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口与人口流动

明代浙籍人文地理学家王士性，把整个浙江民众按照地理位置分为三类：“杭、嘉、湖平原水乡，是为泽国之民；金、衢、严、处丘陵险阻，是为山谷之民；宁、绍、台、温连山大海，是为海滨之民。”75他把宁、绍、台、温等地的居民归为“滨海之民”，而杭嘉湖平原地区的民众则被称为“泽国之民”。由于杭嘉湖地区濒临杭州湾，亦属浙江沿海地区。

清代浙江沿海行政区域主要有：嘉兴府（下辖：嘉兴、秀水、嘉善、石门、平湖、桐乡、海盐），杭州府（下辖：仁和、钱塘、富阳、新城、余杭、临安、于潜、昌化、海宁），绍兴府（下辖：山阴、会稽、萧山、诸暨、余姚、上虞、嵊县、新昌），宁波府（下辖：鄞、慈溪、奉化、镇海、象山、南田），定海直隶厅（道光二十一年省定海县为直隶厅），台州府（下辖：临海、黄岩、宁海、太平、天台、仙居），温州府（下辖：永嘉、瑞安、乐清、平阳、泰顺、玉环厅）。76在这六府，一厅，四十二县中，拥有海岸线的县或者区有：平湖、海盐、海宁、余杭、萧山、山阴、会稽、上虞、慈溪、余姚、鄞县、镇海、象山、南田、宁海、临海、太平、三门、玉环、乐清、永嘉、瑞安、平阳、苍南等过半数县（厅）。若近沿海县（厅）为单元统计，浙江沿海陆域面积为60769平方公里。77在这六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内，生活着浙江近半数的民众。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沿海民众“半年生计在田，半年生计在海”78。他们“餐风宿水，百死一生，以有海利为生不甚穷，以不通商贩不甚富”79，因此人口的流动性相比于内陆地区要强些。

需要指出的是，鸦片战争前浙江沿海地区的人口流动，除了上述自发性迁徙外，还受到清初战乱、迁界、移民垦荒等因素的影响直接相关。

清入关后，先后在浙东地区与南明政权、郑氏政权、“三藩”发生了多次战争。战争导致人口大量流失。康熙十三年（1674），靖南王耿精忠自称总统兵马大将军，分三路出兵：东路攻浙江温、台、处三州；西路攻江西广信、建昌、饶州；中路攻浙江金华、衢州。耿精忠所部进入浙江后，对浙东沿海影响较大，致使浙东各府“土寇蜂起，乡城百姓惨罹荼毒”。在仙居，叛军所过之所“已成空野空城，见经招回难民，合坊里烟户共计不及原数十分之二三，又皆妻离子析，其前赴寻赎，饿死道途者，又不知凡几，今见在惨伤难民男妇大小丁口，虽然安插在籍，其如糊口无资，啼饥之声不绝”80， “民死于盗者已十去六七”，“路绝行踪，村断验货。从来被贼之惨，未有如此之久”81。此外，“绍之余姚、上虞、新昌、嵊县，宁之鄞县、慈溪、奉化七邑之民，遍遭荼毒”82。“三藩之乱”使战区人口锐减、人口流动加剧。

清初的“迁界令”又称“迁海令”，其最初的动机是隔绝沿海民众与郑氏政权的联系。顺治十八年（1661），清政府规定：以福建闽安镇为中心，北起闽浙交界的福鼎沙埕，南至广东的分水关，所有居民皆退离海边30里。康熙时期，清政府为了解决台湾郑氏集团，进一步强化迁海政策。他们认为“海贼皆从海边取晌，使空其土而徙其人，寸板不许下海，则彼无食，而贼自散矣”，于是又将“迁界令”扩大至“上自山东，下至广东”。83对此，福建总督姚启圣在一份奏疏曾作了明确的解释。他指出，当初“因福建海贼猖獗而议迁界”，而“贼势蔓延”致使“迁福建一省之界不足困贼”，故“并迁及广东、浙江、江南、山东、北直五省之界，是迁五省之界者其祸实始于福建之郑贼也”。84当然，“迁海令”执行得最严格的是福建和同福建相邻的广东、浙江三省，但程度有所不同，“江浙稍宽，粤为严，闽尤甚”85。迁徙规定的时间也非常短促，一般是三天，过期则派官兵驱赶。86为了断绝迁民后顾之心，政府在迁界时“即将拆毁民房木料，照界造作木城，高三丈徐，至海口要路复加一层二层，缤密如城陛。防兵于木城内或三里，或五里搭盖茅厂看守”87。

“迁海令”使浙江沿海民众流离失所，沿海民众不得不离开故土，迁往界内。顺治十八年（1661），开始有大量温、台、宁三府近海居民迁往内地。康熙二年（1663），浙江沿海奉檄钉界桩，筑墩堠台寨，“设目兵若干名昼夜巡探，编传烽火歌词，互相警备”88。濒海，尤其是海岛居民更加是“迁界”的重点。雍正《宁波府志》卷二“定海县”条说：“国初为明季遗顽所据，顺治八年固山金汝砺等平之，仍徒其民。康熙二十三年展复海界，特赐名定海山。”又“镇海县”条说：“康熙二十三年展复海界，赐舟山名定海山，后遂以名其县，而改定海为镇海。”89但“迁海令”迫使沿海民众强制性流动，给他们带来的深重灾难，正如黄宗羲在《舟山兴废》所说的：“北人以舟山不可守，迁其民过海，迫之海水之间，溺死者无算，遂空其地。”90

