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西方国家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历史演进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西方国家对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和实践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梳理这一过程，可以得到有益的启示。

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了著名的《国富论》，提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能使社会资源分配达到最佳状态，此后直至20世纪30年代，市场经济都是由斯密学说主导的完全自由市场经济时代。人们崇尚市场对经济的自发调节功能和作用，主张市场机制的自由运行。斯密学说主张个人主义、财产私有制和经济自由，认为政府不应干预经济活动，而应该让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意志自由进行经济活动，政府只需要保障国家安全，维持社会秩序，扮演“守夜人”的角色。马歇尔进一步完善了斯密的自由经济学说，强调个人效用，形成新古典经济学派，认为自由市场经济是一架完全可以自动调节的机器，能够自行解决各种矛盾。但是实践并没有按照他们的设想而发展。在完全自由市场经济时代的西方社会中，劳动者过着悲惨的生活，“看不见的手”并没有自发地去增加贫苦人民的福利，而是使他们的境遇更加悲惨。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工人运动此起彼伏。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更是终结了自由市场的神话，它不仅重创了资本主义经济，而且证明市场经济并不能自发实现均衡。在这一社会背景下，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理论应运而生。凯恩斯论证了国家干预经济的必要性，提出了比较具体的目标，创立了宏观经济学。凯恩斯提出的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核心调控经济运行的思想成为宏观经济学的核心。凯恩斯认为，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流动偏好三大心理规律。由于这些规律的存在，必然出现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因此，资本主义市场中不存在一个能把私人利益转化为社会利益的“看不见的手”，资本主义危机和失业不可能消除，只有依靠“看得见的手”即政府对经济的全面干预，资本主义国家才能摆脱经济萧条和失业问题。为此，凯恩斯主张政府通过收入分配政策刺激有效需求来达到充分就业。他主张政府采取扩大公共工程等方面的开支，增加货币供应量，实行赤字预算来刺激国民经济活动，以增加国民收入，实现充分就业。具体而言就是在经济衰退时，政府应该扩大开支和实行减税，搞赤字财政和发行公债以扩大需求；在经济过热时，政府则紧缩开支和增税，以减少需求。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减少了失业，促进了经济增长，使西方世界经历了长达25年之久的“繁荣”。西方国家市场经济也演化出各具特色的模式，如前述的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以德国和瑞典为代表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以日本和韩国为代表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等。

但是，长期推行膨胀性经济政策导致了通货膨胀和国债大增。20世纪70年代，在石油危机的冲击下，西方许多国家出现了程度不同的“滞胀”，使凯恩斯主义不得不退出“官方经济学”宝座，让位于新保守主义经济学。即使如此，在各国实施的宏观经济政策中，仍然可以看到浓厚的凯恩斯主义色彩。

20世纪80年代，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兴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弗里德曼创立的货币主义学派从一开始就批评凯恩斯主义的膨胀性财政政策，反对利用国家政权干预资本主义经济，主张实行货币主义、自由经济来解决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危机。随着20世纪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滞胀”经济现象的出现，货币主义学派开始广泛地受到重视。其基本观点：一是自由市场的价格机制能对资本主义经济起自发的调节作用，能使资本主义经济自然趋向平衡，能有效推动技术革新和使生产资源得到最有效的配置，而政府对经济干预却只会破坏市场的价格机制，破坏经济的均衡发展，破坏技术进步，成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稳定的主要根源。因此，货币主义学派提倡“自由放任”，反对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和控制。二是货币供给的变动是影响所有支出和经济水平的唯一的有规律因素，因而主张用稳定货币供给的增长率来稳定物价、保障繁荣。三是主张自由效率，反对福利国家政策。货币主义学派认为，推行福利国家的政策，一方面会极大地增加政府的开支，引起巨额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又会破坏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降低劳动生产率。更为重要的是，福利国家政策会不断地扩大政府的权力和机构，而这恰恰是自由市场经济有效运作的最大威胁。同为新自由主义流派的供给学派认为，供给会自行创造需求，解决经济问题应该从供给着手而不应该从政府扩大需求着手。解决供给问题，则首先要减税。供给学派认为，战后美国发生的经济危机不是由生产过剩所引起，而是由国家对经济活动的任意干预，使市场机制的作用遭到破坏所导致的。由此，他们主张政府对经济事务应该尽可能地少管乃至不管，使企业能自由地在市场中活动。

新自由主义对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前述三种市场经济模式都在20世纪80年代发生了向新自由主义转向的问题。但是转向的程度不同，产生的结果也不一样。

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的理论，成为20世纪80年代美国里根政府和英国撒切尔政府施政的理论依据。从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开始，美国历届政府都以凯恩斯主义为指导，实行大政府、高税收、多规章、大开支的政府干预经济政策。里根执政后，美国政府开始根据他的“经济复兴计划”，实行小政府、低税收、少规章、小开支的自由放任经济政策。里根和撒切尔在所有制领域实行私有化、在金融市场上去除管制、在国际贸易上主张自由化，虽然带领英美两国走出或缓解了当时的经济困境，但也埋下了产生新的经济危机的伏笔。英美政府相信金融能够自发地进行自我监管和纠正，放松金融管制的结果是爆发了2008年席卷全球至今仍未结束的国际金融危机。这引起人们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新自由主义真的是使市场经济超越繁荣—危机—萧条—再度繁荣的周期性变化的良药吗？

不仅是英美，新自由主义对世界很多国家都产生了影响。以英美为代表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以德国与瑞典为代表的社会市场模式和以日本与韩国为代表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在当时都有了问题。但是转向的程度不同，其结果也不一样。在20世纪90年代初，向新自由主义转向的结果，是这三种经济模式都遭遇了经济泡沫的困境，同时陷入金融危机和衰退之中。43

