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为了劳动而休闲

“劳动瘾”与“劳动光荣论”

“工作的道德是奴隶的道德”，罗素认为现代世界中大量的危害源自大家相信工作的“善良性”，他反对那种将吃苦受累视为人生的美德的看法1，因此他说，如果你去问一个人他生活中最美好的事情是什么的话，他绝不可能说：“我喜爱体力劳动，因为它使我感到我是在履行人的最崇高的使命。再者，因为我喜欢想象人到底能够把他的行星改变到什么样的程度。确实，我的肉体需要一段休息的时间，届时我还得设法让它不至白白度过，但是我最快乐的时候，要算是当早晨来临，我能够重新投入乐在其中的累活之中了。”2

可是在1954年，中国作家魏巍就听到了罗素自以为一定会听不到的话。在长辛店铁路工厂的四周，魏巍遇到许多辛劳了一世的退休“老工友”。他们享用着每月按时领发的退休金，又有强壮的儿子在劳动，他们还有宽裕的时间栽种花木，把家庭收拾得十分舒适。

可是，他们一个一个地都在发牢骚说：“厂子里不要我啦。他们光看人的年纪大不大，就不看人家的胳膊怎么样！”他们伸着腿，扬着胳膊叫人看。“这叫什么生活！一天价闷在家里，憋得没法到卢沟桥上去数狮子头，这么下去，就说是铁，也要生锈呵！”3

于是，这群闲不住的退休工友在永定河岸上种出一片片树林，开出一块块荒地。

魏巍还说有一个师政治委员，他负过重伤。“连年累月的劳动，使他的身体衰弱了。特别是某次一连几个昼夜没有一刻休息的劳动，使他患了严重的失眠症。休养刚一好转，就又投入工作，身体越发不可收拾，不得不躺在医院。从他的来信中得知，他是多么的苦恼呵。他说，他再不能忍受这休养的生活……他说：‘我的脑子坏了，不能做思想工作，还可以去开拖拉机。’”4

退休的工人闲不住，乡村里上了年纪的，几乎丧失了劳动能力的农民同样如此。“他们极少是在那儿静坐的。他们不是磕磕绊绊地去喂猪、喂鸡、就是用粗筋隆起的老手，抖抖颤颤地从墙上取下一缕麻来，坐在那里搓麻。”而他们不歇的理由是人能静坐静吃等死吗？

我们在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看到类似的劳动者的劳动热情。

我们访问新西伯利亚的老工人那乌莫夫时，他这样说：“如果我不劳动，我就感到寂寞。”他非常热爱自己的工厂，一天也离不开她。他的母亲七十三岁了，去年还要求工作。巴库七十四岁的老工人阿里也夫，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工作，几次拒绝了退休，而且现在还进行着第十八个重要的发明。5

在一个人人以“劳动为荣”的时代里，那些“不劳而获的寄生虫”也第一次感到羞愧。在陈学昭于20世纪50年代发表的自传体长篇小说《工作着是美丽的》中，可以看到“不劳动者”在劳动社会里的格格不入和自我反省。小说主人公“珊裳”是一个懂法语的小知识分子，在延安的时候她开始努力学着用那双“弹钢琴的手”笨拙而艰难地纺线。

坐在纺车边的日子愈多，时间愈久，她的思想跟着那一根一根的线抽出来，愈抽愈长，愈抽愈多。她开始想到：自己活了几十年，没有织成过一寸布，没有种出过一粒米，但却已穿过不知多少丈的布，吃过数不清的米了！她为自己这一新的思想觉得惊奇，由惊奇而感到羞惭，由羞惭而感到负疚，感到有罪，感到对不起劳动人民！6

虽然知识分子写文章、教学、翻译，甚至弹钢琴也是劳动，但从此也可以看出，代表了众多当时的知识分子的“珊裳们”在从事实际物质生产的劳动人民面前那种自惭形秽的心理，再想想樊迟向孔子请教如何种庄稼，孔子斥他为没有出息的“小人”时，就可以明白这种“脑体倒挂”的“革命性”了。

劳动成瘾。恍若隔世。对劳动欲罢不能，而对休闲难以忍受，世上竟有这样的人？恐怕这种现象不光在改革开放后，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前，都很鲜见。

可是在旧时代，劳动向来都是“卑贱”的。

人们说：“劳动是人类最高尚的事，应该得到人们的赞美和歌颂，劳动者是人类中最高贵的人，尤其是从剥削阶级（地主、资本家）出身的人，多半是看不起劳动，好像劳动是下贱的事，看不起劳动者（工人、农民），好像劳动者要低人一等。这种对劳动、对劳动者的看法和态度，是完全不正确的，那是受了剥削阶级观点的影响。”7

凡勃伦就说到“剥削阶级”是如何鄙视劳动的。他说：

处于掠夺的文化时期，在人们的思想习惯中，是把劳动跟懦弱或对主子的服从这类现象连结在一起的。因此劳动是屈居下级的标志，是一个有地位、有身份的男子所不屑为的。在这样的传统观念的影响下，人们感到劳动是要降低品格的，这种观念相沿至今，并没有消失。8

