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山聚落和城市

考古证实了在龙山时代，中国聚落的数目和分布之广远胜之前的仰韶时代。图3.2显示了在1997年已发现的龙山聚落。黄河中游的高密度，反映了在中原地区已经存在华夏文明的核心。这政治—军事实体背后的动力是前述的跨区域贸易和军事冲突的增加。每一个实体就是一个行政金字塔，与之相应的是一个聚落金字塔所在的首市或最大聚落，以其保卫性和中央行政控制功能而成为城堡式的龙山城市。上章图2.4显示的中国已知的龙山城堡，除了长江下游（A）及内蒙古（B）两组外，都有夯土而成的坚固城墙。城墙的顶部平均宽5—10米，底部宽至50米，高6—10米，同时绕以深、宽度不等的护城河。区域地理，特别是地貌的特点，或许是良渚文化遗存没有城墙的主要理由，而内蒙古的聚落则以石阶为特色，也没有城墙和护城河。

图3.2 龙山时代的考古遗址

和以往的聚落比，龙山聚落不但数目增加，而且平均每一聚落的面积亦扩大了。已发现的最大的龙山聚落，面积为200万平方米。它们倾向于集中成群或结成一组。在一组中，大小不同、功能不一致的聚落，形成一个级别不同的金字塔体系。刘莉（1998）确认出黄河流域有8个龙山聚落群，和3种不同的龙山聚落体系（图3.3，图3.4）。第一种拥有一个强大的中心聚落，一般是个堡垒式的城市。该中心市控制约100平方千米的腹地，并依赖腹地的朝贡（图3.4a）。整个体系约等同于一个城邦。其他（图3.4b，图3.4c）是较小的体系，和邻近的政治—经济实体处于相对独立或敌对/竞争的关系。

图3.3 龙山文化晚期黄河中下游的八大聚落群

图3.4 龙山文化的聚落形态

在中原核心的郑州—洛阳地区，共出土了357个龙山遗址，比起同区已出土的159个仰韶时代遗址多出很多。这些聚落可分成四个大小等级：一级，平均面积为40万—100万平方米，占聚落总数的1.6%；二级，15万—40万平方米，占2.1%；三级，5万—15万平方米，占26.7%；四级，5万平方米以下，占61.8%。此外还有三个聚落应列为城市（占聚落总数的0.8%），城址的面积都很小，在5万平方米以下。以城址作为最高一级，则该地区在龙山时代已存在五级聚落。黄河下游以城子崖为核心的城子崖聚落群，是龙山城邦内聚落有序地连成一个体系的好例子（图3.5）。

图3.5 城子崖城垣及附近龙山文化遗址群

城子崖聚落群坐落在一个东西50千米，南北40千米，面积约2000平方千米的河谷平原。其中心城市，即城子崖城邦国的首都，面积约20万平方米，城墙高8—10米，方形，但北墙稍向外凸。城内文化层遗物丰富，包括中央区的宫殿和庙宇建筑，以及周边的手工业区。也发现了祭祀用的6块牛胛骨，其中3块有火炙裂痕以及刻纹，明显是后代商朝占卜用甲骨的先河。平原内有6—7个中型聚落，每个大小为3万—6万平方米，其中个别可能是城市。小型聚落约30个，个别面积有0.5万—2万平方米。这些数据显示当时已存在着都、邑、聚三级聚落，即商代流行的三级行政区划在龙山时代已经出现了，它是当时农业社会的社会阶级在聚落空间分布的体现。

山东的景阳冈亦是一个等级聚落群的例子。作为都，景阳冈是个一级聚落，它亦是已发现的最大的龙山城市，面积为35万平方米。邑，即二级聚落，可能是城邦的小封邑或次等行政中心。一级聚落拥有明显的城墙和位于中央区的大型重要建筑。景阳冈的中心区就有两片夯土平台。大的一片有9万平方米，似是大型宫殿的台阶。小的约1万平方米，上有四面筑有台阶的上层建筑。在其中一面的第二级发现了人骨及20件陶器，这些可能与祭祀有关。因此，考古学家认为在小台阶上应是一个祭坛。因此，一级聚落在大小和中央区功能上，都明显地与其他聚落有别。

在长江下游的龙山聚落，至今仍未发现有城墙，然而这里的每一个区域内的聚落，也按大小形成了金字塔式的群体。浙江余杭的良渚地区，面积约50平方千米，区内发现了一个四级聚落群。其一级聚落——莫角山没有城墙，占地30万平方米，内中发掘出三片高4—5米的台地，总面积为3万平方米，其上可能是间宫殿。区内的反山和瑶山（如前述）发现了大型陵园。此外，在汇观山出土了4个大墓，其中的M4拥有48件大型石钺，还有玉琮、玉璧和玉制头饰等。

在四川成都市的平原上，也发现了6个龙山城市，都在长方形的夯土城墙内，部分利用周边河道以作防御。目前，这些发现仍没有提供有关它们内部结构以及大小系统分布方面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