就不能一心一意地从事民权活动，最终导致民权组织走向衰落。可见，在美国这样的民主社会，争取民主权利的活动同样会受到民选政府的控制和打击。这不正是民主的悖论吗？可见，把联邦调查局对民权组织的监控放在美国民主这个大的画面中观察，就能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思考美国的民主政治。这就叫“以大观小”。如果不是把监控放在美国民主这个大画面中，我们就至多只能掌握一些具体的史实，这个题目的意义就没有充分发掘出来。因此，“以大观小”，不仅要站得高，眼界大，而且角度要好，对象要找得准。

另外，我们还要知道，“观”的对象有“大”“小”之分，但它们的关系不是绝对的，而是互动的。我们先要严格地界定研究的题材，也就是“小”，才能知道什么是与它相关的“大”。上面提到的联邦调查局对民权组织的监控，相对说来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题目，我们可以落实到对某个或某几个民权组织的监控上，并且划定一个具体的时段，这就是在对题材进行界定；然后我们再来确定大的画面究竟是整个民权运动，还是美国民主。这取决于很多因素。如果已经有人研究过监控对民权运动的影响，我们就要考虑另辟蹊径；如果我们没有能力把握美国民主这样大的画面，就不妨试一试其他的路子，比如说从现代国家权力的膨胀来看监控的意义。当我们明确了什么是大画面以后，我们就可以从大画面着眼来反观小题材，并对它加以重新界定，做更深的开掘。在这种“大”与“小”的互动中，我们对题目的理解就越来越清晰了。

接下来谈第二句话：“小题大做。”这个词很常见，但意思却经过了多次转化。明清的科举命题，取自四书的叫做“小题”，取自五经的叫做“大题”；用做“大题”的方式来对待“小题”，叫做“小题大做”。这是这个词的原意。后来它演化成了一个贬义词，指拿小事情做文章，故意挑起事端，造成不好的影响。我在这里采取的是第三种用法，“小题”和“大做”的意思全都变了：“小题”是指前面反复提到的小题目；“大做”是指花大气力、下极深的功夫来做好小题目。胡适称赞顾炎武的学风，说他肯花极大的精力、用丰富的材料来研究小题目，这就是“小题大做”。可见，“小题大做”的理念来自于胡适。当然，后来其他的学者也讲过类似的话。

“小题大做”的道理不必多讲，关键是怎样才能做到“小题大做”。美国历史学家塞缪尔·莫里森说过，无论你研究什么题目，都要调动你生活中的全部经验和智慧；研究中国思想史的美国历史学家史华慈也说，一个人的学养越深厚，教育背景越宽阔，他就越有可能调动自己的一切知识和智慧来对待他所研究的题目。这些话所讲的是同样的道理，就是要“小题大做”。题目虽小，但投入要多。投入到一个小题目中的东西，包括思想、知识、智慧和精力，也包括情感。就像清代学者王鸣盛，脑子里整天装着自己研究的题目，苦思冥想，翻来覆去；有时睡在床上，忽然有了想法，就马上爬起来把它记下来，鸟儿在天上飞，鱼儿在水面跳，都没有他那么快。这种对学问的痴迷，可以说是“小题大做”的前提。小题小做，舍不得下大功夫，不肯用大智慧，小题目就永远成不了大文章。这话听起来有点玄，因为很难找到一个明确的标准来衡量做到什么程度才算是“大做”。其实，在研究一个小问题时，我们自己心里是最清楚的，是不是在朝思暮想、殚精竭虑，是不是调动了全部的智慧和精力。