用孟子的话来说就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这难道不是“天下之通义”吗？这便是“劳动者流汗，统治者吃肉”的道理。“劳动是屈居下级的标志”，“一个有地位、有身份的男子”谁愿意做泥瓦工呢？

“卑贱”的劳动自然有碍面子、尊严、身份和地位，因此有些人无不以不参加生产性的劳动为荣，无不以从事生产性的劳动为耻。“有闲阶级生活的主要特征是明显地不参加一切有实用的工作”，因此“上流社会对于粗鄙形式的劳动，很少不是本能地感到厌恶的”，他们认为“拒绝劳动不仅是体面的，值得称赞的，而且成为保持身份的、礼俗上的一个必要条件”。于是就出现了只有“寄生虫”才足以体现自己身份的现象，寄生的本领成为人们显摆的内容。“明显地不参加劳动就成为金钱上的优越成就的习惯标志，就成为声望所归的习惯指标；正相反，从事于生产劳动既然是贫困与屈服的标志，它同在社会上取得崇高地位这一点就冰炭不相容了。”9

凡勃伦讲了这样的一例子，有位法国国王烤火，眼看着炉火越烧越旺，而为其专司移座之职的仆人恰巧不在，然而这个迂腐而固执的国王认为移动其尊贵的屁股有损尊严体统，于是宁可被火熏死，也不愿移动一下座位！“他虽然牺牲了，却保全了最高贵的基督教陛下玉体的圣洁，没有被贱役所玷污。”上层社会对劳动的反感和恐惧在这个例子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其实，我们从小就听过因不愿意转动一下脖子上的烧饼而最终饿死的少爷的故事，这一夸张的故事与其说反映了他的懒惰，不如说反映了他的寄生性。

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所有分析几乎都可以从“劳动卑贱论”中得到理解。他所说的“有闲”指的“不是懒惰或清静无为”，而是指“非生产性地消耗时间”。不生产而有人供养，这才算本事，有此种本事的人就是有闲阶级。“要在不生产的情况下消耗时间，是由于（1）人们认为生产工作是不值得去做的，对它抱轻视态度；（2）借此可以证明个人的金钱力量可以使他安闲度日，坐食无忧。”10

在高度重视与提倡体力劳动的特殊年代，“不事直接生产”的精神劳动者曾错误地被当作批判的对象，我们从1968年对“有闲阶级”齐白石为“有闲阶级”画的“黑画”的讨伐中，可以看出在以劳动为中心的社会里，对“不事直接生产”的“有闲阶级”的态度。“《荷乡清暑》是士大夫在开满荷花的池园里赏荷，沉湎于闲情逸致，反映齐白石腐朽寄生生活的黑画”，“《大寿图》则是宣扬封建迷信的四旧毒草，三年自然灾害时竟成了‘可以作为祝寿的礼品’。这种‘全民文艺’的出版物究竟为谁服务，不是一目了然了吗？至于那些不题字和诗的花卉草虫鱼虾作品，则是齐白石寄生生活写照，更是有闲阶级消闲生活的点缀品”11。齐白石的画之所以被批为“黑画”“毒草”，在于其事关消闲，无关劳动，更确切地说是无关体力性的、直接生产性的劳动。这种批判无疑是错误的，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但可足见当时人们对劳动的普遍认识。

“社会主义的胜利，也就意味着劳动的胜利。……热爱劳动还是轻视劳动，这是社会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两个思想体系不相同的根本问题。”12不管人们以往对劳动如何贱视，在新中国，人们的“劳动观念”发生了一百八十度转变。从思想观念上看，“劳动最卑贱”一举变成“劳动最光荣”；从阶级地位上看，劳动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而统治者、资本家、劳心者都夹起了尾巴，不再“食于人”，而被改造成为“自食其力者”；从分配原则上看，劳动，而非资本、土地或其他要素成为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

当然，人人都知劳动光荣的“大道理”，但并非人人都有光荣劳动的自觉。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末期，当一大批小学和中学毕业生不能升学，必须到农村去当农民参加生产时，很多人才觉得真要去“光荣劳动”时，又忧心忡忡，退避三舍。“他们口头上重视劳动，实际上却只重视脑力劳动，而不重视体力劳动；口头上说看得起劳动者，实际上却只看得起脑力劳动者，而看不起体力劳动者。他们抽象地背诵劳动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文明、劳动创造人类和人类历史的论点，实际上却不承认或不了解人类的体力劳动是脑力劳动的基础，不承认或不了解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活动的东西。他们也把劳动和劳动者分成等级，认为脑力劳动比体力劳动‘高一等’，脑力劳动者‘应当’站在体力劳动者之上。所以，他们想做脑力劳动者，不愿做体力劳动者。如果这个目的达不到，他们将就着去做大工业的工人，不愿做学徒，不愿做手工业工人，不愿做理发工人、缝衣工人、厨师，尤其不愿做农民。”13可见，即使在劳动光荣的口号震天响的时代里，要根本扭转“劳动卑贱”的观念并不是那么容易。

不过，总的来说，“劳动”成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经济、政治、道德的基础，“劳动光荣论”的观念已经深植人心，这也是那些本该安享清福，辛苦了一辈子的工人为什么闲不住，一闲下来就闷得慌的原因所在。

