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 堰河村出现了 2003年9月27日

我从2002年6月离开民政部的中国公益委员会之后，一直希望做自己想做的事。这期间我的重心放在北京，因为北京对中国的影响会更加大一些。对北京之外的试点，没有特别的机遇不会考虑，襄樊到底能不能做，仍是未知数。

运大姐是个热心、有心、认真做公益的人，她的那份热情让我觉得在襄樊做事有了依托。襄樊市文明办郭主任和市委宣传部都很关心这事的进展，每天有酒宴，有车跟……我这几天手也总叉在腰上，像个大领导！我自己也笑了，才几天，就养成了干部派头。看来环境确实能改变一个人，没办法！

我是个理想主义者，说话、做事理想主义色彩太浓，因此大家都说：玄！在路上好几个人和我说五山镇的书记很有想法，想做事，他应该能听懂我的理念，建议我去看看。北京地球村给我的经验就是，成事在天，谋事在人，人比任何条件都重要！

中国有一个地球村，廖晓义是创始人。她在北京延庆县井庄镇堆臼石村设立了一个环境教育培训基地，被称为“地球村”，我是那里的项目实施人。离开地球村时，我就想再做一个地球村。我带着这样的想法前后有一年多的时间，在我的家乡安徽马鞍山以及江苏南京、上海华经、北京等地寻找试点，很难，难的是找不到能接受我理念的人！

我对地球村很有感情，曾在一篇散文《回家在深秋》中写到：在地球村我有三个收获，一是绘画达到专业水准；二是让我的生活与艺术更有责任感；三是绘画不再是事业，而环保成了我的追求。是的，从那以后画画成了业余，也成了我的梦想；再做一个“地球村”成了我的目标。

应该说地球村给了我乡村实践的平台，成功和失败我不想去评说。社科院的龚益先生说得好：“地球村是失败中的成功，也是成功中的失败。”更多的媒体说我建立了一个属于孙君的“乌托邦世界”。正是在这个平台上，我与地球村同仁们的努力，有廖晓义和宋庆华二位女士的全力支持，成功地在农村实施垃圾分类，并将其融入到他们的生活中，村里民选的前提变为不搞垃圾分类的人不能当干部。我们的行为深深影响着这个村的村民，非政府组织（NGO）推动村民共同建设自己的村庄。

严格地说，地球村在延庆县井庄镇堆臼石村的实践就是一场以民间组织为主体的社会实践，现在想想我的工作还是有很多不足。我成了非村民选举的村长，每天要安排村民工作。当村书记和村长之间的观点不同时，需要我协调，他们的权力才能平衡。我和井庄镇党委书记张书坡说这样不行！这些不是NGO要做的事。可是张书记说，村书记是党委任命的，村长是民选的，我会尽量协调、支持的。你们的工作不能列入他们的工作计划。你们做的是好事，我全力支持，可是环保和生态并没有列入我的工作范围之列，但是我和魏镇长觉得你们做的事很重要，这就是现在管理体制成为阻碍农村发展的根本问题。

村民要收入，政府要效益、要政绩，地球村要宣传环保理念，三者之间既有共同利益，也有矛盾，所有的矛盾都集中到我们身上，要不停地做各方面的协调，有时候晚上回来，觉得累得都快撑不下去了，可还是找不到好方法。

我觉得这种状态不行，但哪里不行我说不清，我对农村的管理完全摸不着门啊！当时，我没有长期在地球村工作的想法，我只是为了艺术来体验生活，所以也就不想那么多了。

而湖北谷城县五山镇田河村给了我一次机会，弥补在地球村实践过程中的不足。五山镇将是一个以政府为主体的实践，首先有市委宣传部马黎部长的支持，而其又是市精神文明办的试点，还有“绿色汉江”在支持，我想这里就不会像地球村，因为这里的环保和精神文明建设是村镇干部的工作和职责，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接受我的理念！

28日到五山考察。之所以选定田河村作为试点，主要是因为谷城县五山镇党委书记余宝军。他当过8年老师，还在组织部工作过8年，他知道温铁军（中国著名三农问题研究专家）和李昌平（2003年曾向朱镕基总理上书《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从而引发中国对“三农”问题的关注）。他在农村五六年了，对“三农问题”同样有很多感触，有很深的理解。他很担忧农村的未来，是一个有文化又很有思想的基层党委书记。在与他的交谈中，能体会到他是一个感性和理智相结合的官，是想做事、做好事的官。我喜欢以为民做事来谋取官位的人，那样他的官越大，对农民就越有利，遇到这样的官是农民的幸事。