不过，有一个指标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占有史料的多少。做一个小题目，即便是一个很小的题目，也有很多相关的材料；是不是竭尽所能地去发掘材料，就能说明把“小题”“大做”到了什么程度。陈垣先生谈收集史料，有一句名言，叫做“竭泽而渔”。他自己写文章，抄录的材料摞起来有几尺高，而写出的文章只有几千字或几万字。这是典型的“小题大做”。我们今天研究古代史，做到“竭泽而渔”并不难，因为材料相对有限，即使有新的考古发现，也能及时地跟踪。但是，越往现代材料越多，别说“竭泽而渔”，就是随便撒一网，捞到的鱼也很多。特别是我们今天留给将来的历史学家的史料，更是多得不得了，各种形式、各种载体的史料都有。后人研究我们今天的历史，要做到“竭泽而渔”，简直就是“痴人说梦”。所以，我说的是要尽可能广博地占有史料。美国历史学家伯纳德·贝林的学问很好，有一个人采访时问他：你研究一个问题，到什么时候才觉得材料完备了呢？贝林回答说，他有一个判断的标准，一旦感到再也没有什么有意义的东西了，他就在材料收集方面收手了。

不过，占有材料再广博，最终也是有限度的，而且还会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比如说，能不能接触到很多的材料？是不是有足够的时间？但不管怎么说，研究一个题目，如果不能掌握与课题密切相关的核心史料，最好就不要再做下去了。什么叫做“核心史料”？就是离开了它，研究的东西就会变得毫无价值。以美国制宪史的研究为例，核心史料就是麦迪逊的制宪会议记录，最好是用麦克斯·法兰德编的本子；还有各州批准宪法的辩论，联邦主义者的文章，反联邦主义者的文章。梅里尔·詹森等人编了一套二十几卷的各州批准宪法的史料集成，也是核心史料。如果没有看到这些材料，那就不要去写关于制宪史的文章。我们念研究生的时候，这些材料确实看不到；但今天的情况大不一样了，许多材料上网就能找到。现在如果还说没有材料看，就只能说明自己偷懒，舍不得下功夫。

所谓“小题大做”，仅仅获得了充足的材料是不够的，还要把材料看懂看透，并且把它们用好。材料要经过考辨和解读，才会产生价值。如何来考辨和解读材料呢？首先是要争取通读核心史料。这听起来是一个笨办法，但笨办法能产生意想不到的好效果。因为通读史料和找材料是完全不一样的。找材料的目的性很强，只注意那些直接相关的东西，很多好材料会从眼皮底下溜掉。有些材料看似不相关，但有助于我们看问题，促使我们对题目进行新的思考。另外，其他材料积累得较多时，还会派生出新的题目。而且，采用这个笨办法并不容易，必须要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不用为生计发愁，也不必一年发好几篇文章；只有这样，才能不紧不慢地做研究，从容悠游地通读重要的史料。现在，研究生不仅要写学位论文，还要发表“资格论文”，等到把材料通读完了，也就该毕业了。所以，通读材料是最理想的做法，但要根据具体情况来考虑它的适用性。

如何有效地处理收集到的材料，前人留下了一些有启发性的办法，其中司马光等人编《资治通鉴》时用的“长编法”和“考异法”，是可以借鉴的。他们把搜集的材料排列在一起，弄出一个很长、很详细的初稿，然后删繁就简，形成定稿。我们今天也可以效法这种做法，根据基本的思路和写作的意向，把搜集到的材料排列起来，形成一个资料长编，然后再反复地看这些资料，找出它们之间的联系，把最集中的问题提炼出来，这样文章就大体成形了。第二个办法叫“考异法”，把不同的记载排在一起，推敲哪一种最可靠、最可信。这种办法对我们今天也很有用，因为史料中的歧异总是存在的，比如一场战役，军官的回忆、士兵的日记以及指挥部的文件，所提供的情况可能出入很大；我们不妨把这些不同的说法排列起来，以判断其中的异同，选取那些最有说服力的记载。

广泛地占有材料，深入地解读材料，这还不够；我们还要尽一切可能穷尽所掌握的材料的价值，最大限度地发掘课题的意义，这也是“小题大做”的要求。同样的材料，下的功夫不一样，采取的视角不一样，研究者的学养和见识不一样，写出来的文章可能会相差很远。还是用做菜来打比方：原料相同，配料也相同，但烹饪的手艺不一样，做出的菜在味道上肯定有高下之别，甚至可能是完全不同的菜。有些同学在写文章时，确实找到了很多很好的材料，但没有把这些材料的潜力充分发掘起来，也就是没有用好材料，写出的文章最多是差强人意。