劳动价值观之必然

进一步要问，为什么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要将“劳动”，放置到如此“神圣的”位置？这至少与两个因素相关：一方面，从政治基础上看，这是革命理论、政权合法性的重要基石；另一方面，从经济发展上来看，这是恢复生产、重建国家的必然要求。

（1）从政治基础上看，“劳动光荣论”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革命成功后建立政权的合法性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决定了“劳动”是其哲学、政治经济学等理论的最原始的基点。在恩格斯看来：“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14不管恩格斯所说的劳动是否创造了人类自身（手、语言、脑、科学艺术等），但至少“劳动”创造了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总之，是“劳动创造世界”。这就是马恩的“创世界说”。

既然劳动创造世界，那从事劳动的劳动者应当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和主人翁了。1920年，陈独秀在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上这样演说：“世界上是些甚么人最有用、最贵重呢？必有一班糊涂人说皇帝最有用、最贵重，或是说做官的、读书的最有用、最贵重。我以为他们说错了，我以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15于光远也说：“世界的创造者，不是别人，正是劳动者，他们是人类社会的主人翁，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也就是劳动群众的历史。”16马恩的“创世界说”成为劳动者重新认识自己地位的理论依据。

然而，事实上，与劳动在人类社会中所处的基础的、重要的地位不相符的是劳动者却居于被压迫的甚至是被奴役的地位，他们过着艰难的甚至是悲惨的生活。

按道理说，社会上的一切财富既然是劳动者所创造的，那末就应该由劳动者来享受，不劳动的人们，就不应该有饭吃；社会主人翁既然是劳动者，那末一切事情就应该由劳动者来作主，而剥削者就不应该有任何政治权利；并且，人类文化的基础既然是劳动者所创造的，那末文化就应该为劳动者服务，不应该成为剥削阶级服务的东西。但是，在剥削阶级统治的阶级社会里，这一切都正好颠倒过来了。在那里，生产物质财富、创造文化的劳动者反而在挨饿受冻，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受人压迫，受人损害，毫无政治权利，而被迫处于愚昧、迷信、粗野的境地；而剥削者，地主和资本家却吃好的、穿好的、穷奢极欲、挥金如土。17

理论很丰满，现实很残酷。正如恩格斯所说：“工人阶级的状况是当代一切社会运动的真正基础和出发点，因为它是我们目前存在的社会灾难最尖锐、最露骨的表现。”18而这极不合理的现象是“剥削阶级压迫劳动者、剥削劳动者的罪恶制度”造成的。因此，要通过武装革命推翻旧制度，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共产主义的社会”，使这一不合理的社会合理化，就成为共产党革命的起点和目的。

在近现代中国，很多知识分子也看到了劳动者的贡献和地位不相符的不合理现象，劳动者悲惨的生活和卑微的地位促使他们重新认识劳动者，特别是体力劳动者，并对他们致以同情和尊敬。1918年11月16日，在天安门前纪念一战胜利的集会上，51岁的蔡元培发表了《劳工神圣》的演讲，喊出“劳工神圣”的口号。他说：

我们不要羡慕那凭藉遗产的纨绔儿！不要羡慕那卖国营私的官吏！不要羡慕那克扣军饷的军官！不要羡慕那操纵票价的商人！不要羡慕那领干修的顾问谘议！不要羡慕那出售选票的议员！他们虽然奢侈点，但是良心上不及我们的平安多了！我们要认清我们的价值！劳工神圣！19

他所列举的那些“劳心者”都是“富二代”、官员、商人、顾问、议员等上流人士。蔡为了改变人们对劳动者的贱视心理，突出劳动的神圣，强调劳动者的价值，于是拉出那些“无良的非劳动者”加以衬托。他激情澎湃地宣告：“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呵！”31年后的1949年，毛泽东在蔡元培当年演讲过的地方宣告：“全国大多数人民业已获得解放”。正如列宁所说的：“他们千百年来都是为别人劳动，被迫为剥削者做工，现在第一次有可能为自己工作，而且可以利用技术和文化的一切最新成就工作了。”20从此劳动者摆脱了地主、资本家的剥削，开始享用自己的劳动果实。

劳动创造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劳动者被剥削被奴役的现实，武装斗争的手段，终于把这“颠倒了”的东西“重新颠倒了过来”。可见，中国革命指导理论的基石正是“劳动”，中国革命的依靠力量正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工农阶级，中国革命的承诺也是要使他们翻身做主，不再为地主、资本家欺压和剥削。那么，在这种情形下，在“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下，我们还能轻视、甚至贱视“劳动”？

（2）除“劳动”成为中共革命理论和政权合法性的基础这一点外，从另一面看，“劳动光荣论”也是经历战争和混乱的中国恢复生产、重建国家的必然要求。

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首要任务是生产。这是由战后恢复国家的生产和建设、确保人民正常的生活所决定的。列宁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中说：“现在的任务是要把无产阶级所能集中的一切力量，把无产阶级的绝对统一的力量都投到经济建设这一和平任务上去，都投到恢复被破坏了的生产这一任务上去。”211921年列宁也还说：

