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沿海资源

浙江省山清水秀，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自宋元以来就享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美誉。司马迁曾赞誉古越之地：“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5明朝梦觉道人在《三刻拍案惊奇》中则称：“浙江一省，杭、嘉、宁、绍、台、温都边着海。这海里，出的是珊瑚、玛瑙、夜明珠、砗磲、玳瑁、鲛鮹。这还是不容易得的对象，有两件极大利，人常得的，乃是鱼盐。”6清代学者也有这样论述：“浙西蚕桑之利，浙东鱼盐之饶，与江苏相伯仲，故东南财赋必数浙江。”7这些表述虽有文人的夸张笔法存在，但都展现了浙江丰富的自然资源。

（一）渔业资源

浙江地处东海之滨，海岸线较长，历来就是捕捞海洋鱼的重要基地。浙江沿海多有入海的淡水河，如钱塘江、曹娥江、甬江、椒江、瓯江、飞云江、鳌江等。这些流入海洋的大陆河，水质肥沃，生物饵料丰富，冲淡入海口的海水盐度，形成了多种鱼类、虾类的产卵场所，形成了许多产量颇丰的优良渔场，如象山的爵溪渔场、石浦渔场，舟山的沈家门渔场、洋山渔场、岱山渔场、陈（嵊）山渔场，台州的临海渔场、黄岩渔场、宁海渔场，宁波的大目洋渔场等。渔场之于渔业犹如田地之于农业，“盖渔业性质与工商业迥异，为独立之产业，必先由一定之渔场，始可采捕。故渔场又可成为渔业生产之基本”8。

浙江沿海的鱼类十分繁多。据考古发现，河姆渡文化遗址中的水生动物有海龟、中华鳖、鲸、鲟、真鲨、鲤鱼、鲫鱼等。9明朝的梦觉道人曾这样描述浙东沿海富饶的渔业资源：“每日大小鱼船出海，管甚大鲸小鲵，一罟打来货卖。还又有石首、鲳鱼、鳓鱼、呼鱼、鳗鲡，各样可以做鲞；乌贼、海菜、海僧可以做干；其余虾子、虾干、紫菜、石花、燕窝、鱼翅、蛤蜊、龟甲、吐蛈、风馔、蟾涂、江、鱼螵，那件不出海中，供人食用、货贩。”10据弘治《温州府志》记载，仅温州一带的鱼类资源就有70余种。11康熙《宁波府志》卷二《物产》“麟之属”也记载了包括石首鱼、鳓鱼在内的50余种水产品。渔民们“随潮进退，采蚌捕鱼，其蚌蛤之属，目所未见耳所未闻，品类数百，难可尽言”12。

随着沿海捕鱼业的发展，许多农民也加入到渔业生产行列，出现了身兼渔农两职的民众。他们在渔汛时期打鱼，汛期结束后从事农业生产。例如在镇海，每到黄鱼汛期和乌贼渔汛期，农民便纷纷加入捕捞阵营，汛期结束后，“除渔户终年捕鱼外，农民仍归垄亩”13。每年鱼汛期，当地渔业一片繁忙，“渔船出洋，乘潮捕鱼，不避风浪”，招宝山下“樯帆如织，四房商贾争先贸易”，如遇夏季天气炎热，渔民“置窖藏冰，以为明岁渔期之用”。14至嘉、道时期，镇海解浦的大流网船达300余艘，作业渔场北起山东石岛，南至温州、台州外侧海域。

渔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浙江沿海水产品交易的兴盛。每当渔汛季节，一些重要城镇渔船云集，渔商纷至沓来。例如，宁波城区三江口一带渔船密集，半边街沿江岸有数十家鱼行，江东的后塘街也布满鱼摊，正所谓“千万鱼叠水涯，常行怕到后塘街，腥风一市人吹惯，夹路都将水族排”15。

（二）盐业资源

在传统社会中，盐业是支撑中央集权统治的重要产业部门，盐课的收入，从南宋起，就占全国财政收入的一半。明清时期，朝廷为满足国家需要，对盐业的生产和运销控制更加严格。由于海盐生产居当时池盐、井盐、土盐等四大盐类生产之首，所以朝廷极其重视。浙江沿海地区的海盐业及其发达，这得益于它丰富的海盐资源和优越的地理位置。

