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对于人生的意义1

一

今天要我来讲“哲学与人生”，这个题目不是我自己定的，是院里相关老师为我拟定的，我想我只好服从，就来讲讲“哲学对于人生的意义”吧。这样的题目通常要由老先生们来讲，老人与年轻人有何区别呢？老人多半靠回忆度日，而年轻人更多用力于对未来的设计。这大抵也是我跟在座各位的区别。好吧，我先来回忆一下自己，也算是自我介绍。今天听课的同学主要是一年级的新生，而你们进校时我不在国内，没有出席我院的迎新大会，所以呢，也有必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是浙江绍兴人，老家属于浙东山区，位于会稽山南端、四明山的西北端，蒋介石的老家在四明山的东南端。大家知道绍兴出过许多人物，就近代文化人物而言，主要有周氏兄弟。绍兴有两种地方戏，一是主要由男人唱的绍剧，二是主要由女人唱的越剧，周氏兄弟的性格恰好与这两种戏相合：鲁迅很阳刚，有点野蛮；周作人则特别阴柔，有点娘娘腔。我觉得我自己的性格，可能比较偏向于鲁迅。前些年国内热炒一位在台湾读书界影响很大的文人，叫胡兰成，就是把民国大才女张爱玲弄得苦不堪言的那位，他老家离我家只有十几里路，可以说是我的真正老乡。周氏兄弟是绍兴城里人，我老家则在绍兴南部的深山里面，与城里文化还是有区别的，甚至方言都有别。

我是1963年生的，去年50周岁，竟然过了3个生日，分别是9月18日、9月28日、11月13日。为何？在座年轻学子大约不可能理解这一点了。我出生的时代是一个仓皇的革命和斗争年代，父母亲都是农村好干部，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那种，忙乱中居然把我的生日也弄糊涂了。9月18日是杭州公安局在为我办身份证时写错的，我本来填的是9月28日，是我父亲猜测的我的阴历生日。我只好假定他是正确的，相应的阳历是11月13日。于是我就有了3个生日，真是很不好意思。

我出生以后没两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在小学和中学阶段，我基本没有怎么读书，因为当年不提倡读书。幸亏在小学里有一位严格的老师，是村里唯一的老师，动不动就训人和打人，倒也逼我们学了一点语文。这位蒋姓老师只会讲绍兴话，所以你看，我现在也只会“绍兴普通话”。不过我依然很感激这位老师。等我小学毕业时，“文革”结束了，这时恢复了高考制度，我才开始用功读书。

不过我考上大学实在是特别偶然的。当年（1980年）全国高考录取率是4%，即25个考生中取一名。按照我平时测验的成绩，我是不可能考上大学的。我们大概有100人去报考大学，连我一共考上两位，另一位平时成绩第一名，也只考上两年制的师范大专；我的平时成绩大约在八九名，但高考成绩居然变成了第一名，而且成绩优异。这是怎么回事？说来各位不会相信：是因为我在考试时生病了，在肩胛上长了一大疮，发了高烧，于是得以超常发挥，创造了一个奇迹。要不然，现在的我大概是一个搞土建的“土豪”。

我上的是浙江大学地质学系，区域地质专业。这时候性格起了决定作用。我完全对理科没有感觉，就去写诗。1984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去山东矿业学院（位于山东泰安，现已更名为山东科技大学，且已搬至青岛）教书。我自己都没学好，怎么教人呀？这时候我对哲学发生了兴趣，于是开始学习德语。当时是“文化热”，哲学的地位蛮高的。

1987年我考回浙江大学，读哲学硕士，名义上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但我做的却是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研究。1989年上半年提前毕业，我考上南京大学的博士生。下半年再次离开了杭州，去了南京。记得当时国内形势很是紧张，经常要被集中起来搞政治学习。我在南京大学哲学系只待了一年半左右，因为导师调往杭州大学了，我也只好跟着回了杭州——这已经是我第三次进杭城了。

1992年6月，我在原杭州大学博士毕业，然后留校任教，次年即被晋升为副教授。1996年我调入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不久被破格晋升为教授。1999年我去德国访学，从事洪堡基金课题研究。2000年世纪之交的时候我待在德国，2001年6月回国。

回国后诸事不顺，我于2002年4月调入同济大学，开始从无到有的同济哲学和人文学科构造。2002年我刚来同济时，建了一个同济最小的研究所，因为只有我一个人，叫“同济大学德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次年建哲学系，设硕士点，2005年我们就成功获得了外国哲学博士点，至2007年，我们的外国哲学点就成了上海市重点学科。现在呢，哲学一级学科被列入上海市一流学科建设计划。我们现在的人文学院恢复于2006年，是从原文法学院分拆出来的。而我原先的德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也在2007年被扩展为“欧洲思想文化研究院”。算下来我来同济大学已经11年多了，好歹做成了一些事。

