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路,才是用来回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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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在什么都敢做的时代,敢不做(1)

人大可不必对灵魂如此充满敬畏,对灵魂的善待恰恰是对它的严酷拷问。唯有这些充满力量的拷问,才有可能确保生命意义与生命进程息息相关。

走向胡杨

去新疆,第一个想起的便是胡杨。飞机在天上飞,我竭力看着地面,想从一派苍茫中找寻那种能让沙漠变为风景的植物。西边的太阳总在斜斜地照着地面上的尖尖沙山,那种阴影只是艺术世界的色彩对比度,根本与长在心里的绿荫无关。山脉枯燥、河流枯竭、大地枯萎,西出阳关,心里一下子涌上许多悲壮。

夏天的傍晚,终于踏上乌鲁木齐机场的跑道。九点多钟了,天还亮亮的,通往市区的道路两旁长着一排排白杨,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瓜果清香,满地都是碧玉和黄金做成的果实,偌大的城市仿佛是由它们堆积而成。来接站的女孩正巧是鄂东同乡,她一口软软的语言,更让人觉得身在江南。事实上,当年许多人正是被那首将新疆唱为江南的歌曲诱惑,只身来到边关的。女孩已是他们的第二代,他们将对故土日夜的思念,化作女儿头上的青丝,化作女儿指尖上的纤细,还有面对口内来的客人天生的热情。或许天山雪峰抱着的那汪天池,也是他们照映江南丝竹、洞庭渔火和泰山日出的镜子。客人来了,第一站总是去天池,就像是进了家门歇在客房。照一照镜子,叠映出两种伤情。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些古丝绸路上诗的遥想,有足够的理由提醒那些只到过天池的人,最好别说自己到过新疆。

只体会到白杨俊秀挺立蓝天,也别说自己到过新疆。

小时候,曾经有一本书让我着迷。那上面将塔里木河描写得神奇而美丽。现在我知道的事实是,当年苏联专家曾经否定这儿可以耕种。沿着天山山脉脚下的公路往喀什走,过了达坂城不久,便遇上大片不知名的戈壁,活着的东西除了一股股旋风,剩下的就只有像蜗牛一样趴在四只橡胶轮子上的汽车了。戈壁的好处是能够让筑路工的才华,像修机场那样淋漓尽致地发挥。往南走,左边总是白花花的盐碱地,右边永远是天山雪水冲积成的漫坡和一重重没有草木的山脉。汽车跑了两千多公里,随行的兵团人总在耳边说,只要有水,这儿什么都能种出来!几十万平方公里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里,水就是生命。兵团的人说,胡杨也分雌雄,母的长籽生絮时像松花江上的雾凇。胡杨花絮随风飘散,只要有水它就能生根发芽,哪怕那水是苦的涩的。1949年毛泽东要自己的爱将王震将部下带到北京,作为新中国首都的卫戍部队。将军却抗令请缨进军新疆屯垦戍边并获准。爱垦荒的王胡子将他的部队撒到新疆各地,随着一百二十个农垦团的成立,荒漠上立即出现一百二十个新地名。在墨玉县有个叫四十七团的地方,那是一个完全被沙漠包围的兵团农场,由于各种因素,农场的生存条件已到了不能再恶劣的程度。农四十七团的前身是八路军三五九旅七一九团,进疆时是西北野战军第二军第五师的主力十五团,当年曾用十八天时间,徒步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奔袭上千公里解放和田。此后这一千多名官兵便留下来,为着每一株绿苗,每一滴淡水,也为着每一线生存希望而同历史抗争。从进沙漠起,五十年过去了,许多人已长眠不醒,在地下用自己的身体肥沃着沙漠。活着的人里仍有几十位老八路至今也没再出过沙漠。另有一些老战士,前两年被专门接到乌鲁木齐住了几天。老人们看着五光十色的城市景象,激动地问这就是共产主义吗。对比四十七团农场,这些老人反而惭愧起来,责怪自己这么多年做得太少。他们从没有后悔自己的部队没有留在北京,也不去比较自己与京城老八路的天大的不同。他们说,有人做牡丹花,就得有人做胡杨;有人喝甘露,就得有人喝盐碱水。

