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消费性休闲的发生机制
1978年前后人们对休闲和劳动的认识及态度的变化展示了从“为了劳动而休闲”到“为了休闲而劳动”的观念转变。可以看出，从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基本上是“为了劳动而休闲”，从改革开放至今，我们基本上是“为了休闲而劳动”，在日常生活与工作中，我们经历了“从劳动到休闲”的转变。
今天，“休闲”，准确地说是“消费性休闲”，已经成为当下城市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所称的“消费性休闲”，是指通过消费来获得休闲，即“花钱玩”。众所周知，休闲并不一定需要消费，但对今天中国来说，一方面，“不消费的休闲”（不用花钱可玩的项目和地方）变得越来越少；另一方面，“不消费的休闲”越来越不被认为是休闲，以至于我们一提起休闲，就会不由自主地以为只有“消费性休闲”才是休闲。
这并不是说此前时代就不存在“消费性休闲”，也不是说今天我们就不存在“非消费性休闲”。只是说与以往时代相比，“消费性休闲”从来没有取得如此重要的地位，在人们日常生活中从没有如此普遍。亚里士多德曾说休闲是“一切事物环绕的中心”92。今天我们可以说，消费性休闲，而不是休闲，是“一切事物环绕的中心”。
国内外研究现状与角度
对中国人来说，“普遍的消费性休闲”应当是自20世纪90年代始发生并扩大的新的日常生活现象，正因为此，以“休闲”作为学术考察对象的时间并不长，成果也不能算多。
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人就说到中国人没有重视休闲现象，并缺乏相关的学术考察。“不少同志至今仍然认为，八小时以外是与整个社会无关或关系不大的事，因而可管可不管。我们还没有专门的机构去调查和研究这方面的事，和国外比，在闲暇时间问题的研究上，我们不能不承认存在差距。目前在西方和苏联，理论学术界对闲暇时间即自由时间的研究，都予以很大关注，并产生了一系列研究专著。有的国家，如法国还成立了一个名叫‘劳动时间和休息时间研究和调配委员会’的专门的政府机构，来研究和解决它们面临的种种社会问题。”9320世纪90年代于光远先生倡导、主持于先94，马惠娣女士研究、介绍于后95，推动着中国的休闲研究的发展。
总的来看，国内外关于休闲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向度：
（1）从哲学角度论述休闲对生命之意义。这就涉及休闲意义，休闲与文化创造、生活的关系，休闲经典论述的资源梳理等话题。这方面研究有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安徽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96，美国学者托斯丹·本德·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97，德国学者约瑟夫·皮珀的《闲暇：文化的基础》（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节庆、休闲与文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美国学者约翰·凯利的《走向自由——休闲社会学新论》（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陈鲁直的《民闲论》（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等。
（2）从社会学角度论述与休闲相关的社会议题。98这就涉及休闲政策制定与对策研究，休闲权利的保障，休闲与性别，休闲与弱势群体等话题。如英国学者克里斯·布尔、杰恩·胡思、迈克·韦德等的《休闲研究引论》（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美国学者约翰·罗宾逊、杰弗瑞·戈比的《美国人生活时间分配的调查与反思》（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年版），马惠娣、张景安主编的《中国公众休闲状况调查》（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美国学者卡拉·亨德森等人的《女性休闲——女性主义的视角》（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等。