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这项在俄共纲领上已经明确提出的任务，今天由于战后的经济破坏和饥荒而变得格外紧迫了。因此，在恢复大工业方面必须尽速取得尽可能扎实的成绩，没有这个条件，劳动摆脱资本桎梏这整个解放事业就不可能获得成功，社会主义就不可能获得胜利。22

为了增加生产，他主张绝对需要把全部权力集中在按个人管理制原则组成的管理机构手中。在生产压倒一切的情形下，任何干扰生产的行为都是不允许的。当然，这种发展生产不只是战争结束后现实的迫切要求，而且还是社会主义最终要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长远要求。而这后一种要求，正成为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新的大政方针的确立依据。

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并且为此）就要有更高形式的劳动组织。23

一心一意谋生产同样成为中国革命成功后的首要任务。远的不说，自1937年全面抗战以来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止这十几年的时间里，中国无日不处在外战、内战之中，战乱频仍、民生凋敝。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农业生产比战前的1937年减少了25%，轻工业生产减少了约30%，重工业的损失更大，约减少了70%，全国城镇失业人口达472.2万，我们几乎赤裸地站在一片废墟之上。刚建国时的一般干部按当时的供给制，每月工资折合成若干斤小米，扣除吃、穿、住，零用钱（外）所剩无几。一般市民的消费水平更低，据统计，1952年全国居民年人均消费额仅为76元，平均每月不足6.4元”24。发展经济正是由新中国成立后物质生活资料的短缺的现实所决定的，而以生产为中心自然使得劳动居于一个重要地位。

其实在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就提出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可是怎样才能把城市工作做好？“中心环节是迅速恢复和发展城市生产，把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251949年3月13日的通过的《二中全会决议》中这样称：

只有将城市的生产工作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城市中其他的工作，例如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的建设工作，工会的工作，各种民众团体的工作，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肃反工作，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而服务的。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就必然地会使我们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26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公报上关于恢复生产的语句上划了线，并且在页眉上写下“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改（善）工人（农民，职员）的生活”的批语。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对生产的认识和强调与列宁论述的基调完全相同。

要知道，生产问题不光关系到人民生活能否得到改善的问题，更是关系到政权能不能得到建立和巩固的问题。

可见，无论是政治上看，还是经济上看，我们都必须把“劳动”放在一个神圣而崇高的地位。这也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一定会确立“劳动最光荣”这一重要价值观的客观要求。

身体之苦，精神之乐

即使感觉再愚钝的人，也不能不承认劳动的累与苦。“在大多数欧洲语言里，表示拉丁语和英语中的‘劳动’的词汇，都是极端努力与痛苦相结合之意。……毫无疑问，这些词源都说明了劳动与痛苦或者厌烦的历史性联系。”27劳动总是与强迫、痛苦、烦恼、苦难、贫穷、迫害等联系在一起。日晒雨淋的感受显然不如待在温室暖房里来得舒适，起早摸黑的感受显然不如“早晨从中午开始”来得舒适。那么，人们有什么理由去乐于劳动，并以劳动为荣呢？在谈劳动光荣的时候，我们必须回答劳动的“苦累”这一问题。

解释总是有的。那就是：劳动虽带来“身体之苦”，但却能带来“精神之乐”。从生理到心理，从身体到精神，完成了劳动从“苦”到“乐”的转变。我们是这样分析劳动之“苦”的。

劳动决不是“苦”的同义词。但是，劳动既是一种与自然的斗争，怎能设想它毫不包含着困难和艰苦呢！无产阶级有别于一切剥削阶级的根本特点是，把为人类的幸福而进行的艰苦奋斗也看成是一种人生乐趣。28

苦则苦也，但乐在其中。

有人还现身说法，讲述他的“身体之苦”带来“精神之乐”，“身体之乐”反而带来“精神之苦”的切身体验。他说他曾经长期在城市里生活，在城市里的生活自然可以吃到大米、白面，住得舒服、讲究，出门有车坐，有时还有电影看，“可是时间长了，日日如此，也就觉得很平常，甚至根本没有感到这是什么幸福”。相反的是，使得他感受到幸福的“竟是在艰苦的生活环境和斗争中体会出来的”。

1958年，他下放到生活条件比城市差的农村搞征购工作，跑腿、熬夜、调查研究，虽然生活困苦，但“一想到这些粮食和猪羊禽蛋，将去供应城市，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将出国换回钢材和国家建设物资，我感到我们的艰苦工作是有意义的，心里不由得有一种甜滋滋的感觉。这种幸福感是难以用言语形容的”29。我们当然不能否认这种幸福感的真实性，有时还要羡慕这种有理想、有意义的生活方式。

从上面可以看出，带给劳动者那种“精神的愉悦”是一个“利他的”、“宏大的”理想和信仰。那就是付出自己今天的劳动换来大众，甚至人类将来的永远之幸福。当然今天我们有些人会不太理解这种想法，但对当时的人们来说却是认真追求的目标。那么，一切轻视和鄙视劳动行为的想法在这一壮丽宏大的目标下就显得不合时宜，甚至可鄙。