兵团人有句名言,活在自己脚下的土地上,就是对国家的最大贡献。新疆的面积占国土面积的六分之一,境外一些异族异教和境内少数有异心的人总在寻隙闹事。在那些除了兵团人再无他人的不毛之地,兵团人不仅是活着的界碑,更活出了国家的尊严与神圣。老百姓可以走,他们有去茂盛草场、肥沃土地,过幸福生活的自由天性。军人也可以走,沙场点兵,未来英雄与烈士都会有归期。唯有兵团人,既是老百姓又不是老百姓,既是军人又不是军人。他们不仅不能走,还要承受将令帅令,还要安家立业。家园就是要塞,边关就是庭院。兵团人放牧着每一群牛羊,都无异于共和国的千军万马。兵团人耕耘着每一块沙地,都等同于共和国的千山万水。一行人围着塔克拉玛干转了六千多公里,不时就能遇见沧桑二字已不够形容的兵团人,还能知晓一些连队集体家徒四壁的情形。很惭愧,我只在兵团农垦博物馆里见到他们创业时住过的地窝子。在昆仑山、在帕米尔高原、在二十一世纪前夜里,仍有这样的地窝子作为兵团人的日常家居人生归宿。兵团人笑着说,地窝子冬暖夏凉。兵团人笑着说,别人一不小心就将汽车开到地窝子顶上了。兵团人笑着说,维族人不会说公鸡,便将公鸡说成是鸡蛋妈妈的爱人。兵团人的笑让人听来,如闻霜夜雁歌、月黑鸣钟,大气磅礴、感天动地。兵团人长年生活在海拔两千九百多米以上的高山草场,没有蔬菜,极端缺水,毛驴从山沟里驮上来的水只能煮茶。就是兵团领导来,也没水给他们洗脸。吃的食物,除了茶水,无一例外地终年啃的是馕。

车过阿克苏,往南不远的路旁终于出现一片胡杨,它隐藏在丛生的红柳后面,只露出半截树梢,一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样子。一行人刚开始兴奋,就听见兵团人平静地说,你们回来时,沙漠公路旁边的胡杨那才叫胡杨哩,这些是后来栽的,那是原始的。兵团人刚表示过又马上纠正自己说,栽的胡杨也是胡杨。最早说这话的人曾在南泥湾开荒时当过生产科长,并同王震来团里视察,他让团部的人排着队,同王震挨个握手。王震握到文书的手时,突然板着脸,不高兴地举起文书的手,说这样的手怎么写得好兵团的文章,先到连队去,将手上磨出老茧再说。这位团长当即让文书出列回去收拾行李。王震走后才三天,团长就让文书继续回团部上班,团长还在会上吼:王震算老几,这儿老子说了算,我就喜欢手嫩的,手嫩才写得出好文章,栽的胡杨也是胡杨!团长还说,你们将我的话告诉王震去。不知王震是不是听到了这些话,几年后,诗人艾青蒙难,王震亲自出面请他来到兵团。得益于王震在中国当代政治中的特殊地位,艾青生命中的劫难得到暂时的缓解。兵团城市石河子由于诗人的到来,一夜之间变成了举世闻名的诗歌之城。石河子只有五十八万人,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占人口比例百分之二十,为全国第一,人均购书量曾为全国第一,更使人感慨的是他们的人均绿化面积全国第一。

在新疆,曾多次遇见过上海籍的兵团人。据说,五十年代初,第一批上海支边青年来新疆时,还没度过玉门关,便朝着戈壁掩面而泣。如今的他们,已判若两人。每一次见面我都很难相信,这些或坐或站的男子汉,当年也曾在灯红酒绿的上海滩斯文儒雅过。他们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声吼叫、大步走路,不管高矮,到哪儿都是铁塔一座。库尔勒是乌鲁木齐通往南疆的第一站,这座在盐碱滩上建设起来的城市如今有一种让人惊艳的美丽。如此花团锦簇的明珠城市在内地也很难见到。它紧挨着核试验基地马兰,并盛产香梨。我在这儿遇到湖南电视台的一个剧组。他们将未来剧名《八千湘女上天山》,印在T恤衫上,如血殷红的字迹,纪念碑一样雕刻在每个人的灵魂里。在历史的同一时期,十万山东姑娘也将青春奉献给共和国西部边陲。她们全都无一例外地嫁给了几十万屯垦戍边的兵团将士,风雨数十年,戈壁大漠多了许多绿洲,多了许多村庄和城市,多了许多夫妻儿女兄弟姐妹。一位社会学家私下里说过,在中国的屯垦史上新中国的这一次是最成功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这些女人的付出为这史无前例的成功奠定了基础。还有另一类女人,譬如几百名苏州姑娘,她们将现代缫丝技术带到古丝绸之路上的和田,同时,也将自己的命运编织在无尽的惆怅上。

