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为何要读尼采？1

——“同济·尼采论坛”开幕式致辞

各位朋友，早上好！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同济大学欧洲思想文化研究院，欢迎各位的到来。我特别要对四位主讲嘉宾表示欢迎和感谢，他们是远道而来的德国斯图加特大学的齐特尔（Claus Zittel）教授、首都师范大学的汪民安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刘小枫教授、复旦大学的郜元宝教授。

今天的“尼采论坛”是由同济大学欧洲思想文化研究院主办的，这次是第一届。按照我们的计划，我们在每年的9月中下旬举行一次“海德格尔论坛”或者“尼采论坛”，去年我们举办了首届“海德格尔论坛”，今年是“尼采论坛”，明年又是“海德格尔论坛”，轮着来。我们希望把这个论坛做成一个开放的、高水平的国际化学术论坛。每次论坛，我们会邀请四位国内外学者作为主讲嘉宾，邀请四位本校学者作为点评人，用两天时间来研讨海德格尔或者尼采哲学。我们反对匆匆忙忙的、走马观花式的学术聊天，而希望通过深入的学理阐发、对话和讨论，深入论题，推进我们的学术研究。

今天早上我突然想到，今年是尼采诞生170周年呀！尼采是1844年10月15日生的。天呐，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做“尼采论坛”了，原来是为纪念尼采诞辰170周年。这不是我们故意安排的，而是巧合，我们在做计划时完全没想到这一点。所以今天的论坛也是一个纪念会，各位都是见证。

尼采活着的时候没有获得成功。他的一生是灰暗的，他一直在等待读者。左等右等，他有点绝望了，愤愤地说：我的读者在未来，好像还说过我的读者在100年以后。显然尼采低估了自己和自己的思想。1900年尼采去世后，全世界开始阅读尼采，今天尼采已经成为被阅读得最多的哲学家。我没说“之一”，我想我这个判断至少在中国肯定是成立的。在中文世界，尼采的书不断地被重新翻译，被广泛地阅读，令人惊奇。我们不禁要来问一问：我们为何要读尼采？

中国人的尼采接受有两次高潮，第一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当时以谈尼采为主，尼采翻译刚刚开始，因此差不多是在无书可读的情况下大谈尼采。1920年鲁迅用古文译了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序言。郭沫若大概是在1923年开始发表他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译文，约一半，在《创造周报》上连载了27期。当时读者很多。据说有一位女读者问郭沫若：郭老师，我一直在等你后面的翻译呀。这事让郭沫若很后悔，悔不该没把这本书译完。

20世纪80年代是又一个尼采热。刚刚改革开放，民众精神上比较压抑，需要一些读物来刺激。于是大家读尼采，读弗洛伊德，读萨特。这时候我们有较多的尼采书可读了，特别是周国平先生贡献最大，写了一本《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译了一本《悲剧的诞生》，这两本当年成为大学生们的“必读书”。其他一些尼采著作，也陆续地被译成中文。在80年代的“美学热”中，尼采是一个关键人物。

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尼采是一个反叛和解放的尼采，那么，20世纪80年代的尼采是一个自由和审美的尼采。今天呢？大概十几年以来，尼采又开始在中国学术界成为一个热点论题。关于尼采的论著多了起来，尼采翻译则有“大跃进”的味道，目前居然同时在出三套尼采著作系列，有的甚至号称“全集”。刘小枫教授主编的《尼采注疏集》好像已经出齐了。我主编的《尼采著作全集》则还在途中。无论如何，我们得承认，中国的尼采研究和翻译事业得到了重大进展。这时候我们还得问问：今天我们为何要读尼采？

我们注意到，在今天的中国学界，尼采形象已经大有变化，仿佛成了一个政治的尼采。围绕尼采哲学所展开的讨论，主体是一场政治哲学的争辩。确实，尼采最深刻地洞察了欧洲现代文化的危机，发起了现代性批判和启蒙理性传统的反思。但仅仅是在政治面上或者哪怕是在政治哲学面上来理解尼采，这就够了吗？20世纪80年代尼采在中国很美学、很感性，而新世纪以来尼采在中国却变得很政治、美感全失。这到底是为何？

记得德里达说过，尼采是复数而不是单数。不只有一个“尼采”。我愿意同意德里达的话。很高兴在今天开始的“尼采论坛”中，我们将看到不同进路的尼采讨论。我相信这样一种讨论将丰富我们对尼采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