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山时代的社会

龙山是源自山东的一个原始文化体系，后来扩展至中国广大地区，并和其他地区文化融合。龙山文化跨越时空，因而在中国的不同地区出现了差距。在黄河中下游，龙山时代大抵指公元前2600—前2200年；一些学者认为在长江中游，它起自屈家岭早期，跨越公元前3000—前2500年；而在长江下游，它的年代约为公元前2600—前2200年。在龙山时代，这些区域文化出现了泛龙山文化的特征，除了体现在陶器上的主潮流和石器、武器的时代特色外，手工业、宗教和农业亦出现了明显的发展。更重要的是阶级明显形成，邦国已在中华大地涌现。

农业的进步在广泛的地区得到了考古的印证。大型的粮仓在长江流域的屈家岭、石家河和良渚遗存均有发现。大型、高效率的三角形和舌形的石制或骨制耕具，以及大型灌溉系统和水井在很多地方出现了。可以相信南方的农业已进入牛耕，而水稻田的遗迹亦不少。石镰的数目远比石斧增长快速；其中一些还是有柄的，显然新的收割工具可以割下整棵作物而使收益大增。稻米的种植也向北进入黄河流域原先的小米地区。在新的生产经济里，农业的贡献估计已占七成。家猪、山羊和绵羊等饲养动物的密度亦明显比以往增加。

在这时期，石铲出现了，而且数目增加得很快。同时，一些石器已普遍地由工具转化为有权力和地位象征意义的礼器，特别是钺、璧和斧，其中不少磨工细腻而且刻有饰纹（这个现象在新石器晚期已经开始，但不及此时普遍）。石艺的发展与专业化也促使玉器工业的形成。大型墓葬中大量的玉器不单雕工精美，而且包括龙形等器物，代表了祭祀的功能以及政治和军事上的权力。这些器物的工艺以及高昂的制造成本，印证了财富的高度集中和个别人对广大地区大量劳动力的控制。

龙山的陶器以黑陶和薄薄的“蛋壳陶”为特色。器形以三足食具（如鼎）和酒具（如豆）为代表。它们的主要功能为祭器而并非日常用具——当时的制陶已经出现专业化。这些精细的陶器大部分只出现在大型聚落和大墓中，它们和小型聚落的小陶窑的产品有明显分别。在石家河古城址的西南角，出现了数万件红色小陶杯和钓鱼翁像。它们很可能是一般人作宗教祭祀和日常之用。然而龙山城堡人口一般只有数百至数千人，这大批的产品肯定以供应区域市场为目的，甚至超乎了一些面积达2000平方千米的大型城邦的领域。除了证明宗教崇拜已成为老百姓日常习惯外，这些发现亦指出了区域间经济分工和远距离贸易的存在。

养蚕和丝织物的遗痕以及陶纺轮等物品的发现，证明了其他手工业的繁荣，包括麻织、漆器、木器、竹器制作等。制铜原料、铜渣以及部分完成或制成的铜器，也在中原地区的尉迟寺、陶寺、平粮台，山东的王城岗和湖北的石家河等遗址出土。这些铜制品用合模制造，体现出该行业的工艺已达相当水平。此外，龙山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石和骨做的箭头。这些，再加上在平粮台城墙的主门内发现的大量石斧，反映出当时战事的频繁。

农业和手工业的进步促进了剩余价值的增加，推动了贸易的发展。区域间的远距离贸易的证物比比皆是，在不少地区的文化遗存里都出现了具有不同地区文化特征的器物。这些交往似乎在良渚、大汶口和陶寺文化圈间最为频密。在一些遗址中发现了四合院式的房屋，内中包括工场和食物储存室，似乎以家庭为单位的手工业活动已经出现了。

上述的经济发展自然导致氏族社会的进一步解体和阶级社会的发展。同时，前所未有的聚落间与区域间的争霸也出现了。精英阶层的行为和特征与氏族传统愈来愈疏远。他们垄断战争、宗教以及礼器的制造和使用，以达致权力和财富的集中。这些新现象可从墓葬、祭坛的居位和相关的考古文物中得到印证。

举例来说，中原汾河河谷内的陶寺遗存发现的约5000个龙山墓葬，说明了当时的社会分化和阶级社会的存在。在已发掘的1000个墓葬中，大墓只占不到1%，它们的葬具包括了涂漆的木棺。每一墓内有100—200件陪葬品，包括彩陶、木和玉制礼器及饰物，以及整只猪的骨骼。约10%为中型墓，有木棺和10—20件陪葬品，都是陶、木或玉制器物，部分亦有猪的下颚骨。但占约90%的小墓，不但没有棺，亦没有陪葬品。

在长江下游，一些墓区由统治规模不小的城邦的成员的大墓所组成，拥有规整的布局，一般将宗教和祖先祭祀合而为一，恰似皇家陵园；其中，良渚文化圈内的反山（图3.1）是个面积为2700平方米的陵园。它位于7米高的小岗上，内中有7个大墓。在每个大型的墓室中，有上了漆的棺和百件以上的玉制陪葬品。在瑶山的陵园区，小岗上更有一个大型祭坛或庙宇。祭坛由三圈方形围成，每圈填上不同颜色的泥土，象征天、地、人三才（或人、神和精灵）。在祭坛的下方坐落了11个大墓；其中M17最大，内有148件玉器。大墓出土的玉器主要是琮、钺和璧，都刻有后来在商代流行的神人纹。显然，它们都和墓主的军事和政治地位，以及对神祇和王族先祖的祭祀有关。

图3.1 良渚遗址群

这些陵园区远离聚落的居位，体现了精英阶层与一般民众的隔离。它们亦指出了权力和财富的高度集中，以及精英阶层垄断了高层宗教活动、宗教与祖先崇拜的结合。大墓和小墓之间的分别是十分明显的。在一些中墓中，有时也出土一些箭头和钺戟，似乎职业军人当时已经存在。相对地，在乱葬岗以及人殉坑内的遗骨，印证了奴隶的存在、战争的激烈，以及宗教崇拜的残酷习惯。

基于上述，不少中国学者认为，在龙山时代，中国已步入复杂的阶级社会。它不但包括了手工业者、职业军人、农民、行政人员和奴隶，亦首次出现了王。王权似乎是由以往的氏族头目中的军事领袖或行政首长演化而来，他们仍依赖宗教以达致社会地位的合法化。在前工业时期的城邦，如美索不达米亚和古希腊城邦，都没有具备中国初期王者所具备的多元化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