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开始进行倾向新自由主义的改革。但实际结果是，导致日本模式的合理内核与新自由主义政策取向之间出现矛盾和冲突，日本政府在新自由主义模式与日本模式之间摇摆不定，表现为政策不连续、政局不稳定、经济长期低迷等，不仅没能让日本经济获得新的生机，反而把日本模式的劣势放大，导致日本丧失了优良传统和产业竞争力，日本社会开始分裂。

瑞典一开始也向新自由主义转向，但在遭遇了20世纪90年代初的经济泡沫后，又向瑞典模式回归，弱化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在产品市场上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效率功能，通过强化竞争和自由贸易来融入全球化，而在劳动力市场上则不同，通过严格的市场管制，保证劳动者的合法利益。瑞典政府还加大了对研发的投入，成为新一轮技术革命的“领头羊”。瑞典模式是典型的大政府。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瑞典利用有管制的“劳动力市场”和完善的福利制度分担市场风险。与相对低税率、小政府、自由市场、低保障的新自由主义模式相比，瑞典模式显现出其稳定性的优势。与许多其他欧洲国家的动荡局面相反，在此次危机中瑞典政府的支持率反而上升了。44

回顾西方国家对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和实践过程，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一是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必须把握好度。回顾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从相信市场能解决一切，到相信政府可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再到信奉自由市场，直到再次对市场产生怀疑，在政府与市场间的摇摆，表明人们对于如何处理二者关系，并没有找到满意答案。从实践中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无论是政府对市场干预不够，还是干预过度，都会产生负面的效果。那么这个度的把握，就需要进一步摸清市场经济发展规律，深入地、不带偏见地分析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从实践中还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尽管20世纪80年代以来，很多国家追捧新自由主义，但是包括美国在内，也并没有回到20世纪30年代前的政府只充当“守夜人”的市场经济，而是政府仍然在承担着调控经济、提供公共物品等职能。通过政府弥补市场失灵，不仅成为各国的共识，而且也是实践发展的逻辑。虽然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都存在内在缺陷和失灵的客观可能，但二者需要结合在一起共同发挥作用，已经成为各个市场国家的共识。

二是政府与市场的具体边界是互补的、动态的，只有二者协调发挥作用，才能保持社会健康运行。回顾历史，西方国家政府职能的变化表现为一种张力，膨胀后必然收缩，收缩后又会膨胀，呈现出周期性。这是对市场变化的一种被动适应与调整。另一方面，它实际上是上层建筑自发适应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发展的一种表现。这启示我们，政府的具体职能和职能范围，在不同时期有不同要求。比如对市场干预不够时，就要加大干预力度；对市场干预过度时，就要减少干预力度。市场在发展之中，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特征，不同时期的市场失灵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因而政府应当根据市场变化相机采取措施，不能奢望一劳永逸的方法。虽然可以从原则上划分出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但遇到具体的问题，则要根据现实条件来分析和解决。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失败，都是因为妄想找到一个一成不变的政府模式或市场模式。生产力是不断变动的，上层建筑也要随之改变。这就对提高政府效能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三是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符合一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西方国家在实践中演变出不同的市场经济模式，这既是一个国家自主选择的结果，也是建立在该国历史和文化传统基础上的。因为各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不同，因此并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市场经济模式。盲目引进别国模式，很可能对经济带来毁灭性的后果。比如，新自由主义虽然有缺陷，但因为它符合美国崇尚个人奋斗和个人主义的文化传统，与美国文化相结合，尚能让美国经济保持短时间的繁荣。20世纪80年代日本引入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这一模式与日本社会崇尚集体主义的社会文化剧烈冲突，在日本出现水土不服，造成政局动荡，打击了日本产业的创新能力，直到现在日本也没找到适合自己的路。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瑞典尊重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传统，自觉削弱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既利用有管制的“劳动力市场”和完善的福利制度分担市场风险，又在产品市场上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效率功能，通过强化竞争和自由贸易来融入全球化，堪称明智之举。这说明一国的市场经济模式，必须与其历史和文化传统相符合，否则二者会发生冲突，损害经济和社会效率。

四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它还与社会理想相关。西方经济学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研究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忽略了社会价值和社会追求，只关注所谓的经济效率。其从理论上来说存在极大缺陷，从实践上看也没有走通。近一百年来，西方国家的政府承担起越来越多的社会责任，在政府的作用下，西方社会的福利水平不断提高，这是不争的事实。从历史演化中也可以看出，市场经济发展与人类社会理想之间存在着矛盾，这一矛盾也导致市场模式的分化和政府职能的摇摆。单纯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不仅会重复经济周期，而且会产生贫富分化，并不能满足人们对社会美好和公正的需求。在这样的情况下，是为了追求所谓的经济效率而对市场毫不干预，还是通过政府干预来推动社会向符合理想的方向前进？不主张政府干预的理由很简单，认为政府干预会损害经济效率，也就是所谓的帕累托效率。但是，当一些人攻击福利制度扭曲市场机制、降低劳动效率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如果不是因为建立了福利制度，资本主义可能早已灭亡？当一些人鼓吹经济自由、政府不能干预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当面临经济萧条、失业和贫困，人民要遭受多大的苦楚？因此，不能拿是否符合似是而非的帕累托效率来评判政府的行为，也不能依靠西方经济学来治理国家。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核心问题，不仅是为了提高经济效率，更是为了实现社会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