地处东南沿海的浙江，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和大片滩涂，其地理条件非常适合进行盐业生产。温暖湿润的气候，对植物生长十分有利，煎盐所需的大量柴草有保证。浙江沿海还有大量“荡地”—濒海滩涂地。清人叶梦珠对荡地曾有这样的描述：“沙滩渐长，内地渐肯，于是同一荡地，有西熟、有稍熟，有长荡，有沙头之异。西熟、稍熟可植五谷，几与下田等。既而长荡亦半堪树艺，惟沙头为芦苇之所，长处海滨，殆不可计。萑苇之外，可以渔；长荡之间，可以盐。”16这里所谓的“西熟”是指开垦较早的熟荡，因位于东向外延荡地的西部，故以方向名之。明清时期是我国沿海荡地大规模开发的重要时期。沿海荡地的开发分别由濒海都转运盐使司及盐课提举司、卫所屯军和地方府县三个系统共同完成，并受到严格的控制。在煎盐作业的盐场，荡地主要是煎盐燃料—柴草的供应地，进行盐业生产的民户叫灶户，灶户与荡地的结合是沿海荡地开发、海盐生产的重要条件。经过历代荡地的开发整顿，浙江盐场迅速发展，并在乾隆年间达到了鼎盛。盐场由顺治时期的23场、雍正时期的25场，增加到乾隆时期的32场。17钱塘江河口两岸的盐场，特别是南岸盐场和温、台、宁沿海盐场发展更为迅速，其中余姚盐场后来成为浙江省最大的盐场。

当然，浙江沿海盐业资源的开发并不是一帆风顺。清朝初年从顺治到康熙时期，由于沿海地区战乱不已，“宁波、温州、台州三府，沿海十五场，商灶逃窜，庐舍多墟”18。顺治十八年（1661）开始的迁界政策，使这三幅盐场被弃于界外，“场灶既废，引地空悬”，“灶无煎办，商无买补”。康熙时期的三藩之乱，又使得金华、衢州、严州等地干戈遍野，盐商遭到袭劫。虽然如此，浙江的盐业在清代总体上还是在不断增长的。据乾隆十八年（1753）奏销册计算，当时两浙年行正引、票引盐达2.8975亿斤，比顺治时增加近一倍。盐课税额收入也由年23万余两增加到73.77万余两。这仅仅是正引、票引盐税，余引盐税尚未计算在内。19

（三）海涂资源

浙江境内水资源十分丰富。沿海地区的杭嘉湖平原和浙东滨海平原（萧绍平原、姚江平原、温黄平原等），水网密布，湖泊繁多；钱塘江、甬江、瓯江等水系覆盖全省，其境内农业皆受其水资源的恩泽。但浙江的水资源利弊并存，水旱灾害也时常发生。就沿海地区来说，最大的水患来自于海潮的侵袭。自唐宋以来，沿海民众就开始重视海塘修筑，以减少海潮对沿海居民生产和生活的侵扰。浙东的上虞、余姚、慈溪、镇海、鄞县、象山、乐清、舟山，以及宁海、黄岩、温岭、三门、温州、瑞安、平阳、苍南、玉环等地，皆建有大小不一的海塘。清代加大了海塘修筑力度，如上虞段清代修过三次，其中雍正三年到四年（1725—1726）建成无桩基的石塘1467丈。余姚、慈溪段，雍正二年至四年（1724—1726）建成榆柳石塘1300丈；乾隆十三、十六、二十七（1748、1751、1762）年先后以工代赈，筑成济塘3400余丈；嘉庆年间又修筑了五塘、六塘等。镇海段在清代修筑了后海塘、涨河塘等。温州则建有永强的长安塘、北山塘，瑞安的新横塘，平阳的江口塘、下横塘、宋埠塘、新塘，乐清的十一塘、山屿塘等。20海塘的修筑，既有效地护卫了沿海地区民众正常的生产与生活，又新增了不少土地，减轻了人口增长的压力。《清史稿》指出：“于滨海卫以塘，所以捍御咸潮，奠民居而便耕稼也。……清代易土塘为石塘，更民修为官修，巨工累作，力求巩固，滨海生灵，始获乐利矣。”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