针对有些青年以体力劳动为耻，贪慕逸乐的想法，有人这样批判说：

有些知识青年甚至错误地把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认为是可耻的事情。朋友们，在我们的面前闪露出社会主义的壮丽曙光，但我们的生活的确是远非轻松、闲适的。多少困难等待着我们去克服。要想贪图逸乐，寻找轻松的生活，社会主义是建设不起来的，反而只会拖延了幸福日子的脚步。30

对自己来说，劳动虽是“苦事”，但对国家、民族、人民、人类来说，却是“大事”。“在苏维埃的国度里，到处的生活，都在诱惑着人们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力量。”31

可是，既然为了“大众”，个体岂不是大众一分子？如果人人为了大众而受劳动所带来的肌肤之苦，那“大众”的幸福又从何谈起？“提倡集体幸福，决不意味着取消个人幸福。相反，根深才能叶茂，水涨才能船高，集体幸福了，也才能从根本上保证个人的更大幸福。担心为集体、为他人而个人得不到‘补偿’的人，实际是对我们的社会制度下的‘一人为全体，全体为一人’的新的社会关系没有认识。”32问题在于大众是由每一个个体构成的，你的大众是他人，他人的大众是你自己，为大众何尝不是为自己？

劳动真的快乐吗？今天人们会这样怀疑。

我们且看几段雷锋日记：“一天紧张工作过后，一点儿也不觉得疲劳，我感到浑身是劲。深夜了，我还坐在车间调度室里，看一本学习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书，真使我看得入了迷，越看越感到毛主席的英明和伟大。”33再比如，“在最困难最艰苦的工作中，我就想起了黄继光，浑身就有了力量，信心百倍，意志更坚强……”34

在面对困难时，雷锋“想起毛主席的教导，浑身有了力量”35。在憧憬将来时，雷锋说：“望将来，我信心百倍，浑身是劲，坚决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36

在雷锋日记中，你随时都能看到“浑身是劲”的字眼。37那么，雷锋之“劲”何来？正是“毛主席著作中的一个重要核心，也就是关于共产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38给雷锋同志带来无穷的干劲。与雷锋同时代的中国人从事重体力高强度劳动时的心理状态和精神状态与雷锋并无二致。

有理想和信仰、有追求和期待，正是将劳动“化苦为乐”的关键。所以，雷锋做任何事都劲头十足，不知疲乏。与之相对，今天我们做什么都没劲，其原因正在于过于现实，过于自我。过于现实则往往疲于对付，过于自我则往往无所追求。

在中国人“身体劳苦，精神快乐”的同时，资本主义世界的人们感受则恰恰相反，他们“身体快乐，精神劳苦”。且看英国人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大多数的英国人现在都不愿过问政治了。他们的生活规律是，每天尽可能找一份额外工作做，或者加班加点，目的是为了多赚一点钱来改善生活。工作做完，他们回到家里，在电视机前一坐，就可以坐到十二点。到了星期天，拿一份星期日的报纸，厚厚的三四十页，全是偷盗、谋杀、奸淫之类的黄色故事，许多人就在这当中消磨一整天。”再看他们的人生目的，“多数中年人整天在盘算三件事：一座小洋房，一辆私家汽车，每年过假期的一笔钱，除了这三件事之外，好像人生再也没有任何别的值得为之奋斗的东西”39。工作赚钱、上网聊天、买房、买车、旅游何尝不是今天某些人的生活写照和奋斗目标？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人的生活理想和今天某些人的如此相像！显然，缺乏那种利他的、宏大的人生理想使得人们精神萎靡。

娱乐归根到底是一种“满意的，欢愉的心理状态”40，任何能激发出一种欢愉的心理的活动都可称之为娱乐。在这里，身体之苦转化为精神之乐自然是真实的。因此，劳动的快乐正是基于此一个层面而论的。总之，对“社会主义劳动”来说，劳动是苦，也是乐。

“生产力的仓库”

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人们认为谁劳动得越多，谁就越光荣，于是常常导致了过度的劳动，而过度的劳动又会损害了身体的健康，其结果反而妨碍劳动。

当时的劳动强度之大是令人咋舌的。

我们可以再看看20世纪70年代开荒大会战的情形：“如今这大会战，星期天不消说一概没收了，每日也是工时极长，从天刚亮干到伸手不见五指。国际工人阶级奋斗多年赢得的‘八小时工作制’，在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地方无声地终止了。工作量极大，一爿五磅重的宽锄板，挖山一星期，能磨成小锅铲一般大。手攥锄把一整天，到吃晚饭时连饭碗都端不稳，女生们说，梳头，梳子掉地上捡不起来。会战的日子，睡眠严重不足，早起最是艰难。平日的敲钟或吹号，把制度化的指令‘符号化’了，令人浑然不觉。”41诸如这样的劳动强度，人的身体如何吃得消？

劳动对于身体的损害之大也是令人咋舌的。

我们看看当年湖北省大悟县邓畈乡的农村青年团员的身体健康状况。“该乡有二十九个团员，身体真正健康的只有十人，体质不很好，但也不太坏的十二人，身体有病的七人。”在该乡的青年团员中，身体健康者只占30%左右！而身体不健康者占24%！“过去有些男女青年因此而累病，损害身体，或者小产。我们应该帮助青年农民提高劳动技能，合理地计划和安排他们自己的活计。青年团组织特别应该注意教育青年不要为了一时好胜，不顾身体条件而过分地使劲，结果累得吐血、折腰、肿肩，甚至发生死亡事故。”42由此可见，劳动带给人们不只是身体的苦累，还有身体的病痛。一个因劳动而致病、致残，甚至致死的人又如何能从劳动中收获精神上的愉悦？