（3）从经济学角度关注休闲的经济效用。这就涉及休闲消费与经济增长和就业，休闲产品的设计与开发，管理与营销等话题。这个话题是整个社会的焦点，自然也是休闲研究的重头戏，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不计其数，中国旅游研究院的魏小安、清华大学蔡继明等人的研究皆与此相关。
对于休闲的研究，多体现在由“虚”到“实”，由“内”到“表”的哲学、社会学、经济学这三个方面。中国人对休闲研究时间不长，成果不能算多，相信中国的休闲研究成果将来能与休闲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所居的地位相称。
思路与内容
“当代城市消费性休闲的发生机制”是从“文化研究”的视角来探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什么样的力量推动、又是怎样推动着中国的“消费性休闲”的发展和壮大。
“消费性休闲”是本书提出的一个核心概念，是指在不得不强调“消费”的“发展主义”背景下，“消费”这个原本只是休闲的“非必要条件”之一，如今越来越成为获得休闲的“唯一前提”，随之而来的是，消费性休闲逐渐指代了所有的休闲形式，与此同时，休闲的方式、意义与功能都被窄化和异化。
本书的主要思路是首先论述新中国成立以来人们对休闲/劳动的认识及这一认识的变化。其次着重分析“消费性休闲的发生机制”，概而言之，有四个因素直接和间接地推动着消费性休闲的发生和发展。（1）当代“城市工作中心主义”制造了休闲的需求；（2）当代城市休闲空间的匮乏为消费性休闲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客源；（3）政府的休闲政策诱导着人们进行消费性休闲；（4）休闲产品提供方具体落实着休闲消费。于是，这四方面的内容就转化成四个问题：（1）城市人为什么需要休闲？（2）在城市里我们有充足的休闲空间吗？（3）政府是如何诱导和促进消费性休闲的？（4）休闲消费是如何具体进行的？最后，本书对“消费性休闲”及导致其产生的当代社会做一反思。
本书的主要内容和观点简述如下。
绪章《从劳动到休闲》，主要探讨改革开放前后人们对休闲和劳动的认识和态度，从而展示了从“为了劳动而休闲”到“为了休闲而劳动”的观念转变。第一章《“城市工作中心主义”与休闲生产》，主要探讨了城市工作的忙碌和单调的基本特征和深层原因，以及城市工作状态与休闲生产的关系。第二章《何处休闲：都市休闲空间分析》，主要探讨了资本与权力的夹逼下的城市休闲空间的匮乏，正是这种休闲空间的匮乏客观上将人们驱赶到“消费性休闲”的路子上。第三章《观念诱导、时间创设和文化造景》，主要探讨了政府是如何在休闲观念上、休闲时间上、休闲场所上三管齐下推动消费性休闲的。第四章《旅游消费是如何发生的》，主要探讨了在旅游消费者想方设法地捂钱包的情况下，旅游经营方是如何处心积虑地掏钱包的。在尾章《挣脱禁锢与节制发展》中，主要对“消费性休闲”中的休闲禁锢和发展主义进行了反思。
文化研究的视角与批判反思的立场
对日常生活考察研究的研究者来说，恐怕有两点不利之处：第一，话题的日常性往往会降低研究者的敏感度；第二，话题的当下性往往牺牲研究的距离感。如何在整个研究过程中保持一定的学术敏感性，如何在当下的学术场域中制造一种研究的距离感，就值得我们时时提醒自己。
与以往研究相比，本研究有以下三个特点：
（1）本研究是以文化研究的视角来分析当代中国城市消费性休闲的发生机制。
王晓明先生主导的文化研究是当代中国学术体制中的一个新学科，在他看来，文化研究的基本对象之一便是当代社会的支配性文化生产机制。即分析当代中国形成的新的支配性文化背后的那套“深具特色的形成、运转和传播机制”。99消费性休闲的发生机制正是在文化研究这个学科视野中进行的一个尝试。正是从文化研究这一学科开辟的打量中国社会的“一扇新开的窗”100来观察消费性休闲，我们就可以从中看到一幅不同于其他窗口所能看到的景象。
比如，对于旅游，我们在官方的统计数据里看到的永远是旅游人数、销售收入再创新高，同比增长百分之多少，在部分研究者的研究报告中，我们常常看到的是刺激旅游消费的建言、规划旅游项目的方案。我们很少看到对中国旅游普遍存在、屡禁不止的低团费、零团费，甚至负团费深层原因的分析，更看不到在这样的旅游过程中游客是如何自觉不自觉地被诱导，甚至强迫进行消费的。类似的此种现象只有在文化研究的框架下才能顺理成章地得以展示出来。