就在和田,我认识了当地兵团农垦管理局的孙副政委,他爱人是湖北麻城人,我外婆家也在麻城。那天晚上,我举杯向他敬酒,并要他照顾我妈妈的同乡。这本是一句玩笑话,想让离别的气氛轻松些,谁知竟惹得旁边的男人眼圈红起来。那一刻,我也心动了!我并不后悔自己说过这句话,但在往后的日子,但凡提及亲情时,我不得不十分小心,不让自己的不慎惹动连疆人的心弦。

在新疆的最后一天,周涛赶来送别。我们没有谈到诗。新疆这儿遍地都是诗:沙漠、盐碱、戈壁、草原、雪莲、白杨、红柳、葡萄等等,还有壮美的兵团城市石河子。我们谈酒。我说自己这辈子只喝过三斤酒,大前年上山东喝了一斤,去年去西藏喝了一斤,今次在新疆又喝了一斤。我们谈兵团人为他们的酒所做的广告:伊力特曲,英雄本色。

被谈到的当然还有胡杨。

和田是绕行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折返点。沙漠的边缘出现时,黄昏正在来临,神秘的沙丘上,一个少年怀抱一只乌鸦,赶着一线拉开的数百头黑牛白牛,将大漠西边的地平线和东边的地平线,紧紧地系在一起。我想起了,西北野战军第二军第五师第十五团,改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十七团之前,穿越眼前这座大沙漠时,那些人链连接着的,正是共和国腹地与边陲数十年的安宁与和平。沙漠铺天盖地来了,比死亡的苍白略深的颜色更让人震惊。死亡只是一种深刻,绝望才是最可怕的。在维吾尔语里“塔克拉玛干”是进得去出不来的意思。独自站在沙丘后面,来时的足迹,像时钟上的最后一秒,又像身临绝壁时最后的绳索。仿佛在与末日面对面,人很难再前行一步。兵团人在车上悄然睡去,他们曾经从沙漠这边进去那边出来,塔克拉玛干神话在他们的脚下改写得很彻底,成了日常的起居生活。车行十几个小时后,重又出现的戈壁边缘突然冒出几棵树干粗过树冠的大树。兵团人说这就是活着一千年不死,死了一千年不倒,倒了一千年不烂的次生胡杨林。活的、死的、倒地的胡杨零星散布在戈壁上,没有其他草木做伴,一只鹰和两只乌鸦在高处和低处盘旋。地表上没有任何水的迹象。胡杨们相互间隔都在十几米以上。作为树,它们是孤独的;作为林,它们似乎更孤独。希望里有雨露,希望里有肥沃,处在半干枯状态下的胡杨,用粗壮的主干举着纤细的枝条和碎密的叶片,像一张张网去抓住没有云的空气中每一缕潮湿与养分。白云晨雾这种亘古的印象,成了盐碱烙在胡杨树上的灰白色的苍茫与沧桑。

一种树为了天地,长在它本不该生长的地方。

一种人为了历史,活在本不该他生活的地方。

一种人和树的沙漠戈壁有尽头。

一种人和树的沙漠戈壁没有尽头。

兵团人与胡杨实属殊途同归。在紧挨着原始胡杨林的地方,兵团人又挖掘出一道道深深的壕沟,他们又在向自然的极限挑战,又要向沙漠索要耕田。有胡杨在,就有兵团人在,因为他们的质地完全一样:一半是天山,一半是昆仑。

灿烂天堂

罗田是很小的地方,在那里,听到最多的话,却是与天堂有关。

特别是刚到的客人,很快就会有人上前来客气地问:去天堂吗?

