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争鸣的时代

公元前一千纪中叶正当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前551—前479年）与释迦牟尼（约前566—前486年）是同时代的人。正当我国的思想空前活跃时，印度北方也是新的学派、教派兴起的争鸣的时代。这个时期，印度北方的经济结构和社会关系正发生急剧的变化。在变化中人们对人生、社会和自然现象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都产生了疑问，对这些问题进行思索。

当时反婆罗门教的主要教派有佛教、耆那教、阿耆多教（Ajivika）和顺世派（Cārvaka），等等。这些反对派都有些无神论的味道，不崇拜婆罗门教的诸多神灵，反对杀生祭祀活动，同时也都有一些宿命论色彩。其中顺世派代表最彻底的唯物主义思潮。它认为人是由四种元素——土、水、火、气——构成的。人的灵魂与躯干同在。一旦人死之后，他的躯体就还原到自然的四种元素，灵魂也就消失了。从这点出发，它不赞成为来世幸福修行，而认为现世的、感官的愉快是最重要的。那些不喜欢唯物主义的哲学家们把顺世派划为享乐主义派。

阿耆多派最讲究宿命论。它认为人生的一切都是前世的行为所注定的。今世的行为决定来世的命运，而来世的福与今世的苦是绝对相等的。只有极端的苦行才能给来世带来幸福，那么今世为人就是要修行。当然，今世出家修行也是前世行为所确定的。《奥义书》所记载的仙人们就已提出因果报应、来世今世的概念。阿耆多派可以说是把印度哲学中最普遍、最基本的概念机械化了。

耆那教和佛教在因果报应的问题上都不那么极端。这两个教派也是当时最有社会势力的反对派。耆那教从公元前7世纪就已产生，传了几代后，在公元前6世纪时，大雄把它发展成为一个有势力的教派。大雄于公元前540年出生于跋耆共和国的都城吠舍厘附近，30岁那年出家修行，12年后悟道。在大雄活着的时候（前540—­前468年），耆那教的活动范围在恒河平原。早期的耆那教经典心记口传，到了公元前3世纪才由弟子搜辑成书，大部分经典在5世纪定稿完成。耆那教认为宇宙按一种永久的法则运行。每样东西都是有生命的，都有一个灵魂。净化这个灵魂就是人生的目的。通过苦修，人的纯净的灵魂就能从躯壳中解放出来，到极乐境界，在那里永久存在。净化灵魂不需要了解人生和世界的知识，却须通过严格的修行。耆那教的非暴力不伤害思想是极端严格的。走路都要防踩死虫蚁，要用布捂着鼻子和嘴以免吸入昆虫。这种极端的“不伤害”戒律把农民排除在它的信仰之外，因为农民在耕耘时难免要伤害虫蚁。它对信徒能拥有多少私有财产（主要是指地产）也严格限制。这样一来，信徒就只限于商业人口。耆那教是典型的商人宗教，随着商业和城市发展而传播。在以后的历史时期，随着西海岸和东海岸港口贸易的发展，它也传播到这些地区。

佛教创始人悉达多在公元前566年生于释迦族，是释迦酋长国（Ganasangha,众人的集合体）净饭王的儿子。29岁那年出家修行，冥思苦想，终于彻悟，创立了佛教的基本教义。他在贝拿勒斯附近的鹿野苑第一次讲道。佛的最主要思想可以归结为“四谛、八正道”。“谛”的意思为真理，道则是求真理的方法。“四谛”为“苦、集、灭、道”。用俗话说就是，人生从生到死都充满了苦难，这些苦难都是由人的欲望造成的，只有熄灭这些欲望才能得到解脱，达到极乐的境界，而要熄灭这些欲望则要通过正确的方法来修行。正确的方法则是由八正道来概括，一是正见，也就是正确的看法和观察；二是正思，正确的思考与目的；三是正语，正确的语言和言论；四是正业，正确的行为；五是正命，正确的职业和谋生手段；六是正精进，正确的修行努力和进步；七是正念，正确的记忆；八是正定，正确的方法禅定，也就是跌坐冥想。