对当代城市“消费性休闲”的发生机制进行分析，更为广大的意义在于，以此一研究为切口，我们对当下中国社会发展的诸多重大问题（如城市生活、发展、金钱价值观、权力意识等）的相关面向进行了批判性反省。这也是人文学者通过文化研究来观察和分析、理解和介入当代中国现实的一个尝试。本书对“城市工作中心主义”，“中间阶层的下滑”，“职业神圣感与劳动创造性的丧失”，“去自然的城市化”，“休闲空间的被占用和被出卖”，“文化造景运动”，“贩人式中国旅游”，为了发展而发展的“发展主义”等问题予以忠实揭示，并对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抱以深切的期待。
（2）本研究是以批判反思的立场来分析“消费性休闲”以及产生消费性休闲的当代社会。
文化研究本来受激于对当下现实的关切，研究者将之转化为学术对象，并试图通过细致的调查分析，揭示出造成现实危机的原因所在，最终达到改善的目的。这就决定了这一分析是基于一种批判和反省的立场，对消费性休闲的分析自然不外乎此一立场。
可以看到，关于休闲，特别是“消费性休闲”，以往几乎所有的研究、研究者自觉不自觉地居于一种赞美、呼吁、促其发展壮大的立场。“难道让大家玩也要质疑和批判吗”？这是绝大多数休闲研究者（鼓吹者）的心理基础。“可是，这其中的问题其实很多很大”，则是此项研究的心理基础。
显然，对于休闲，特别是当休闲简化、异化为消费性休闲后，我们就有必要想想诸如“消费性休闲与休闲还有多大的关系”，“消费性休闲对寻求自在生活的人造成一种怎样的全新的周密统制”，“休闲的本质和目的是什么”，“不断地加速发展的危险何在”这样的一些问题。这种批判反思的立场贯穿着整个研究过程。
（3）本研究基于当代中国社会的鲜活现实，归纳提炼出一些有独创性的核心概念。
由于研究对象的当下性和非文本性，本研究通过有针对性的深入访谈、调查问卷、切身体验等田野方法，以当下中国现实为基本立足点，归纳提炼出一些具有独创性的核心概念，如“消费性休闲”、“市民工”、“城市工作中心主义”、“城市戏台化”、“身份差别”、“文化造景运动”、“身体性休闲”、“社会阶层新结构”、“必要消费”、“额外消费”、“补充性消费品”、“发展主义/反发展”、“感觉商品”等。这些核心概念都是本研究的一些重要收获。
1 亚里士多德也持有此种看法，他认为“闲暇比勤劳高尚”。〔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410页。
2 〔英〕伯特兰·罗素著，李金波、蔡晓译：《悠闲颂》，中国工人出版社1993年版，第10页。
3 魏巍：《幸福的花为勇士而开》，《中国青年》1954年第23期。楼适夷也说到这种“闲不住”的退休工人。他说：“即使是千千万万的平凡的劳动者，例如退休的老工人，受到国家的供养，解除对社会的责任，儿女自立，生活无忧，很可以晒晒太阳，聊聊闲天，抱抱孙子，喝杯二锅头，享享清福，悠游度日了。却还恋恋不舍地尽往原来劳动的工厂里跑，谁也不叫他干活，他还总是这边看看，那边动动，就是在地上拣些钉头钉脑，收集起来，交给仓库，也感到分外高兴。他们是懂得劳动的乐趣和工作的幸福的。”楼适夷：《工作着是幸福的》，《八小时以外》1982年第1期。
4 《中国青年魏巍：《幸福的花为勇士而开》，《中国青年》1954年第23期。
5 梁步庭：《我所看见的苏联青年》，《中国青年》1954年第21期。20世纪30年代，林克多以“第一人称”杜撰的《苏联闻见录》中也记录着苏联莫斯科电机制造厂老工人的劳动热情。“在我工作间内，有一苏联老工人，年已六十七岁了，照劳动保险条例，已在养老时期，但他精神矍烁，技术高超，参加社会主义竞赛工作，每日工作七小时。经职工联合会与区苏维埃的劝告，叫他到养老院去养老，他总不愿意。他说：‘青年们都很积极地参加社会主义建设，难道不允许老头子参加吗？我现在身体还健安，技术也有一些，在国家正当缺乏技术人才的时候，我继续工作，是社会主义国家公民所应有的责任，凡是青年人做得到的工作，我也会做到。’后来经党部书记几次的劝告，他才允许每日工作四小时。”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大光书局1935年版，第297页。
6 陈学昭：《工作着是美丽的》，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68页。
7 于光远：《劳动创造世界》（下），《中国青年》1949年第13期。
8 〔美〕凡勃伦著，蔡受百译：《有闲阶级论》，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31页。
9 同上书，第31—33页。
10 〔美〕凡勃伦著，蔡受百译：《有闲阶级论》，第36页。
11 转引自李辉：《拼贴风中碎片（五）—追寻“文革”初期的美术风云》，《书城》2009年3月。
12 刘导生：《培养青年共产主义的道德，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中国青年》1954年第21期。