在这方面，我想讲一点个人的粗浅体会。我近来一直在考虑美国革命时期“人民”的概念。这个题目不大不小，并不好处理。美国的建国先辈口口声声在说“人民”，时时处处在谈“人民”，但是这个“人民”究竟是谁呢？解答这个问题，可以有多种路子，例如，梳理这个时期关于“人民”的定义，把各种界定罗列出来，看看哪一种认识是通行的，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情况下是如何看待“人民”的。这样做也能写出一篇有价值的文章。但我觉得这样做最多只能提供一些关于建国时期的“人民”定义的知识。是不是还有更好的路子呢？我想到，美国的建国先辈本来想建立一个共和国，但最后他们却把这个共和国说成是一种新型民主，对同一种政体做了不同的诠释，这与他们对“人民”的认识有没有关联呢？我通过阅读各种材料，发现美国人在建立共和政体时，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在古代，共和国的地理范围都不大，“人民”直接参与公共事务；但是，对一个像美国这么大的国家来说，历史上很少是用共和制来治理的，如果美国人一定要采用共和制，怎么理解“人民”在共和国的地位和作用呢？于是，他们就不得不重新界定“人民”，使“人民”在共和国不必亲自去参与决策。最后他们意外而惊喜地发现，通过重新界定“人民”，把“人民”排除在实际政治决策之外，竟然是一条很合理、很可取的途径，能够满足他们对共和政体的种种期待。他们把这种不必由“人民”亲自出场的共和政体，叫做“代表制民主”。由此可见，“人民”的定义与美国早期的国家构建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样一来，这个题目的价值就得到了提升，比单纯讨论“人民”的定义更有意义。它不只是提供了一些关于“人民”定义的知识，而且让读者了解到美国人建国的思想逻辑。

最后来讲第三句话：“因小见大。”这几个字很重要，说出了研究小题目的目的和意义。我们为什么要强调做好小题目呢？当然不是为“小”而“小”，而是要“因小见大”，也就是通过对小题目的钻研，能够让我们看到更大的历史画面，把小题材与大历史联系起来。我们写一篇论文，不能停留于就事论事，不能把一件事从头到尾写出来就了事。章学诚说，写史不能满足于“事具始末，文成规矩”，而要追求微言大义，也就是阐释历史的意义。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治史的高境界。对于一篇论文来说，只有做到了“因小见大”，文章才有了灵魂。我们写一篇文章，别人看了以后说：“哦，是这么回事呀。”这意味着文章只是提供了一些知识，让别人明白了一些东西。这是不够的。一篇好文章，应该让人看了以后发出惊叹：“唷，这个问题还可以这样看呀，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这说明文章给人带来了一种“思想的冲击”，促使或引导别人去思考。这就是“因小见大”的意义所在。

最近，美国历史学家纳塔莉·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出了一个中文版。它讲述的是一个很小的故事：在中世纪晚期法国的一个小村子里，有一个小青年结婚后不几年突然失踪了；又过了几年，有个自称是马丁·盖尔的人回来了，并且被这个家庭和村民所接纳；后来，因为财产纠纷，马丁·盖尔被他的叔叔告上了法庭，说他是个冒牌货；法庭进行了取证和审理，几乎就要判被告胜诉，这时真马丁·盖尔露面了，整个故事的结局随之发生了逆转。这个故事听起来很离奇，但并不是什么重大的历史事件。那么，这个小故事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在中世纪的法国农村，人们怎么看待婚姻，怎样处理人际关系，如何对待个人身份，怎样对待个人声誉，这些问题都涉及对当时整个社会的了解和认识。通过这样一个故事，我们看到了当时法国乡间居民生活的画面。这无疑是“因小见大”的一个成功的例子。

再举一个例子。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瑟恩斯特罗姆写了一本书，叫做《贫困与进步》，讲的是马萨诸塞一个小城市在19世纪几十年里的社会流动。他为什么要研究这样一个小城市呢？他是想通过这个小城市的社会流动来反映一个很大的问题。过去人们通常认为，19世纪的美国是一个“机会之乡”“希望之乡”，任何一个人只要勤劳肯干，就能够聚集财富，实现个人的梦想。但瑟恩斯特罗姆通过研究这个小城市几十年的变化，发现一个人地位的变化，受到很多不确定因素的制约，下层人要改善处境并不容易，所谓遍地机会的“希望之乡”，基本上是一个神话。通过对这个小城市的研究，让我们加深了对19世纪美国社会的认识。这也是一个“因小见大”的范例。