前面讲了，我本科学的专业是地质学，后来却走上了一条跟理科毫不相关的哲学研究的道路。这事情想起来特别怪异，生命中有许多偶然性，但我们在进行回顾时只好对它进行命运的或宿命的解释，我们说它“非如此不可”。但在我们当下的决断中，哪怕是面对一件小事需要我们做个决定时，根本就谈不上“非如此不可”。

二

下面来谈谈我做的学术研究，我关心的学术问题。我目前做的研究包括三大块：一是海德格尔研究；二是尼采研究；三是艺术哲学研究。

海德格尔是我的“老本行”。我在硕士阶段做的就是海德格尔。这方面我受我的前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同济大学文学院院长熊伟先生影响很大，一开始读到熊先生翻译的几篇海德格尔文章，觉得特别有味道，就迷上了。因为半途出家，我的哲学基础不够好，后来也主要是通过海德格尔去了解西方哲学史。好在海德格尔是大师，有高度，给我提供了一条捷径。后来我以海德格尔后期思想为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课题（《语言存在论》），于1992年上半年完成。在读期间我已经翻译了好几本海德格尔著作。博士毕业后我把自己的译文整理出来，又补译了好些，又邀请国内同行译了一些，于1996年出版了《海德格尔选集》两卷本，计100万字。此书被评为“1997年中国十大好书”，影响颇大。此后断断续续地，我还继续做了一点海德格尔，自己写的不算多（有一本文集《后哲学的哲学问题》是我从海氏出发对西方形而上学的理解和解释），而译事居多，现在正主编30卷本的《海德格尔文集》，其中自译15卷。

在我看来，海德格尔思想的重要性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海德格尔是所谓“存在主义”（我名之为“实存哲学”）的集大成者，其代表作《存在与时间》（1927年）已成为这方面的巅峰之作，影响巨大；其二，海德格尔是技术现代性批判的大师，他认识到了技术问题对我们现代人类的决定性作用，把技术视为现代性批判的核心课题，做了一种既敏锐又有深度的思考，在20世纪世界哲学中无人能比；其三，海德格尔思想具有世界性和未来性，他的问题是世界性的，他的思考指向未来，这尤其体现在他后期围绕Ereignis（本有）的思想中，他以此根本性思想思及今日技术时代全球性的“失本”（失本来和失本己）现象，思入交互文化传统语境中“守本”（守本来和守本己）的“事件”之发生。有了这三点，海德格尔便无可争议地成为20世纪西方哲学两位大师之一，当然也成了中国当代思想文化界的重要人物。

其次是尼采研究。尼采是我最近几年来新开拓的研究领域，不过也已经做了不少工作。我已经翻译出版了尼采三大名著，即《悲剧的诞生》《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和《权力意志》，并且正在主编中文版《尼采著作全集》（共14卷），只是我写的“尼采书”虽然已经完稿，但自己不甚满意，至今未及修正和出版——这也表明我的尼采研究还没做到位，还需要时间加以深化。

尼采对于中国现代文化的意义和作用无人可及。特别是对1919年新文化运动，也被叫作“第一次启蒙运动”，尼采是一个巨大的标志，标志着西方自由思想对中国社会文化的集中影响，也是一大工具，被一代自由知识分子用来反传统和扬个性。同样在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尼采也是被青年学子热烈追捧的几位西方哲学家之一，对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当代思潮有重要意义。当时我已经上了大学，对此是有亲身感受的。

第三块是艺术哲学研究。艺术哲学我也已经做了有十几年，但前面主要是准备阶段，因为从小没有艺术方面的任何训练，要了解和补习的东西很多。2001年我和陈嘉映教授，与司徒立、许江教授合作，在中国美术学院建了一个艺术现象学研究所。除了教课，招博士生，最近几年里我还参与一些艺术活动，差不多每年会做一回策展人，在上海美术馆和中华艺术宫做过两次大型的美术展览。同时从去年开始，我主编的“未来艺术丛书”开始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些都是为了继续学习，以前没有机会接触艺术，现在生发兴趣，算是迟了，只好耐心学习。

我为什么要关心艺术呢？因为艺术是人类的创造性活动，因为艺术及其通过设计和工艺而造成的对生活的影响已经使现代艺术成为无所不在的文化因素，因为在哲学和宗教的传统统治性文化因素渐渐消退后，艺术是未来的文化主题。做哲学的不可以没有文学艺术的涵养，当然这话反过来也可以成立。