13 刘少奇：《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1957年4月8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
14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0页。
15 陈独秀：《劳动者底觉悟》，《新青年》7卷6号（1920年5月1日）。
16 于光远：《劳动创造世界》（中），《中国青年》1949年第12期。
17 于光远：《劳动创造世界》（下），《中国青年》1949年第13期。
18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序言》，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5页。
19 蔡元培：《劳工神圣——在北京天安门举行庆祝协约国胜利大会上的演说词》，载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19页。
20 列宁：《怎样组织竞赛？》，载《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3页。
21 列宁：《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文献·中央委员会的报告》，载《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79—280页。
22 列宁：《关于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的提纲草案》，载《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1页。
23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载《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8—169页。
24 王冰等：《消费摇摆舞》，《中国青年》1992年第10期。
25 《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人民日报》1949年3月17日。
26 《二中全会决议》，中央档案馆藏。
27 〔美〕伊夫·R.西蒙著，瓦肯·魁克编，周国文译：《劳动、社会与文化》，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
28 崇寿：《吃苦与幸福》，《中国青年》1963年第9期。
29 单亦畊：《吃苦与幸福》，《中国青年》1963年第9期。
30 徐本炫：《“不找轻松的生活！”—学习苏联青年拓荒者热爱劳动的精神》，《中国青年》1954年第6期。
31 彭慧：《什么是幸福，怎样创造我们的幸福？—读巴夫连柯的〈幸福〉》，《中国青年》1954年第6期。
32 酉环：《要有集体主义的幸福观》，《中国青年》1963年第9期。
33 雷锋：《雷锋日记摘抄》，《中国青年》1963年第5、6期。
34 雷锋：《雷锋日记摘抄》，《中国青年》1963年第5、6期。
35 同上。
36 同上。
37 1959年11月2日，雷锋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学习了毛主席的著作以后，懂得了不少道理，心里感到特别亮堂，工作越干越有劲，只觉得有股劲永远也使不完。”1962年2月3日，他在日记中记道：“今天我一口气看完了《中国青年》杂志上徐老（特立）写给晚辈的几封家信。越看越感到浑身是劲，越看越觉得亲切，越看越想看。”五天后，在1962年2月8日的日记中，他写道：“今天文书同志从团里拿回来几本新书，其中《向秀丽》那本书把我吸引住了。我拿了这本书，一口气读完了十多页，越读越使我感到浑身是劲，越读越使我敬佩，越读越想读……”雷锋：《雷锋日记摘抄》，《中国青年》1963年第5、6期。
38 张劲夫：《学习雷锋精神 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中国青年》1963年第8期。
39 章真焕：《旅英见闻杂记》，《中国青年》1963年第7期。
40 Harold L. Vogel, Entertainment Industry Economics: A Guide for Financial Analysis, New York: Cambridge Press, 1986, p.18.