要做到“因小见大”，最理想的路径是“入口小、出口大”。所谓“入口小”，就是切入点很小；“出口大”，就是观照的问题大。就好比一个旅游者，从一个狭窄的山洞进入，到达出口时，却看到了一片开阔而美好的景色。这就叫“别有洞天”。我从前有个同事，在哈佛大学拿到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题目叫《中国与大战》，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就是一个“入口小、出口大”的例子。他的切入点很小：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究竟是被拖进去的，还是主动参战的？这是一个很具体的问题。他通过研究发现，中国并不是受各种形势裹挟而勉强参战的，各界人士促成中国主动参战，并且选择了站在协约国一方。中国从1840年以后一直被动挨打，中国同外国谈判，结果不是割地，就是赔款，甚至是又割地又赔款。一战结束后，中国以战胜国的身份出席和会，参加谈判，这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从中国参战到出席和会，表明中国在努力寻找自己的“国家身份”，体现了一种“国际化”的取向。另一方面，过去我们一直认为，一战是一场基督教世界的厮杀，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但是，既然这场战争对中国这样的边缘国家也有这么大的意义，这说明它并不仅仅是一场基督教国家之间的战争，也不仅仅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而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战”。这样一来，对于一战的世界历史内涵就需要重新界定，其结果是使我们对这场战争的意义有了全新的认识。可见，他从一个很小的入口进入这个题目，结果是提出了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解释框架。这不正是“因小见大”的要义吗？

前面谈到，文章要有灵魂。这个“灵魂”是什么呢？就是问题意识。问题意识关系到思考的方向、思想的深度，并且影响到文章的质量。一个常见的题材，如果带着不同的问题意识来考察，就会呈现很不一样的意义。举例来说，关于美国革命的起源，美国学者有各式各样的解释，有人注重英国的经济政策，有人强调殖民地在政治上的成长，有人研究海上贸易条例和关税，也有人说是“天命”使然。可是，伯纳德·贝林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产生了不同的想法：上面所有的这些研究，都是从外部来解释革命的起因，如果看一看革命者自己如何解释革命的原因，会有什么样的发现呢？这看起来是一个很不起眼的问题，却完全改变了研究革命起源的方向。贝林通过研究发现，美国革命的思想渊源并不是以前所说的启蒙思想（主要是洛克的理论），而是共和主义，也就是17、18世纪英国政治反对派的思想。这种问题意识还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其他学者接着他的思路来做研究，发现美国革命者认识他们身边的世界，思考建国的道路，甚至看待建国初期的政治斗争，用的都是共和主义这面透镜，而不是洛克式的自由主义。这样就等于改写了1764—1800年的美国历史。看起来只是提出了一个不同的小问题，结果却引发了一场“史学革命”。所以说，这是一种非常新颖的、“具有尖锐想象力”的问题意识。

一个问题是不是有新意，能不能产生成果，关键要看它是不是增加了思考的维度，能不能引领思考的新方向。一般说来，我们研究一个题目，不是加入一场已经发生的讨论，就是要挑起一场新的讨论，所以一定要找准“问题域”。也就是说，研究的问题必须来自于一个特定的讨论范围，要有一个明确的立论对象。我认识一个同学，他研究内战后美国南部的借贷制度，他想把它与美国农业的发展道路联系起来。这是一种很可贵的问题意识。大家知道，列宁有一个著名的论断，说美国农业发展走的是一条“美国式的道路”；但实际上，美国南部农业的发展走的并不是“美国式道路”，而是更像“普鲁士道路”。这里就产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可是，我们在界定这个问题时，如果把讨论的对象确定为列宁的论断，或者把这个问题放在美国学者的南部农业史研究中，那就把“问题域”搞错了。应当如何设定“问题域”呢？我们首先要看谁在讨论这个问题。列宁只是从理论概括的角度提出了这个问题；而美国学者则很少关注这样的问题。只有苏联和中国的学者，在用列宁的理论来解释美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时，才遇到了前面提到的问题。所以，研究这个问题的立论对象，只能是苏联和中国学者关于美国农业发展道路的讨论。