当然，在今天我们也能看到青年白领为工作所压迫而“牺牲”的新闻，走进书店里，摆在醒目位置的总是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种种养生保健书籍，很多上班族的健康状况不容乐观。

“在实际上，悲愤者和劳作者，是时时需要休息和高兴的。”43“耗费人的一定量的肌肉、神经、脑等等，这些消耗必须重新得到补偿。”44这是休息的道理。于是，我们就常能在歌颂劳动的声音中也能听到提醒休息的声音。

1958年毛泽东说做事要劳逸结合，有张有弛。他说：

做事要劳逸结合，有紧张有休整，常常紧张不行，要又紧张又松弛，太累了不行。河南大办又红又专的学校，这很好。可是大家太累了，上课时有人打瞌睡，先生也累了，但又不敢瞌睡，硬挺着。太累了不行，总要有几天休息。我们要有张有弛；有民主，有集中。不管哪个地方，都一律如此。45

在1954年的《中国青年》第3期上还解释了什么叫“忘我地劳动”，并指出不要将劳动和身体健康对立起来。

“忘我地劳动”就是不计较个人得失，把自己的利益完全熔化在革命的事业中；就是把自己的智慧和劳动贡献给革命事业；永远不畏惧困难，胜不骄，败不馁，积极乐观，朝气勃勃。但是劳动最宝贵的资本是健康的身体，而卓越的劳动又必须要有丰富的知识，因此要更好地忘我劳动，必须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和学习，我们不能把“忘我地劳动”与自己的身体健康和学习进步对立起来。46

人们也劝青年朋友们在劳动中不要蛮干硬干，和自己的身体过意不去。“我们应该教育青年努力生产，但又不要叫他们‘出过头劲’，要量力而行，不能硬拼盲干。”47

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不会休息的人，就不会工作”。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没有好的身体，就没有好的工作。

应该了解，身体好是为了明天，也为了今天的生产、工作和学习。我们必须做到而且也可能做到既长好身体，同时又提高了劳动效率，搞好了工作与学习。脱离了生产，抛下工作，来搞身体好，就失去了身体好的重大意义。只有把生产、工作搞得更好，才能获得长好身体的前提条件。48

为了身体好，我们就不得不“休闲”（娱乐、休息、体育锻炼）。注意，这时所说的休闲正是在劳动已经给健康造成伤害，并妨碍了进一步劳动的基础上提出的，这一方面告诉我们，即使社会主义时期“劳动”成为全社会的中心时，“休闲”同样存在；另一方面告诉我们，休闲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劳动，而不是别的。

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相同，首要的目标是发展生产力。因此劳动价值是基本价值。休闲也应该为发展经济的目的服务，因为休闲时间能使体力得到恢复，甚至随着空闲时间的增加使它变大。因此休闲实践的目的是充实劳动者，使他在尽职中更为有效。给娱乐指定的主要功能是使人更好地适应他的工作，改善他的能力和产量，使它更有生产力。休闲完全是一个“生产力的仓库”。49

在一些人看来，劳动甚至成为衡量人的生命和价值的几乎是唯一标准50，在这种情形下，休闲的意义也只能是建立在更有效地劳动的基础上，休闲只是“不得不”的选择。

“过度”

“基于劳动的休闲”决定了如果休闲偏离了劳动的目标，比如为了享受、为了快乐、为了舒适，甚至还有可能因为休闲而妨碍了劳动，则是不容许的。

问题在于，劳动虽然能带给人们精神的快慰，但所有精神的快慰却不全是劳动所能带来的。显然，与劳动相比，休闲娱乐对人们的诱惑更大，快乐更多。

1954年，湖南耒阳有名陈绵荣者说到有身边的人痴迷跳舞的现象。他说：“有一位同志到星期六那天，他简直坐立不安，好容易等到午后下班，就急急忙忙地吃了几口饭，穿上最漂亮的衣服，跑几里路到城里去跳舞。他回来时，满头大汗，但仍然高兴得手舞足蹈不停。午夜二时了，他还在低声哼着跳舞曲子。……”51我们还常看到因迷恋跳舞而影响了学习和工作的。上海五四中学一个学生因迷恋于跳舞，上课也想到跳舞，听不进课，睡不着觉。沈阳日报印刷厂有些同志因迷恋于跳舞，办公时就打瞌睡，工作常出错。也有跳舞跳得情感骚动，甚至失控。天津的北宁公园，北京的劳动人民文化宫的群众性舞会，“由于缺乏良好的组织和领导，这些舞会往往成了男女流氓的活动场所”。上海某女中女学生常到私人舞厅，“和流氓分子‘交上了朋友’”52。痴迷于跳舞的现象为我们对理解当时的社会提供了一个不一样例子，也就是说，那个时代并不是一味地整日整夜地辛苦劳作、呆板生活，人们也会沉迷于一些休闲娱乐活动的。