战乱与“迁界”的直接后果是非正常人口死亡激增。以宁波为例，镇海、奉化两县的人口数量经过清初战争急剧减少。根据相关统计，在明中叶，镇海（定海）县有14017户，38748口；奉化为18865户、60334口，但到康熙元年两县人口分别为11957户、30081口和11547户、40193口。其中镇海人口减少2060户、8667口，奉化减少7318户、20141口。而奉化一县仅在顺治元年到康熙元年的18年中，就减少了6297户、6503口。91

与战乱与“迁界”不同，清政府的移民垦荒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人口流失的缺口。明末清初受战乱影响，浙江有近一半的土地遭到荒弃，尤其在宁波、金华、台州等沿海地区“荒田尤多”。“迁界令”使许多已经开发成熟的土地、盐场被抛弃在了界外。如在耕地方面，临海县因顺治十八年“奉文迁界”，就“弃田一十九万九千二百九十三亩”；宁海县“民田一千一百五十顷六十六亩”，涂田“二百一十二顷三十三亩”，也在“顺治十八年全迁”。92在盐场方面，温州府属的乐清县长林盐场、瑞安县双穗盐场，在顺治十八年迁海时皆被弃之界外。93台州府属的三个主要产盐地（杜读场、黄岩场、长亭场），都成了迁海政策的牺牲品，直到康熙九年局部开禁后，才逐渐恢复起来。94

清政府在战事初定后，为了解决土地荒芜问题，开始间或推出一些招徕流民垦荒的政策。顺治六年，规定各地招徕流民垦荒，不论原籍何处，一律编入保甲，发给印信执照，永准为业，确保其产权，使其安居乐业，并且六年内免征赋税。95“乾隆三十四年奏准。官圈畜养。设牧厂于钱塘江南岸地方。共八万四千余亩。留牧厂二万余亩。其余六万余亩。交地方官召民开垦。”96这些垦荒的政策促进了浙东沿海人口的流动，一些滨海荒地、荡地得到了有效的开发。

玉环岛属于浙东沿海岛屿，方圆700余里，有可垦土地10万余亩，土性肥沃，又有盐利。但自从明初政府迁其民于内地后，犹如被“弃置海外”。雍正五年（1727），浙江总督李卫呈请朝廷开发玉环岛，以解决浙江日益严重的人地矛盾，获得朝廷应允，并由原桐庐县张坦熊任“展复玉环同知”，主管垦殖之事。结果招邻近的太平、乐清两县良民前往垦种，共上报科田94420余亩。这是一次由政府组织的大规模土地开发活动，整个过程有序而平静，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雍正六年（1728），设玉环厅，隶属温州府管辖。据光绪《玉环厅志》卷三《户口》所记载，至雍正十年，已有垦户2782户，民19616人。南田地处象山县南端，属宁波、台州二府联界之地，自明朝封禁以来，到清朝嘉庆年间也得到了大规模的开发，当时山内11岙97，共有垦户1574家，民4098人。而到了道光初年，已开垦18岙，垦户达到2400余家，垦田达到16700余亩。98

移民垦荒是政府强制移民的表现形式之一。浙江沿海地区在这一政策的影响下人口逐渐增加，人地关系渐趋紧张，人口流动也呈现出新的景象。

浙江的人地关系自宋以来就已经表现出紧张的态势，尤其是沿海地区“土狭人稠，日以开辟为事，凡山巅水湄，有可耕者，垒石堑土，高寻丈而延褒数百尺不以为劳” 99。到了清朝康乾时期，人地关系更为紧张。康熙四十八年（1709），浙江巡抚黄秉中上奏：“浙省宁波、绍兴二府，人稠地狭，连年薄收，米价腾贵。”100当然，人地关系紧张并非是宁、绍地区的个别现象，而是明清以来整个浙江的普遍现象。

人地关系的紧张促进了人口自发性迁移。所谓人口流动，在一个区域内它既可指区域外人口的流入，也涵盖区域内部人口的自身迁移，包括居住地、社会职业等的内部变动。根据清代雍正《浙江通志·户口》的记载，明代全省人口大多数集中于浙江北部的湖州、嘉兴、绍兴、杭州、宁波诸府，而严州、处州、金华、衢州和温州等山区诸府，人口就要稀少得多。因此，空旷的山区吸引了周边江西、福建、两湖、安徽及本省宁、绍、温、台等省内外移民前来开垦。由于浙江沿海地区人口密度过大，以及如迁海令、海禁等政策的影响，沿海民众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或者改变生产区域，或者改变生产性质。例如，海洋经济的缓慢恢复和发展使得从事工商业的人数逐渐激增，也促使了人口流动速度加快。如嘉兴“富商大贾，长栰巨舶，夷蠙海错鱼盐米布之属辅辏，城市居民富饶，市邑繁盛”101。宁波“商贾鬻鱼盐，工共日用”102。温州“商贾贸迁，鱼盐充牣，其俗剽悍以啬，其货纤靡”，“其人多贾”，“地不宜桑而织纤，工不宜漆而器用，备不宜粟麦而杭稻足”。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