佛的教义中的逻辑简单易懂，因果关系很清楚，不像在婆罗门教里，不合逻辑的地方要靠神意来干涉。佛喜欢把这种道理罗列起来，归纳成若干条来表达（如上面提到的四谛、八正道）。以便文化不高的信徒理解记忆。要了解佛教教义不需要很高的学问。释迦牟尼传道时也不采用严谨复杂的梵文，而用通俗的方言。所以信徒发展很快。很多人出家从佛，很快就形成了僧团组织。这些和尚不事生产，靠化缘乞讨为生，因而僧团只有分布在靠近大城市人口密集的地方，才能维持众多僧徒的生计。佛教在俗界的最主要支持者就是居住在城里和乡下的居士长者们。在佛经文献中居士长者是最受尊敬的人。他们在婆罗门教的瓦尔纳体系中地位不高，因为他们多数属于吠舍种姓，然而在新兴的城市经济中和国家政权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反婆罗门教的佛教在恒河中下游地区占有优势之后，他们的社会地位也随之改善。有了这些人的支持，佛教寺院更有能力吸收很多反婆罗门教的力量，除了逃亡奴隶之外，有教无类，一律收受，起了缓和社会矛盾的作用。于是寺院成了一个独立的，与社会主流合作抗衡的势力。

这些新的思潮和流派产生的时代，正是北印度的社会经历重大变化、新的生产方式产生、早期国家政权形成并巩固的时代。在变动的年代里，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为了认识他们的时代，与宇宙观和人生观的一系列问题都要认真地思考。精耕细作的水田农业经济取代畜牧和粗放的旱地农业成为主要的经济形式，这个变革冲击了吠陀祭祀的神圣性。通过祭祀大量毁掉社会仅有的剩余财富以神化王权并维持社会平衡的做法已不适应新的生产方式。农业作为社会剩余财富的主要来源不仅需要牲畜作为牵引力，而且需要投资。10与农业相辅相成的商品交换也需要资金的积累。而正统的婆罗门教主张把剩余的财富作为宗教礼物捐赠给婆罗门祭司或用于祭祀活动。他们反对积累财富的经济活动，例如信贷。法典把放债看作一种罪恶，禁止婆罗门放债，帕你尼也称放债为“出于邪恶动机的给予”。

佛教作为新兴力量的支持者，鼓励财富的积累与投资。释迦牟尼曾对一位居士说过，一个聪明而有德行的人应该向蜜蜂一样积累财富。他应该把积累的财富分为四份，一份自己消费，两份用作经营经费，最后一份应该存起来以防不测。11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出佛教已具有明确的扩大再投资的思想。佛教不重视天生的社会地位，而把白手起家的商人当作英雄。按佛的说法，一个人如果靠借债开始经营，以后靠自己的买卖还了债，而且有足够的剩余可以养活一个妻子，那就算是一个成功者。12

既然佛教把一切苦难归咎于欲望，为什么要鼓励信徒追求财富呢？这是佛教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矛盾。佛教文献中不乏大段大段地对物质欲望的贬低和批评。例如佛曾对弟子们说，一个精明强干的人一天开始能挣半个钱，后来能挣五十个钱，发展到一天能挣一百个钱、一千个钱。把钱攒起来，成了大富翁，实际上却享受不到一天的快乐，因为物质财富是不稳定的，虚伪的。13 然而，佛教僧侣要维持清净的修行生活，特别是在寺院组织发展起来以后，在物质上完全依靠俗人社会的支持。因而佛对俗人支持者的教导是，你们应该积累大量财富，拿出一部分来支持佛教徒积德。捐赠者自然要分享这种功德。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佛教文献中充斥了对给孤独长者这样的大富商、大慈善家的歌颂。佛教思想和社会实践中的这种两重性贯穿在整个教会发展历史中，是它生存发展的手段，也是寺院组织腐败堕落的根源。