41 黄子平：《七十年代日常语言学》，《书城》2009年1月。
42 《在农村中应如何关心青年“长身体”》（评论），《中国青年》1954年第4期。
43 鲁迅：《花边文学·过年》，载《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63页。
44 马克思：《资本论》，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9页。
45 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347页。
46 钟旺：《忘我地劳动》，《中国青年》1954年第3期。
47 高鲁：《农村青年也要“身体好”》，《中国青年》1954年第2期。
48 《在农村中应如何关心青年“长身体”》（评论），《中国青年》1954年第4期。
49 〔法〕罗歇·苏著，姜依群译：《休闲》，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46页。
50 是否具备劳动能力成为衡量一个人是否有价值的标准。1965年，美国记者斯诺问询陈永贵公社里的计划生育情形，陈咧着嘴笑道：“不，我们不需要这个。我们需要强壮的劳动者。”当问到1964年他的大队上登记了多少个出生婴儿。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八个。”又问有多少人死亡。他说：“我们没有损失一个人。”当斯诺问道：“难道甚至没有死掉一个曾祖父吗？”他听了抓抓头。说起一个年老的地主已经死了，并补充说：“你说这是死了一个人也可以。他已经好多年不是强壮人了！”〔美〕埃德加·斯诺著，陈云翩译：《漫长的革命》（增译本），香港南粤出版社1977年版，第48页。在陈永贵看来，人的价值完全取决于其劳动能力。
51 《跳舞和玩扑克》（来稿述评），《中国青年》1954年第2期。
52 《反对不健康的跳舞》（来信综述），《中国青年》1954年第21期。
53 《跳舞和玩扑克》（来稿述评），《中国青年》1954年第2期。
54 王兆生：《“过多的娱乐就是赌博”》，《中国青年》1983年第2期。
55 《跳舞和玩扑克》（来稿述评），《中国青年》1954年第2期。
56 同上。
57 〔美〕约翰·菲斯克著，杨全强译：《解读娱乐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58 钟群：《不要小看生活问题》，《中国青年》1954年第21期。
59 高士其：《身体不好的人也有幸福吗？》，《中国青年》1954年第21期。
60 徐本炫：《“不找轻松的生活！”——学习苏联青年拓荒者热爱劳动的精神》，《中国青年》1954年第6期。
61 〔英〕伯特兰·罗素著，李金波、蔡晓译：《悠闲颂》，第10页。
62 〔美〕刘易斯·科塞著，郭方等译：《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98页。
63 高宣扬：《流行文化社会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81页。
64 张玉书：《茨威格评传：伟大心灵的回声》，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359页。
65 艾思奇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25—126页。
66 转自金鑫、徐晓萍：《“西化”、“分化”中国：美国的险恶用心》，《书摘》2003年第1期。亦可参见万新恒：《玩经济：数字娱乐拷问中国》，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2—113页。个别字句有异。
67 高蕴琦：《必须划清一条界线》，《中国青年》1963年第9期。
68 总政治部编：《雷锋日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05页。
69 楼适夷：《工作着是幸福的》，《八小时以外》1982年第1期。
70 张建伟：《“玩命地干，拼命地玩”》，《中国青年报》1984年11月6日。
71 叶童、朗月：《激荡的情史：1949—1999中国的婚恋》，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349页。
72 越子：《上海的社交之夜掠影》，《八小时以外》1986年第2期。
73 李德民：《人们盼望有这样的夜晚》，《八小时以外》1986年第8期。
74 胡邹：《劳动得来的钱可以乱花吗？》，《中国青年》1954年第24期。
75 曹凤彦：《“嬉皮士”，漂荡着的幽灵》，《八小时以外》1989年第4期。
76 唐灿：《享乐主义忧思》，《中国青年》1992年第12期。
77 钟群：《幸福在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斗争中产生》，《中国青年》1954年第24期。
78 顾土：《闲人》，《新民晚报》2009年9月20日。
79 叶童、朗月：《激荡的情史：1949—1999中国的婚恋》，第349—350页。
80 吴若增：《我们活得压抑》，《八小时以外》1989年第3期。
81 刘晓林：《讲究穿着是资产阶级思想吗？》，《中国青年》1979年第2期。
82 郭思文：《谈引导——从青年人的发式和裤脚谈起》，《中国青年》1979年第5期。
83 辛雨：《教唆犯的鬼把戏》，《人民日报》1976年7月25日。
84 于光远：《论普遍有闲的社会》，《自然辩证法研究》2002年第1期。
85 《陈国栋同志传达十二大精神》，《宣传通讯》1982年第21期。
86 于冲：《休闲也是生产力》，《人民日报》2012年8月20日。
