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重识严复的翻译思想
我们曾对严复做过重新认识，随着变译理论研究的深入，我们认为有必要对严译实践与理论问题做更深入的个案研究。
一、重识的缘起
严复1895年早春前后开译Evolution and Ethics，暮春停笔，《天演论》初稿1895年3月由陕西味经售书处最早刊印，1897年连载于《国闻汇编》，1898年由湖北沔阳卢氏慎始基斋私自木刻印行问世，1905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百余年来，不少人专论或涉及严复及其翻译思想，在他们看来，“信达雅”似乎成了其翻译思想的全部。但果真如此吗？其翻译思想还有无挖掘的必要？在严译名著出版百十年来，重读严译名著，重识严复的翻译思想，能发现以往研究视野未及之处。这对中国译界，乃至世界译坛，或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重读与重识
1987年读研时，出于对译史了解的需要，笔者读了《论严复与严译名著》。受国内译界舆论的影响，笔者仅认识了严复的“标准”——“信达雅”，这大概是由于当时翻译实践不足而无检验真理的标准的缘故吧！20世纪90年代，有了口笔译实践，再次捧读《论严复与严译名著》，并参阅严译作品，笔者顿觉石门洞开，发现了历史背后的真实：严复翻译思想远不止于翻译的标准。“信达雅”被捧上天也好，被批得体无完肤也好，只代表其思想的一部分，而更丰富的内涵却被历史尘埃给淹没了。由重读严复走向重识严复，探得更为可贵、却很少为人关注的翻译思想，从而找到了远非译界所宣传、所了解的严复。
三、意外的收获
翻开近、现代中国译史，论及严复翻译思想的学者，大多讨论过“信达雅”，推崇者为之欢呼，质疑者攻击“达”或“雅”。大概因为这种热闹，他们较少潜心比读严译名著，反复研究的也就是令严复叫苦不迭的三个字。不过，也有明察者，他们细究严译名著，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现概述并讨论他们的意见，也许能醒人耳目，还原一个完整的译才严复。
《天演论》每篇译完之后，严复常加案语，发表己见。严译作品凡170余万字，其中，严复的案语有几百条，约占翻译文字的1/10。案语或诠释，或补充，或指出原书的缺点，加以评说，或联系国内外（尤其是国内）实际，借题发挥。如在《法意》的案语中他常常联系中国当时的现状加以申论注2。——同时代的许多人并未多读严复的文章，却非常注重他的译文及其案语。严复的案语旁征博引，解说详明，多为适时而发的感叹，因人因事而加的评语，随机插入的阐述。正是通过变译，他才能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阐发自己的思想。严复的译文是译、评、释、写等行为的杂糅，不是道地的全译。像他那样在翻译中突出自己的思想，在历史上是少有的。其价值何在？只有以此为前提，才能研究其翻译思想。
严复将许多自己的论述融入译文中，一面介绍西学，一面仍不忘弘扬国故。傅斯年批评说严复不曾对作者负责，只对自己负责。我们认为，他实质上是对读者负责。正如张岂之、杨超所言，人们读《天演论》，似乎并不怎么在意原作的生物进化原理，反被严复救亡图存的大声疾呼所深深震撼。注3——这是译与写，还有译与评的共同效应，其效果恐怕是全译所不能企及的!
