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何时跨进文明门槛？

西方学者有三个粗略的指标以检定一个社会是否已达文明社会，即：冶铜技术、文字和城市的出现。按照这些标准，中国约在仰韶晚期至龙山时代早期（公元前3000—前2500年）便已跨进文明门槛。

小件铜工具、铜器物及铜渣已在多个仰韶遗址被发现（图1.6）。最早的一件小铜刀，被测定为制造于公元前4675±135年，和近东发现的最早铜器大约同期。内蒙古红山、敖汉族城子山山城（公元前4000年）及东北地区的红山文化遗址（公元前3500年）亦发现了红铜器具。至龙山时代（公元前2800—前2300年），铜器出土的数目增多，包括冶铜遗存。器物的内容更多样化，包括日常用的小工具以及装饰用和宗教崇拜用的小件。中国在夏商先进的冶铜术出现以前，已有长达一千多年的冶铜发展历史，这从侧面反映了铜冶炼技术的本土性。

图1.6 仰韶及龙山时代铜器出土地点分布

约在公元前3100年，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出现了。这个文字体系有1500个不同的象形文字。在中国，在仰韶时期和龙山早期已经出现布帛与毛笔，它们可能已是书写工具，因为以朱彩用毛笔写在陶器上的类似文字符号亦在同时期的地层出土。在中国古代，文字往往以竹书和帛书为主，因此有可能起源于仰韶时代。不幸的是，中国是个潮湿和温暖的国度，它的主要人口和文明集中地区尤其如此，竹书和帛书因为易于在湿暖气候中风化而难以留存，现时能找到的最早的竹书和帛书实物只有战国时代的（公元前475—前221年）。而且，这些物品亦很容易在洪水泛滥时湮灭。龙山晚期以及商代中期，中国均发生了特大水灾，淹没了不少当时的主要城市，包括商代国都。考古证明，龙山文化遗存在晚期出现了约一百年的断层，而数个现存龙山城市遗存亦有城墙被洪水淹毁的痕迹。商都亦因洪水而被迫自今日的郑州迁到今天的安阳，这事件除了历史的“传说”外，更有今日的考古证明。现今没有争议的、有大量实物证明的中国最古老的文字，是一种奇怪的、有特殊功用的、使用范围十分狭窄的意识载体——卜辞。仰韶的陶器上已出现刻划符号，半坡（公元前3250年）和大汶口（公元前2500年）的陶器上的刻文亦屡有发现，但通常每件只有一个符号，最多12个符号。后者较明确地是书写形式，它的“笔画”和其后1200年出现的甲骨文十分近似。不少学者认为这些刻画符号可能是散存的早期汉字。

如上所述，中国现存的最古老文字乃甲骨文及稍后出现的钟鼎文，都是晚商（公元前1300年）的文化遗留。甲骨文乃商王或其通神的巫师在问卜的过程中所刻下的问题、神谕和效果验证，其载体为龟甲板和牛的肩胛骨。问卜内容涉及商王有兴趣的众多命题，包括天气、祭祀以及战争、和平等国家大事。这种以甲骨问卜的王室传统似乎起于夏代，盛于商代中晚期，并且一直流行至战国。钟鼎文是铸或刻于铜礼器上的文字，多出于西周。最长的钟鼎文铸刻于周宣王授予毛公的礼器，共有497个文字。上述两种文字已是非常成熟的文字，远非苏美尔人在公元前3100年的楔形文字所能比拟。直至目前，一共发现了约16万件刻有文字的甲骨，含4500多个不同的字，其中只有约1000个被破译。商代甲骨文有不少与现代汉字十分相似。因此，中国学者认为，这样一个成熟的文字体系，一定源自商代前已成形的文字，至少在先商时众多方国中已存在一种广泛流通的书写系统，只不过因为其主要载体为容易腐烂的布帛、竹片或木片，遗留下来的只有应用于王室占卜这种特殊功能的、刻在能够数千年不朽的甲骨上的文字。随着2000年后对陕西大麦地的刻在石上的数千个象形图案及河姆渡600多个陶器上的近似文字的研究，有关中国文字的起源，自2010年起又再热闹起来。看来中国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便可能已有文字这一推论似乎值得研究。但由于它的主要载体的可腐性，我们难以期望会有苏美尔泥板书那样较清晰明确的历史记录的再现。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由于众多条件的出现，包括较好的工具、从农耕和养殖取得的食物的稳定供应等，在中国的河谷平原和低地，特别是在沿海地区，人类进入了聚落定居阶段，从而走进部落社会。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一个新的人类发展转折点出现了，即以初城为核心的古国的崛起。初城的出现，反映了中国已齐备文明社会三大元素。这最后的元素大约出现在龙山时代晚期，一些具有了文字和冶铜技术的较大的原农业聚落转化为初城。

中国古代传说认为，最早的部落联盟是由伏羲于约公元前7700年所建。公元前5000年，炎帝成为联盟领袖。约在公元前4000年，中原地区和黄河下游（包括山东），成为炎帝及伏羲后人的势力范围。后者中的黄帝一支战胜了炎帝族以及东夷的领袖蚩尤。这一段“争霸”约发生在仰韶晚期和龙山时期。当时，激烈的部落间战争导致了大量城堡的出现，主要的大型聚落开始建造有防御用途的城墙。考古发现为这一时期的聚落形态及分布提供了物证。司马迁的《史记》、晚商的甲骨文以及一些史前城址和其他考古发现，更为夏商两代提供了可靠的信息。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竹简中，引述了比《史记》早五百年的一本书——《黄帝四书》，内中讨论了黄帝的经国之道。它在现有考古材料之外，提供了有关黄帝的存在和他所处时代状况的资料。据司马迁所言，在炎帝和黄帝的时代，城市已经出现，如炎帝都奄，黄帝都帝丘（图1.5）。考古材料亦证明了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在华夏族及东夷族居住地区，包括长江中游，初城式的聚落也已出现。这些，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详细讨论。

初城的前身——大型环濠聚落（包括它们的中央广场和“大房子”），已存在中国城市文明最早的影子，即中国古代部落社会经长期发展而形成的宗法制度，及其两个核心元素“祭天”和“敬祖”。这些元素在中国城市的历史长河中一贯存在，并且至今未变。

表1.1中简略地列出了二里头（夏代）及先夏时期的中国早期城市发展的特点；中国的历史时期亦详列于表1.2。

表1.2 中国主要朝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