在旧的氏族关系解体时代，城市把诸色人等吸引到一起。国家权威的兴起和发展造就了一个统治机构。这个时期人们要重新调整彼此之间的关系，在失去了旧的地位的同时要重新寻找谋生手段。这种动荡不免使人产生不安全感，产生今不如昔之感。各个教派对人类社会和国家起源所做的解释正反映了这种感觉。尽管说法各不相同，各派祖师都认为最早的社会是尽善尽美的人类大同。后来出现的不平等和阶级压迫说明人类社会在变质腐败，在走下坡路。至于为什么出现这种不平等，国家权力是如何产生的，各家说法就不一样了。

在吠陀文献中，率领部落进行征战的军事首领常被比作战神因陀罗。这种把神力与王权结合的传统在婆罗门教中一直沿袭下来。在史诗《摩诃婆罗多》中，有段话是这样解释王权的：在人类大同开始遭到破坏以后，洁净的食物与不洁净的食物，清浊不分，吠陀没有了，众神担心一切都会消失，吁请梵天（Brahma）大神挽救，梵天想用王的权力来统治人类。众神于是请毗湿奴（Vishnu）大神从人类中选择一个王。 14《摩诃婆罗多》史诗在另一段里谈到，人类社会出现弱肉强食的无政府状态时，需要一个君主来统治。远古的时候人类曾处于无政府状态，人们聚集起来编了一套法典，为了实施这些保护家庭和财产的法典，他们还是请神指定一个国王。神选择了魔奴，魔奴起初不肯干，最后答应了，条件是要征收1/10的粮食、1/50的牲畜、一个最美丽的女人和臣民所积下的功德的1/4 15，这里君主不仅由神指定，而且在神所赞同的条件下统治。具有这种传统的婆罗门教，在恒河流域早期的国家中比较倾向于君主国。

佛教认为，大同世界所以消失，是因为有人从土地中得到好处，变得贪婪，争夺土地和粮食，互相倾轧，造成混乱。于是人们决定选举出一个最适当的人来裁决人间的纠纷，惩罚坏人。为了酬谢首领的辛劳，多分给他一份稻米。16 这里的首领是选举出来的，与人民的关系是合同性的。佛教的这种思想使得它的信徒较为同情酋长国，或称共和国。释迦牟尼佛和大雄都是在共和国里出生和长大的，很熟悉这个传统。从《长阿含经》中的一段描述，我们看到共和国的王族成员共同议事的愉快场面：在释迦族的议事厅里，有老老少少好些释迦族人，坐在厅里，有说有笑，用指头互相指指点点。17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佛，并不喜欢专制君主，与他们虽然互相利用，但关系并不融洽。然而由于佛教与城市和商业的密切关系，在君主国里的传教活动也很活跃。

释迦牟尼本人同情共和国，代表佛教寺院组织的“僧伽”一词就是从共和国政体“加纳僧伽”（ganasangha）一词发展来的。他希望在君主国和共和国的争夺中，共和国能获胜。当摩揭陀的国王请教如何才能打败最强大的共和国跋耆时，佛的回答却是，只要跋耆人经常召开大会、团结一致、保持原有的传统、尊重长者，不抢劫强占妇女、尊崇塔寺、保护佛僧，就不可能被打败。

然而，在印度北方的早期国家竞争中，君主国似乎是更为强大的国家形式。跋耆、释迦等共和国终于被君主国一一征服。但是我们从这段历史来看，早期的东方国家未必都是专制君主国家。所谓“东方专制主义”的基础，即由专制国家建造和管理的大规模灌溉系统在这里也不存在。北印度的水田农业生产确实需要灌溉，但当时的灌溉设施都是小型的，用不着专制国家来管理。不仅君主国有灌溉设施，共和国也有灌溉设施。释迦人与哥利亚人在边境地区还分享灌溉设施。印度古代的共和国与希腊、罗马的古典共和国可能很不相同，所以我们有时使用“酋长国”一词。但是这些共和国与君主国一样具有早期国家的特点。这段历史至少可以说明，在早期印度的阶级社会中，出现过不同形式的国家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