在《群学肄言》里有的地方增加了原文所无词句，不仅未改变原意，反使原文意思更显明通达，译文语言更流利顺畅；《天演论》案语多次提到达尔文（Darwin）《物种起源》、斯宾塞（Spencer）《综合哲学》、马尔萨斯（Malthus）《人口论》以及苏格拉底（Socrates）、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伊壁鸠鲁（Epicurus）等人的学说，在不少地方加以介绍和阐释。贺麟注4说，严复译《穆勒名学》，实际上是想把培根、洛克开创的英国经验论搬过来，所以在《穆勒名学》案语中经常提到培根、洛克及其学说。——这是译中有写，译中有编，译述与综述结合；原著已不再是原本，而是多本的融合； 在这种背景下，能谈今人所理解的“信达雅”吗？！
严复曾写道：“中间义旨，则承用原书，而所引喻设譬，则多用己意更易。盖吾之为书，取足喻人而已，谨合原书与否，所不论也。”注5——在此，严复采用了全新的翻译方法，不拘于原文原例，采用国人所解的实例，以助理解。这可算是改译或译写。作为利用国外信息的一种手段，难道不可堂堂正正地存在，受到翻译理论的关注，而只能被视为旁门左道，弃之不用？后人能仿效吗？把这种方法总结出来，相信会有其用场。
严复像其他近代的先进人物一样，在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时候，并不是原封不动地输入，而是有所取舍，进行改造，最大限度地将译作与中国现实问题结合起来。他结合中国时局所译的《天演论》只是《进化与伦理》的一半，《穆勒名学》不及原书一半。《天演论》的特点恰恰在于不是赫胥黎（Huxley）原作的忠实译本，而是有选择、有取舍、有评论、有改造，根据现实对原作“取便发挥”的变译本。——《天演论》能有巨大影响，原因也在于此，它对外国思想的译介没有生搬硬套，而是力求服务于当时中国的需要。这正是目前广大译者翻译科技文献所采用的“摘译法”、“编译法”、“阐译法”等，文学作品也部分地采用。
吴汝纶在《天演论》序中称严译：“其书乃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注6这是对严译语言的褒奖，并不是关涉双语转换与变通水平的评价。比读严译与原作，发现其文笔很美，其义不信，这种现象又该如何对待？游离于原作却又受读者欢迎的译作有无存在的必要？一种从信守原语文化到趋向译语文化的审视态度妥当与否？值得三思。
对严译名著，冯友兰说得更为率直：“严复翻译《天演论》，其实并不是翻译，而是根据原书的意思重写一遍。文字的详略轻重之间大有不同，而且严复还有他自己的案语，发挥他自己的看法。所以严复的《天演论》并不就是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天演论》的原名）。其中的进化论和不可知论，在内容上和赫胥黎的原来的理论，并不是完全相同。”注7——由此看来，《天演论》含有改译、译述、编译，甚至是综述（其中顺便介绍了其他学术思想）、述评等成分，也就是说，《天演论》已不再是大家潜意识中的全译了。严复“所言”被研究再三，“所为”则被遗忘殆尽，当言行不一致时，以“所为”为研究的根本，恐怕是个案研究要遵循的更高原则。
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里自责道：“题曰达旨，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注8如同王克非所总结的：“由于特殊摄取的需要，严复不循翻译之正法，而采用他自称的‘达旨’或‘译述’。”注9他将这种“译述”分为“加、减、改、案”四种。严复的翻译用心良苦，也如王佐良所言，严复翻译的重要性可能比我们已经认识的还要大，而他所采取的翻译方法也可能另有深意。——果然是“非正法”，却又为何处处用之？！时过百年，我们不仅要研究他所说的、也是广大译人所珍视的“正法”，更要研究这种“非正法”，“正法”变为“非正法”的深刻背景也许比方法本身更能叫人生趣。1997年我们称“非正法”为“翻译变体”（后来简称“变译”），翻译变体很大程度上能切实地指导有效地开发利用国内外信息。据以上所述和笔者的思考，严译名著还可总结更多、更具体、更宏观的变译方法——摘译、编译、译述、综述、述评、阐译、译写、改译、参译、仿作等。
四、几点认识
经典因年代久远，多汗漫不清，或因时代变迁，世风多变，经典的思想被后人所歪曲、增删，真伪难辨是一问题，众说纷纭又是一问题。严复几乎从未完整地译过一部作品，为了译介域外学术思想，同时阐明自己的思想，真可谓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而一个世纪以来，多数人研究严复的翻译思想，却是抱残守缺。他们为什么对真实的严复视而不见呢？这不是完整的严复，也不是真正的严复。
重读严复，有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研究译家的翻译思想，只有读其译著，才可深究真谛。否则，对其人其说也只能是一知半解。重识严复，最大的收获在于：其翻译思想的另一半“非正体”——变译是亟待挖掘的宝贵财富。
第二，重识严复所得的变译方法显然不同于通常的全译方法，它是更宏观的翻译手段，虽“非正法”，却是在特定条件下、特定程度上更具特效的方法。严复具体是如何操作的，需要详细而深入的研究，这是比“信达雅”更能指导实践的翻译策略，因为只有实在的实践策略才是切实可行、具体可用的。
第三，对严复所用的“达旨术”在方法论上很有总结的必要，更须切实地研究其具体操作的理据，将其作为理论研究对象，以丰富中国的翻译理论。
第四，要研究译家的所言，更要研究译家的所为，对其所为有所思，才能有所得。严译虽不是全译，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因此有必要考究其独特的翻译思想。
第五，研究翻译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在翻译理论上把握现在，昭示未来。20世纪之交严复独特的“达旨术”跨越一个世纪，为21世纪的翻译活动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这已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翻译方法，而将成为文化输入与输出的重要方法之一，进入人类翻译思想宝库并予以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