以上是我做的主要工作。虽说是三样工作，但本质上却是同一件事。因为正是在尼采、海德格尔的推动下，哲学越来越被艺术化了，或者说艺术与哲学的关系被重构了。而且我关心的主要问题既简单又恒久：人为何要活着？尼采在他的第一本著作《悲剧的诞生》中讲了一个故事：狄奥尼索斯老师昔勒尼知道人世最美好者，某国王把他抓住问他：什么是人生最美好者？昔勒尼说是不要生下来；国王又问何者为次好呢？昔勒尼说是快快死掉；什么最糟糕？不待说就是活着了。我愿意说这是哲学和艺术的永恒问题：人生有限，人生如此痛苦，苦多乐少，为何我们还要活下去？此其一。进一步的问题：人生常态是不断重复，毫无新意，为何我们愿意重复下去？我同意尼采的说法：无论艺术还是哲学，或者宗教，任何文化形式都是对上述的问题的解答。

何种文化形式是对生活的有效解释？以前的解释不成立了怎么办？这个问题听起来容易，但实质上繁复无比，且涉及人类生活和人类精神方方面面的问题。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概括了三大文化形式：希腊早期艺术文化、希腊悲剧艺术与科学—理论文化（科学乐观主义）。尼采认为希腊早期艺术文化固然美好，但毕竟具有自欺性质；始于苏格拉底的科学—理论文化后来成了主导性的，甚至是全球性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使人类生活走向了单向度的技术工业的不归之路；只有希腊悲剧艺术才具有触及生命根本的形而上学性，才构成了对人生此在的苦难和虚无的直面及对生命本身的意义的辩护。

那么今天呢？在今天这个科学—理论文化的时代、全球普遍技术化的时代，我们能期待何种非科学的/科学之外的思想文化方式来抵抗——或者哪怕只是降低——现代技术日益加速的对人类生活的全面宰治以及毁灭性危险？人类到底将何去何从？在技术工业导致的普遍同质化的世界历史时代里，个体如何获得自身的身份认同和意义确认？人类的命运，个体的实存处境，凡此种种，都需要我们彻底地思考。

三

最后我们来讲讲哲学对人生的意义。这个问题想必是各位所关心的。人们经常会问哲学到底有什么用？好像没听说过可以通过哲学赚钱。今天是商业时代，金钱至上，有钱就好，没钱很惨。于是社会上就有好些人看不起哲学。当然也有例外，比如说希腊第一个哲学家泰勒斯，估计当时也遇到了“哲学不能赚钱，那么有何用场”之类的问题，就玩了个把戏赚了很多钱，由此告诉人们：只要哲学家想赚钱，那是小菜一碟，只是哲学家志不在此。这只是一个传说，未必能当真。现实中哲学确实不赚钱，没听说过有谁通过哲学发了大财。如果说哲学也属于广义的“科学”，那么，哲学这门科学肯定是离市场和金钱最遥远的。

所以哲学若是终究有点用场，则其所用肯定不在实利和物质，而在于精神和心灵。不过，尼采1884年就曾先知般地预言：读书人越来越少了，精神本身也将发臭。尼采的预言肯定是实现了：今天精神已经发臭了。这个时候，人们对于哲学的蔑视也是当然的了。这个时候，我们是否还可以谈论哲学对于人生的意义，以及如何谈法？

我曾经讲过哲学的三大用场，叫作：（1）哲学让人不死、不自杀，历史上鲜有或没有哲学家自杀过；（2）哲学让人脑子清楚；（3）哲学让人好好说话。一些听者以为我是在开玩笑，其实是我的严肃想法。现在让我讲，我依然会强调这三点。有了这三点，谁敢说哲学没用呢？这方面的讲法我已经发表在自己的博客上，各位可以找来看看。这里我还想来讲讲哲学如何让人快乐？

哲学让人快乐？这离我们大家的印象有多远呐。一般人们认为哲学多么枯燥乏味，甚至可以说不是常人能玩的。其实不只在中国人们会这样想，在公认的哲学国度德国，一般民众对于哲学也经常大摇其头，谓不懂不懂的。但我以为，正因为哲学的难懂，它才变得有趣，深不可测，永无止境。寻常事物和一般学问都是可懂的，多半可穷尽的，唯哲学给人晦涩难懂和不可穷尽的感觉。所以，哲学可为人明事理的求知欲望提供最大的实现可能性。如果说求知本能的满足也是一种快乐，而且是一种高端的智力快乐，那么，说哲学让人快乐不是理所当然么？

哲学让人快乐还体现在，与一般实利科学相比，哲学确实离财富和功用最远，但哲学却最靠近个人性情。其实无论自觉还是不自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哲学，或者说，哲学总归是每个人的哲学。哲学所思所想，总是与个人心思和性情相关联，是内化于心灵生活的，而不像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科学，是疏离和外在于生活的。哪怕是那种低沉阴郁的哲学类型，也会由于与特定心灵的契合而给人以快感。一种贴近心灵、激动心灵的学问，我们有理由说它不美好、不快乐吗？

2013年12月16日晚记

2015年2月17日改定于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