问题是，我们当时是如何看待这些娱乐现象的。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舞是可以跳的，扑克是可以打的。加里宁同志曾对苏联共青团一些工作人员说过，“我总不希望……把孩子们机械地造成老气横秋的人。……我国的青年喜欢跳舞。从我所遇到的那些青年中，我就感觉到这点。既然大家喜欢跳舞，那就无需机械地拦阻他们。只要使跳舞不致经常浪费时间，而要使它能成为一种休息的手段。”53这种态度算得上融通，但承认跳舞的正当性，并不意味着鼓励跳舞。

然而不鼓励跳舞，或者说反对跳舞的原因呢？

“过度”顺理成章地成为一个反对突破口。的确，那些沉溺于跳舞，为了跳舞而神魂颠倒的青年的确存在着“过度”的问题。

适“度”的娱乐，可以达到积极的休息、振奋精神的目的；超“度”的娱乐，即随心所欲以至于放纵、发狂，如痴如迷，则会消耗过多的精力，损害身心健康，以致影响工作与学习。54

“过度”的娱乐有害身体健康。巴甫洛夫为此提供了科学依据，他说：“从事一项工作，学习或娱乐，时间过长，或过分紧张，都会引起人的大脑某一部分细胞的过度兴奋，从而损耗大脑细胞，形成失眠、神经衰弱等症。这样也就对身体只有害处。”55应当说，过度的娱乐无论如何在当时只是一个暂时的、个别的现象，而不可能成为一个长久的、普遍的问题。因为休闲娱乐虽然存在，但很大程度上远不及“劳动”的观念那么深入人心和正当。

看来，休闲娱乐不是不可以，不是不允许，但要明白休闲娱乐的目的是为了使得身体体力得到恢复，为了更好地投入下一波的劳动之中，而不是让休闲娱乐占据了身体，进而伤害了身体，影响了劳动。

我们进行文化娱乐活动不能像没落的剥削阶级分子那样，为了个人暂时的享乐和刺激，随兴所至，狂欲无度；我们的娱乐是为了能保持和增进健康，从而能更好地劳动，经久地为集体谋幸福。因此我们必须善于克制自己的欲望，适当地进行文娱体育活动，不要因为作过度的文娱体育活动而影响工作和学习。56

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休闲与“没落的剥削阶级”为了身体的刺激、欲望的放纵的休闲是不同的。

人们对于休闲与娱乐抱有一种紧张而敏感的态度，有其内在的原因。

腐蚀与控制

“过度”其实只是深刻地警惕和反对休闲娱乐的表面原因。对休闲娱乐可能导致身心（身体与思想）失控的担忧才是一个不便明说的原因。

“大众的快乐始终是社会性和政治性的。”57这种“大道理”，我们早就明白，“一个人的生活行为是与他的思想意识、政治信念有直接关系的。一般说来，有什么样的思想意识，就会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反过来说，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就反映出一个人有怎么样的思想意识。……我们必须严肃地对待生活，必须遏止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生活中发展。”58生活方式与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息息相关。因此，我们就毫不奇怪在讲反对享受、颂扬劳动时，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将之放置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样的政治的“大帽子”下进行讨论。

纵情享受的生活与严肃紧张的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讲的正是解放军如何成功抵制住大上海的生活的诱惑。解放军在上海能否永葆本色，关键在于是否能够“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是否能够抵御得住追求身体享受的冲动。

对身体的快感、情感复苏的敏感和警惕还告诉我们一个问题，美德往往与苦修相关，而享受往往是美德的大敌。因为享受往往是“为自己”的，要“为他人”则往往要“克己”，“为他人”比“为自己”要更难做到，正因为难以做到才值得珍视，才称之为美德。“当一个人缺乏一个高尚的生活目的，只是为了一些自私的意图而活着，贪图物质享受，追求吃喝玩乐，那就会削弱自己的意志，一遇到困难和挫折，就会产生消极悲观的情绪。”59在那个时代里，我们唯恐“为自己”的享受可能对责任、义务、牺牲、奋斗造成侵害，就自然地视之为洪水猛兽。

1954年，苏联全国2.5万多名青年团员申请到东部和东南部边疆“开垦新地”，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参加开垦荒地的青年团员们给全苏联青年的信中说：“苏联男女青年从来不找轻松的生活——我们共产党就是这样教养我们的。”60吃苦，而不是享乐游戏；奋斗，而不是无所事事，才是那时的正确的生活方式。

苦干是美德，享受是恶德。有时甚至会出现为了“吃苦”而“吃苦”的现象。比如俄国的工程师曾提出一项建筑一个横穿卡拉海的堤坝，这样使得白令海和西伯利亚北面的沿海地区变得暖和。罗素称，假如此项计划实现了，“其结果将是把艰苦的劳动本身当作一个目的，而不是当作一种手段，以达到从此再也不需要它的那种境界”61。宁可折腾，也不要让人闲着正是迷恋吃苦即美德的结果。