相对说来，要提出一个引起讨论的新问题，难度更大；如果能从看起来不是问题的地方发现问题，也可以写出很有价值的文章。国内有个学者研究美国南部奴隶主与内战的关系，他要解决的问题似乎很简单，就是南部究竟是怎么被打败的。这个问题看起来早就有了答案：南部是被联邦军队打败的，是被林肯领导的联邦政府打败的，是被工业发达、经济实力强盛的北部打败的，在某种意义上还是被黑奴打败的。但是，我们这位学者通过对许多原始材料的解读，有了一个新的发现：南部在一定程度上是被自己打败的。于是，一个老问题就产生了新的意义。他的解释是，南部发动内战的目的在于维护奴隶制，但南部为打赢战争所采用的每个手段，都直接损害了奴隶制；也就是说，手段与目的是直接矛盾的。比方说，青壮年都参军打仗去了，种植园只能由老人和妇女来管理，结果许多奴隶逃跑了；后来，种植园的生产几乎陷入瘫痪，居民的吃喝都成了问题，怎能保证战争物资的供给？到最后，南部已经没有资源来支持战争了，南部人的战争意志也就崩溃了，战争的结局就是不言而喻的。从这种意义上说，南部是被自己打败的。可见，这篇论文的观点比较有新意，丰富了我们对内战的认识。如果这位作者只是叙述南部奴隶主如何发动战争，如何进行战争，战争又对他们产生了什么影响，而不是针对南部为什么失败这个问题来立论，他的论文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

不过，“因小见大”是有一定限度的。小题目终归是“小”的，不能任意放大，更不能用“小”代替“大”。“小”有助于我们认识“大”，但它本身并不是“大”，不能把“小”当成“大”。只有很多的小景物连接起来，才能构成一个大画面。所以，我们提倡做小题目的真正用意，是希望每个人在某一点上、在某几个问题上钻研得很深、很透彻。全国有那么多人在做研究，把这些研究得很透的点集中起来，就能组成一幅丰富而细腻的历史画面，就能极大地丰富我们对历史的认识。不过说到底，小题目是有它的限度和局限的，我们强调“因小见大”，但要警惕过度阐释，避免无限发挥，不能以偏概全。

前面讲了这十二个字，总的意思就是想说明，我们一方面要认真踏实地钻研小题目，一方面要深入透彻地思考大问题，要把朴实专深的研究与开阔洞彻的思想结合起来，做到专精与博通的平衡。这样做出来的学问，才是有价值的学问，才是好的学问。

学问的确有好坏之分。什么是好的学问呢？章太炎在谈论国学时说过一段很有意思的话，大意是，研究国学，必须深入钻研，苦思冥想，把那些隐晦曲折、为人所忽略的地方都发掘出来；写的每一个字都要有证据，不能说空话；说的每一句都应该是自己的研究所得，而不是别人说过的东西。这样的学问，才是好的学问。当然，做到“字字征实、不蹈空言”还是有可能的，而“语语心得、不因成说”则几乎是遥不可及的，因为我们研究任何一个题目，都要面对许多前人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没有人敢讲每一句都是别人没有说过的。

至于“坏的学问”，借用清代学者潘耒的话来说，叫做“俗儒之学”。潘耒说的“俗儒之学”，就是文章写得华丽绚烂，但华而不实，讲的是老掉牙的东西，既没有新材料，也没有新观点；或者说的话很玄虚，可是追究起来却没有什么根据，还把别人讲过的话当作自己的发明。这就是坏的学问，也就是章学诚所说的“横通”之学，以道听途说、高谈阔论为能事，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所以，我们千万不能落入这种窠臼，要努力做朴实的学问、踏实的学问，这样才能对史学的进步有所推动，为思想和知识的增益做出贡献。

（2012年据讲座记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