当你还在犹豫时,又会有人插进来,认真地说,若不去一趟天堂,就是白来了。

换了外地人,谁不会在心里嘀咕:天堂虽好,哪能这样来去自由,随随便便。

不管别人怎么想,罗田人反正是说惯了。他们不在乎别人会想,天堂再好,也不如人间实在。他们还要问,是不是刚从天堂回,天堂好不好玩,天堂好看不好看?其实,罗田的天堂不在天上,罗田的天堂只在山上。他们说出来的是天堂般的概念,实际所指的不过是一座山。朋友在胜利镇外看到一幅横挂在公路上空的标语:胜利通向天堂。后来与我谈起时,心里还打着寒噤,他的意思是,这种话不能细想。天堂虽是一种传说,慢慢地就真的成了一种境界。按照传说里的规律,要去那九霄云外的天堂,只有一条路可走,可这条路是正常人和健康人绝对不愿见到的。罗田人所说的天堂,并不需要人用九死来换这特别的一生,也不需要人用心去造七级浮屠。罗田人自己常去,并且极力蛊惑别人去的天堂,其实就是大别山主峰天堂寨。它是两省三县的分界处,也是长江与淮河的分水岭。

围绕这座山生活的人有很多很多。出于风俗,别处人都严格地不将天堂寨叫作天堂。只有罗田这里的人敢这么叫。比较一山之隔的两省三县,罗田的发展最快,日子也过得最好。也许就是因为这一点,所以他们对天堂一类美好事物,比别人感受得快一些,深一些。一字之差,透露出来的是两样心境。

天堂应该是好地方。天堂也的确是好地方。

到了天堂才晓得,世上的天堂各不相同。那是因为每个人心里,都有专属的天堂。

通向天堂的路,喜欢沿着大大小小的沙河漂流而行,听任山水流泉洗尽心头尘垢。一群在我的童年叫作花翅的小鱼,还像我童年见过的那样,在清亮得不忍用手去掬的水汪里,彩云一样飘来飘去。河里的水与天堂那山上的水一脉相连,河里的风与天堂那山上的风一气呵成。还没到天堂,就能闻到天堂气息。小鱼花翅简直就是天堂那山脉上绽开的季节之花,无须去看盘旋在群山之上的苍鹰,也不用去计较奔突在车前车后的小兽,适时的春光早就铺满了盘山而上的二十里草径。大别山里,让人印象最深的是那种只有斯时斯地才会叫它燕子红的花儿。燕子红不开则罢,一开起来整座山就像火一样燃烧起来。在天堂那山上,燕子红燃烧的样子太火了,就连满处沧桑的虬曲古藤,也跟着一片片兴奋地摇曳不止。

清水赏心,花红悦目。安卧在千山万壑中的天堂自然无法脱俗。它将一座名叫薄刀峰的山铺在自己脚下,不肯让人轻而易举地达到心中目的地。四周的悬崖绝壁像是在共谋,同着远处的天堂一道,合力将一条小路随手扔在绵延数里的山峰上。曾经见过卖艺者的双脚游戏在街头的刀刃上,明知那刀不会太锋利,也还要为其发几声惊叹。薄刀峰是一把横亘在天堂面前真的利刃,没有经历过它,任何关于它的传闻,都是苍白的。如此高山大岭,是谁将它锻造为天地之间的利器?小心翼翼地将双脚搁上去后,就不敢相信,自己的肌肤是否完整。步步走来,唯有清空在左右相扶。一滴汗由额头跌落,在白垩纪的青石上摔成两半,无论滚向哪边山坡,感觉上都能一泻千里。