可是，在以前的那个时代休闲娱乐为什么会被“上纲上线”为“资本主义”，成为和“社会主义”对立的政治问题？关键在于“控制”。

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在我们的社会和个人生活中可谓无所不在，无微不至，因为这种控制能保证政治、经济生活的效率，而休闲娱乐则会动摇、削弱这个控制。

刘易斯·科塞就说到工业社会中的控制与“性”、享乐的关系。他说：“工业社会要求工人具有讲秩序纪律的工作习惯。它要求工人接受‘清教徒精神’和与之伴随的延迟享乐的道德标准。不受管束的性关系，如果威胁到了在疏导和驯服性欲上起中心作用的家庭，就会妨碍劳动大军必要的纪律。自由的性爱不仅引起偶然的结合，这种结合的性质致使它不服从控制，它还可能在人类关系和人格中培养出一种自发性，这与要求下层阶级遵守纪律是不相容的。”因此，“所有时代的那些建立和支持性审查制度的人，都明确意识到了性压制、政治统治和工业纪律之间的联系。性审查制度不是发生在清教徒时代，而是发生在导致大量城市人口出现的工业革命之后，这个事实便足以说明，它同新的社会控制形式的需要有着潜在的联系。”62刘易斯·科塞所说的工业纪律与身体、性的压制关系，与政治与身体、性的压制的关系有相似之处。是享受还是苦修往往意味着是服从还是自主，是集中还是涣散。

因为，身体、性正是体现统治意志的一个切入口，一个落脚点。“身体和性的极端重要性，使历代统治阶级十分重视对于身体和性的控制。他们一向把对于身体和性的控制看作对于整个社会进行统治的首要出发点。”63我们可以看看16世纪宗教改革家让·卡尔文的“道德风尚检察官”就可明白政治对身体的控制。让·卡尔文曾反对过旧教的残酷和盲目，但与此同时他也造成了新的残酷和盲目，为了加强思想控制和统治，他经常派“道德风尚检察官”深入千家万户调查居民的日常生活，奥地利作家斯台芬·茨威格在其影射小说《卡斯台利奥反抗卡尔文》中这样描述：“仆人被详加盘问，要他们讲主人的情况，孩子受到盘问，要讲父母亲的情况。同时他又细听门外街上的动静，看是否有人唱一曲世俗的歌，或者奏乐，或者甚至于狂欢娱乐，干这种魔鬼的罪行。因为从现在开始，在日内瓦就不断追捕任何娱乐形式，追捕‘Paillardise’（法文：有伤风化行为）。要是哪个市民下班以后想到酒店里去喝口酒，或者想掷掷骰子，或者玩玩纸牌，那就算他倒霉！”64在卡尔文统治的时代中，一切日常生活都处在“道德风尚检察官”的监督下，人们毫无隐私可言。

于是被快感控制成为一个问题。一切能使人“身不由己”“心有旁骛”的休闲娱乐都能对已有的身心秩序造成影响，也就自然成为警惕和批判的对象。

正因为身体与政治之密切关系，“身体”也就成为意识形态对抗的战场。这种对抗在“封闭”的时候显得不那么紧要，但一旦“开放”后就开始“短兵相接”了。

1978年出版的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中有这么一段话。

反动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欺骗和麻痹劳动人民，也常常采用一些新办法，玩弄一些新花样，如反动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法西斯化，新殖民主义，在哲学上的种种新流派，在艺术上的抽象派绘画，摇摆舞，电子音乐甚至“无声音乐”等等。这些“新”东西都是腐朽的旧事物的新表现，它们生根于腐朽的资产阶级。65

你可以认为这只是党的理论工作者的“神经过敏”和“过度提防”，但如果对照一下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险恶用心”，就可以明白，这里的文化问题其实是一个政治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之际，美国中央情报局曾制定的《十条诫令》中就有这样的内容：

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并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的教育。为他们制造对色情产生兴趣的机会，进而鼓励他们进行性的滥交。让他们不以肤浅、虚荣为耻。一定要毁掉他们一直强调的刻苦耐劳精神。

一定要把他们青年的注意力从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引开来。让他们的头脑集中于体育表演、色情书籍、享乐、游戏、犯罪性的电影及宗教迷信。66

生活、价值观、身体成为意识形态对决、社会制度对决、政治对决的重要阵地。明乎此，就不难理解艾思奇同志所说“反动的统治阶级”用那些“新花样”“欺骗和麻痹劳动人民”并不是杞人忧天，也不是政治过敏，今天来看，还真是一种“先见”之明。

综上，1978年之前，随着新政权的建立，一方面基于革命理论和政治制度的需要，另一方面基于恢复生产和重建家园的需要，使得劳动及劳动者一改往昔灰头土脸的形象，从此扬眉吐气，备受推崇。然而，在“劳动最光荣”的社会氛围中，高强度、无节制的劳动严重地损害着劳动者的身体健康，进而妨碍了劳动。于是，以休养和恢复身体为目的的“休闲”就自然而然地浮出水面。然而，“过度”的休闲反过来会对劳动造成“阻碍”。“过度休闲有害论”的深层原因在于以享受、娱乐为核心的休闲生活会削弱和动摇政府对人们身心的控制力，而对社会和个人进行全方位的控制正是当时社会的一大特征。这是1978年前我们对劳动与休闲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