87 何春中：《从民间发起到国家认可——中国旅游日诞生记》，《中国青年报》2011年4月13日。
88 两年后，2013年2月2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民旅游休闲纲要（2013—2020年）》。
89 此条宪法脱胎自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九十二条，该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国家规定工人和职员的工作时间和休假制度，逐步扩充劳动者休息和休养的物质条件，以保证劳动者享有这种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青年》1954年第19期。
90 陈函煇：《徐霞客墓志铭》，载徐弘祖著，方岩、闫若冰校点：《徐霞客游记》（下），齐鲁书社2007年版，第846页。纪晓岚在“四库存全书总目提要”中亦称其“少负奇气”，“耽奇嗜僻”。
91 张体乾：《东游纪略二卷》，载《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94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670页。
92 转引自〔德〕约瑟夫·皮柏著，黄藿译：《节庆、休闲与文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93页。
93 戚方：《“八小时以外”是什么“时间”》，《八小时以外》1983年第5期。
94 1993年，于光远先生为广州某旅游企业题字曰：“玩是人的根本需要之一：要玩得有文化，要有玩的文化，要研究玩的学术，要掌握玩的技术，要发展玩的艺术。”1995年，他倡议成立了北京六合休闲文化策划中心，“成为我国最早的从文化哲学角度研究休闲的民间学术机构”。1996年，他又撰文《论普遍有闲的社会》，称：“‘闲’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目的之一，闲暇时间的长短与人类的文明进步是并行发展的。”参见马惠娣：《休闲研究译丛》“编者的话”。
95 马惠娣主编了“中国学人休闲研究丛书”（2004年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其中有《走向人文关怀的休闲经济》（马惠娣著），《休闲：人类美丽的精神家园》（马惠娣著），《中国公众休闲状况调查》（马惠娣、张景安主编），《论普遍有闲的社会》（于光远著），《民闲论》（陈鲁直著）共五种。
她又主持翻译了两套国外的“休闲研究译丛”。
其一是2000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人类思想史中的休闲》（〔美〕托马斯·古德尔、杰弗瑞·戈比著），《你生命中的休闲》（〔美〕杰弗瑞·戈比著），《女性休闲——女性主义的视角》（〔美〕卡拉·享德森等著），《21世纪的休闲与休闲服务》（〔美〕杰弗瑞·戈比著），《走向自由——休闲社会学新论》（〔美〕约翰·凯利著）。此套翻译丛书“为这一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开辟了新疆域、新里程，并填补了中国学界在这一领域的空白”（马惠娣语）。
其二是2009年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劳动、社会与文化》（〔美〕伊夫·R.西蒙著），《休闲教育的当代价值》（〔美〕查尔斯·K.布赖特比尔著），《休闲与生活满意度》（〔美〕克里斯多弗·Ｒ.埃廷顿等著），《走向21世纪中叶的休闲与休闲服务》（〔美〕杰弗瑞·戈比著），《美国人生活时间分配的调查与反思》（〔美〕约翰·罗宾逊，杰弗瑞·戈比著）。
96 我们常将1937年出版的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视为给外国人展示中国文化的一碗“心灵鸡汤”。因为林的为人为文主张便是“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寄沉痛于幽闲”，他本人正是中国休闲文化的践行者和礼赞者。可是，从休闲的角度来看，《生活的艺术》其实是一部关于“中国式休闲”的 “专书”。此书可能为休闲研究的学者所忽视。
97 美国学者托斯丹·本德·凡勃伦虽是“制度经济学”（以人类经济生活借以实现的各种制度为经济学研究对象）创始人，有闲阶级论也是“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但同时也是对有闲阶级的一种哲学的、心理学分析。因为对他来说，“到十九世纪中叶为止，一切经济学说都是建立在享乐主义的心理学和‘确信世事变迁的过程中，有渐入佳境的趋势’这两个原则的基础上”。而制度经济学本身正是建立在“新心理学”基础之上。钟政：《有闲阶级论·评凡勃伦的经济学说》，载〔美〕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3页。
98 吉登斯称日常生活研究是“社会学所有研究领域中最有吸引力的领域之一”。〔英〕安东尼·吉登斯著，赵旭东等译：《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9页。对作为日常生活的“休闲”进行社会学考察也具有同样的吸引力。
99 王晓明：《文化研究的三道难题》，《上海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100 王晓明：《从文化研究的窗口望出去》，《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