度人去往天堂的薄刀峰,无心设下十八道关。每每在刃口上走一段,面前就会横生妙趣,兀现哲思。

山水自古有情,能读懂它则是一个人的造化与缘分。

我们相信这就是天堂,我们也认为自己来到了天堂。

天堂本来就是心中熟悉的美丽与灿烂,加上必不可少的传奇。

九寨重重

有些地方,离开自己的生活无论有多远,从这里到那里又是何等的水复山重不惊也险,一切十分清晰明了的艰难仿佛都是某种虚拟,只要机遇来了,手头上再重要的事情也会暂时丢在一边不顾不管,任它三七二十一地要了一张机票便扑过去。重回九寨沟便是这样。那天从成都上了飞往九寨沟的飞机后,突然发现左舷窗外就是雪山,一时间忍不住扭头告诉靠右边坐着的同行者,想不到他们也在右边舷窗外看到了高高的雪山,原来我们搭乘的飞机正在一条长长的雪山峡谷中飞行。结束此次行程返回的那天,在那座建在深山峡谷中的机场里等待时,来接我们的波音客机,只要再飞行十分钟就可以着陆了,大约就在这座山谷里遇上大风,而被生生地吹回成都双流机场。有太多冰雪堆积得比这条航线还高,有太多原始森林生长在这条航线之上,有太多无法攀援的旷岭绝壁将这条航线挤压得如此容不得半点闪失。也只有在明白这些以壮观面目出现,其实是万般险恶的东西之后,才会有那种叹为观止的长长一吁。

几年前,曾经有过对九寨山地一天一夜的短暂接触。那一次,从江油古城出发,长途汽车从山尖微亮一直跑到路上漆黑才到达目的地。本以为五月花虽然在成都平原上开得正艳,遥远得都快成为天堂的九寨之上充其量不过是早春。到了之后才发现,在平原与丘陵上开谢了的满山杜鹃,到了深山也是只留下一些残余,没肝没肺地混迹在千百年前的原始森林和次生林中。我看见五月六月的九寨山地里,更为别致的一种花名为裙袂飘飘。我相信七月八月的九寨山地,最为耀眼的一种草会被名曰为衣冠楚楚。而到了九月十月,九寨山地中长得最为茂密的一定会是男男女女逶迤而成的人的密林。

我明白,这些怪不得谁,就像我也要来一样。天造地设的这一段情景,简直就是对有限生命的一种抚慰。无论是谁,无论用何种方式来使自身显得貌似强大,甚至是伟大,死亡总是铁面无私地贫贱如一,从不肯使哪怕仅仅是半点因人而异的小动作。所以,一旦听信了宛如仙境的传闻,谁个不会在心中生出用有生之年莅临此地的念头?每一个人对九寨沟生出的每一个渴望,莫不是其对真真切切仙境的退而求其次。谁能证明他人心中的不是呢?这是一个自问问天仍然无法求证的难题。千万里风尘仆仆,用尽满身的惊恐劳累疲惫不堪,只是换来几眼风光,领略几番风情,显然不是这个时代的普遍价值观,以及各种价值之间的换算习惯。以仙境而闻名的九寨山地,有太多难以言说的美妙。九寨山地之所以成为仙境,是因为有着与其实实在在的美妙,数量相同质量相等的理想之虚和渴望之幻。

九寨沟最大的与众不同,是在你还没有离开它,心里就会生出一种牵挂。这种名为牵挂的感觉,甚至明显比最初希望直抵仙境秘密深处的念头强烈许多。从我行将起程开始,到再次踏上这片曾经让人难以言说的山地,我就在想,有那么多的好去处在等待着自己初探,却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重上九寨山地,似这样需要改变自己性情和习惯行为,仅仅因为牵挂是不够的。人生一世,几乎全靠着各种各样的牵挂来维系。其中最为惊心动魄的当数人们最不想见到,又最想见到的命运。明明晓得它有一定之规,总也把握不住。正如明明晓得在命运运行过程中,绝对真实地存在炼狱,却要学那对九寨山地的想象,一定要做到步步生花寸寸祥云滴滴甘露才合乎心意。

牵挂是一种普遍的命运,命运是一项重要的牵挂。与命运这类牵挂相比,牵挂这片山地的理由在哪里?直到由浅至深从淡到浓,用亲手制作的酥油搽一辈子,才能让脸上生出那份金属颜色的酡红,与玉一样的冰雪同辉时,于心里才有了关于这块山地的与美丽最为接近的概念。

