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谜史》新序
我和钱南扬先生最初见面，据现在回忆是在一九三五年春夏之间。当时钱先生在杭州高级中学任教，到松江女子中学看他的同乡、同学陆维钊先生。陆先生介绍我们认识。因为彼此都爱好戏曲，又同出于吴瞿安先生门下，于是相见恨晚。钱先生回杭州不久，寄来了他在哈佛燕京学社出版的《宋元南戏百一录》，这书前面有顾颉刚先生的序，序中肯定它是王静安先生《宋元戏曲史》后对于学术界的一大贡献，他说：“学术是天下公器，只有健行不息是条活路，所以后人必应突过前人，明日必应胜于今日。”体现了五四运动后北大古史辨派的治学精神。当时这种精神曾深深地打动了我。
顾先生的这段话也同样适于用来嘉许钱先生的《谜史》。
几十年来，我和钱先生都致力于古代戏曲的研究，无论是抗战时期的艰难岁月，还是在解放以后的风风雨雨之中，书信往还，切磋交流，我们总是心心相印，声应气求。现在我们彼此都已衰迟，但是对于五四以来所尊奉的新的治学精神却始终坚信不疑。
最近接到钱先生从南京来书，说他的旧著《谜史》即将在上海文艺出版社修订重印，要我写篇小序。《谜史》能够重印实在是件值得庆贺的事。它将使今天的青年学术工作者重见这本多年来已经鲜为人知的小书，重睹五四时期一位青年学者的手笔。当时钱先生只是一位大学生，却别具慧眼地在民间文化之花——谜语的处女地上开始了筚路蓝缕的拓荒工作。他是以科学态度来整理这一民间文化遗产的第一人，首创之功是不可磨灭的。
一九一八年以后，蔡元培先生在北京大学大力提倡民间通俗文学，北大校刊编印《歌谣》周刊，专门发表同学们从各地搜集来的民歌民谣，我也从爱好唐宋诗词转向注意民间歌谣的搜集和试作，钱先生的《谜史》也是在这种风气熏陶下编撰而成，陆续发表在《歌谣》周刊上的。不久由顾颉刚先生等志同道合者共同发起组成了民俗学会。后来顾先生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又在中山大学成立了民俗学会。《谜史》就在一九二八年作为《民俗学会丛书》之一出版了。我对民间谜语和文人灯谜虽略有所知，却毫无研究，对钱先生这部著作不能表示什么意见。但想起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在北大古史辨派和提倡民间通俗文学的风气影响下，各自走过的不同道路，对读者可能有些启发。于是写下上面这些话，以回答钱先生。
一九八五年年末于广州中山大学之玉轮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