再来时已是冬季。严冬将人们亲近仙境的念头冰封起来,而使九寨沟以最大限度的造化,让一向只在心中了然的仙境接近真实。冬季的九寨沟,让人心生一种并非错觉的感觉:一切的美妙,都已达到离极致只有半步之遥的程度。极目望去,找不见的山地奇花异草,透过尘世最纯洁的冰雪开满心扉。穷尽心机,享不了的空谷天籁灵性,穿越如凝脂的彩池通遍脉络。此时此地与彼时此地,相差之大足以使人瞠目。从前见过的山地风景,一下子变渺小了。小小的,丁点儿,不必双手,有两个指头就够了,欠一欠身子从凝固的山崖上摘下一支长长的冰吊儿,再借来一缕雪地阳光,便足以装入早先所见到的全部灿烂。

人生在世所做的一切,后果是什么,会因其过程不同而变化万千,唯有其出发点从来都是由自身来做准备,并且是一心只想留给自己细细享受的。正是捧着这很小很小,却灿烂得极大极大的一块冰,我才恍然悟出原来天地万物,坚不可摧的一座大山也好,以无形作有形的性情之水也好,也是要听风听雨问寒问暖的。从春到夏再到秋,一片山地无论何等著名,全都与己无关。山地也有山地的命运,只是人所不知罢了。前一次,所见所闻是九寨沟的青春浮华。不管有多少人潮在欢呼涌动,也不管这样的欢呼涌动,会激起多少以数学方式或者几何方式增长的新的人潮。在这里,山地仍然按照既有的轨迹,譬如说,要用冬季的严厉与冷酷,打造与梦幻中的仙境,只有一滴水不同、只有一棵草不同、只有一片羽毛不同的人迹可至的真实仙境。

人与绝美的远离,是因为人类在其进行过程中越来越亲近平庸。能不能这样想,那些所谓最好的季节,其实就是平庸日子的另一种说法。不见洪流滚滚激荡山川的气概,就将可以嬉戏的涓涓细流当成时尚生活的惊喜。不见冰瀑横空万山空绝的气质,便把使人滋润的习习野风当成茶余饭后的欣然。当然,这些不全是选择之误。天地之分,本来就是太多太多的偶然造成的。正如有人觅得机会,进到了众人以为不宜进去的山地,这才从生命的冬季正是生命最美时刻这一道理中,深深地领悟到,山有绝美,水有绝美,树有绝美,风有绝美,在山地的九寨沟,拥有这种种极致的时刻已经属于了冬季。

白如胜利

一直以为大别山腹地那座属于罗田县的胜利小镇只会是心中的一个忧郁而多思的结。

经常地,因为艺术的缘故,一个人面对浮华的城市发呆时,胜利镇的小模小样就不知不觉地从心底升腾起来。要说这么多年来,自己在大别山区里待过的山区小镇少说也有十来座。不管是已做了自己故乡的英山,还是因为一段文学奇遇,而让我念念难忘山那边安徽省的霍山,我的经历一直与各色小镇连在一起。之所以胜利会在这些小镇中脱颖而出,全在于它给了我一些特别的记忆。前不久,一群城里的朋友说是要去我的老家看看,而我竟毫不犹豫地带领他们去了这样一个在心里做了结的地方。

多年前的一个秋天,我只身一人背着一包空白稿纸,乘上破烂不堪的长途客车,沿着羊肠一样蜿蜒的公路第一次走向这座小镇。飞扬的尘土绝不好是好旅伴,可它硬是挤在一大车陌生的当地人当中,与我做了足足半天的伴。好不容易到达目的地,还没放下行李,天就黑下来。在久等也没有电来的黑暗中,住处的一位刚从县城高中毕业的男孩,用一双闪闪发亮的眼睛盯着我问,这一来要住多久。我将牛仔包中的稿纸全拿出来,在桌子的左边堆成半尺高,告诉他:等到这些稿纸被我一个个方格地写满字,一页页地全挪到桌子的右边,我才会离开胜利。男孩用手抚摸着那叠得高高的稿纸,嘴里发出一串啧啧声。

那一次,我在胜利一口气待了四十天。小镇给我最深的印象是它那无与伦比的洁白。

这样的洁白,绝不是因为最初那如墨如炭的黑夜,在心情中的反衬。也不是手边那些任由自己挥洒的纸张,对其写意。它是天生的或者说是天赐的。在紧挨着小镇身后的那条百米宽的大河上,静静地铺陈着不可能有杂物的细沙。在山里,这样的细沙滩已经是很宽广了。它能让人的心情像面对大海那样雄壮起来。年年的山水细心地将细沙们一粒粒地洗过,均匀地躺在那座青翠的大山脚下。那色泽,宛若城里来的,在镇上待过一两个月后的少女肤色。又像镇上的少妇,歇了一个冬天,重又嫩起来的身影。一到黄昏,细沙就会闪烁起天然的灵性,极温和地照着依山傍水的古旧房舍,俨然像极光一样,将小镇映成了白夜。四十个日子的黄昏,我在这细沙滩上小心翼翼地走过了四十趟。每一次当需要用自己的双脚踏上那片细沙滩,心里就会有种不忍的感觉。就像没有进城前所经历的一些冬季早上,开门出来,面对出其不意地铺在家门口的大雪一样。胜利镇外河滩上的细沙有七分像雪,当它只为我一个人留下脚印时,它的动人之处就不只是抒情了。在后来时常会的沉思中,那行细沙为我的行为所铸成的行走之痕,总是那样明白,不仅不可磨灭,甚至还在时光流逝中,显得日渐突出。有这样的沙滩在,哪怕是有电的夜晚,胜利的灯火也无法明亮。

直到现在我还在想着自己关于胜利的最大愿望:找一个属于夏天的日子,再去那里,在那细沙滩中安然睡上一夜,将自己的身心完全交付最近的清水,狠狠地享受这无欲的纯洁。

胜利镇有一条自清朝就存在的古巷。作为往日的兵家必争之地,最新的幽静,完全替代了再也见不着的由过往仕女乡绅用欢笑编织成的繁华。古巷的一头就是细沙滩。在胜利的时候,我总是在下游的某个地方,顺着细沙滩一路走来,然后踏着河岸上古老的青石板一头钻进古巷。一个人在沙滩上走的时间长了,内心免不了会苍茫惆怅。特别是在黄昏之际,古巷里初上的灯火,仿佛就是那久违的人间温暖。无人的古巷里,脚印落在青石上啪啪作响。听上去,分明就是年轻的父母,用自己的空心巴掌,疼爱地抚摸一样击打着自家婴儿光洁的屁股。这时候,古巷两旁那些镂刻着百年光阴的杉木铺门,已经一块挨一块地合在屋檐下,只留着一道五寸的缝隙。每天里,我的脚步声总要惊动一两道这样的门缝。随着那一阵不太响却也显得急促的吱呀声,扩大的门缝后面,就会出现一张充满盼望的少妇的脸。还没到歇冬的时候,少妇们的肌肤里浸透了阳光里所有阴冷的成分。看着陌生的我,她们免不了要在失望之后很快就补上一个微笑。很早就听说,罗田女子善感多情。弥漫在胜利镇古巷中的这些微笑让我不得不相信。一个孤单的男人,永远也无法拒绝这样的微笑。我转过身去,听着近处的木门轻轻地关严了。再回头时,除了心中一片洁白,别的已经全部消散。

再去时的胜利镇,汽车一溜烟就到了。小镇的模样大改,曾经住过的小楼,不再是银行,已改做了邮政局。住在小楼里的那个从前的高中毕业生也不知去了哪儿。镇委书记老董带着我们绕着小镇转了半圈。古巷还在,先前的少妇也还在。大家一样地在自己的面孔上多了几个岁月。几个新做的少妇,不时忙碌地出现在我们前头。偶尔她们也会无缘无故地冲着一群从未谋面的外来人笑上一笑,还没等到黄昏日落心思归宿,那笑里就含着几分温柔几分缱绻。在离细沙滩最近的地方,一个刚嫁来的女子冲着老董说,你也来看河呀?老董说,这河又不是专给城里人看的,为什么我就不能看。女子说,我是怕你看花了心。一旁的人插嘴说,老董真要花心,也只会花在胜利。因为是正午,看上去河滩白得如同冬季里铺天盖地的大雪。我又起了从前的念头,如此无瑕的沙滩,正好能使人的身心轻松地与天地做一次交融。

上一次离开胜利镇时,我带走了自己的长篇处女作《威风凛凛》。

这一次离开时,我能带走的是什么哩?洁的胜利!白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