我总是这样想，做总比不做好，想总比不想好，说总比不说好，有总比没有好。选试点就是选人，因为人是决定因素。

余书记对我说堰河村有一个书记很想来见见你，可以吗？我说好啊！这次闵洪彦书记真的来了，来的人还有很多很多。

后来的几天我又考察了谷城的风景区。那里有个南河水库，建于20世纪70年代，水库原来最深处达100多米，30年之后水库最深之处仅有30米，也就是说每10年淤泥达二三十米！我问当地政府为何淤泥这么严重？他们说这是1958年大跃进时，我们把山上的树全部伐完，导致水土流失非常严重。不过现在不要紧了，土已流失完了，不会再有新的淤泥了……

一回到县委，我就与县委四大领导进行了座谈。我说到南河水库时，大家很长时间没有说话。过了一会，他们说，没有想到30年就淤了70米，环境破坏得太严重了。我想今天的座谈一定会让县委的每个人，在今后的工作中多多少少考虑到环境破坏的因素，这种现实中的环境问题，他们的感受也很真切。

说到水就不得不说土壤。土壤是什么？我们很多人并没有认识到它的价值。土壤对城市来说只是泥土，而对农民来说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根，对国家来说就是发展的希望。

今天说的发展就是可持续，就是政治。然而遗憾的是，环境保护和生态价值的概念丝毫没有进入到政府的经济体系之中，更没有进入价格体系核算之中。

科学并没有使我们文明，相反我们从简单的农耕文明又误入了一个“愚蠢的”现代文明。就身边的土地而言，我们忽略了它的生命、价值与作用，我们甚至忘了文明丢失了土地就如同失去了国家的基石。有人听了说，你说的也太严重了，这就说明他一点都不了解文明与土地、生命与绿色之间的关系。

1992年我看过一本美国作者卡特（Carter V. ）著的《表土与人类文明》。书中说到：“为了国家的未来，1925年他们开始治理因农药和石化农业带来的污染，做到今天收效很小。”他认为一个国家的文明和希望98%是建立在土地文明之上。

他还认为一个人爱不爱国，要看他对土地关爱的程度。这些话、这些理念我第一次听说，我认为有道理。后来我又仔细看了世界四大文明发源地的衰亡，都与土地有关，这让我很震惊。书中说“本书从人类与表土间的关系出发，对人类历史上20多个古代文明地区的兴衰过程进行了探讨，从中得出了历史上绝大多数地区文明衰落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们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特别是表土状况恶化这一结论”。

土地与人一样有生命，它的生命期一般在800～1200年。

原来是这样的！

联想今天中国的土壤破坏和污染是可怕的。

土壤污染具有不可逆转性。重金属对土壤的污染基本上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许多有机化学物质的污染都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消除。

土壤污染一旦发生，要靠换土、淋洗土壤等方法才能解决问题。因此，治理污染土壤通常成本较高、周期较长。鉴于土壤污染难于治理，而土壤污染问题的产生又具有明显的隐蔽性和滞后性等特点，因此土壤污染问题一般都不太容易受到重视。

考察结束之后在市人大开了一个座谈会，会上的恭维话，听了总让我出汗。这方面我喜欢“自然之友”的会长梁从诫（梁启超之孙，自然之友创始人）先生的态度，你可以批评他，可你不能过分地恭维他。有一次“绿色行者”叶榄在公开场合赞誉他，我认为说的也很客观，梁先生当场就说了叶榄，让叶榄下不了台。

很多人叫我教授，我说我不是教授，因为没有人给我评定教授。这次来襄樊，带着地球村成功的经验，也带着地球村的教训，我不敢说这次一定能成功。再说成不成功不在于我，而在你们，你们做成功了，才能算成功！

座谈会上，有个老师说了六个字印象很深：知情、明理、得利。说得好！我又加了“参与”二字。“知情、明理、参与、得利”是农村教育的关键。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要：儿童需要兴趣、少年需要引导、成人需要道理、农民需要温饱、工人需要岗位、商人需要银元、干部需要前途、社会需要持续！

基层政府做事常常没有谱，这我见多了。前几次我都是把方案做好了，向他们汇报，他们说：你是谁啊？或者说这事还要过一阵子，这过一阵子就是有日无期了。因为经验多了，也熟悉政府做事的方法，就懂得如何处理了。

过了很久，薛斌和运大姐告诉我，有一个村，叫堰河村，比田河感觉还要好！那我们下次就先看看堰河，我相信他们的感觉。

11月24日，运大姐告诉我，这事政府很重视，你赶快做个五山方案！我在农村做了很多年，只有政府真的想做，我才会有动力。做方案我很熟练，就像画画前创作，我设计好这里的每一项内容，调整好污染很严重的环境，勾画出这里四季变化的色彩，很快我就把大体上的艺术方案做好了，并发给“绿色汉江”的运会长。

五山镇很有代表性：年人均收入在2300～2600元，在中国农民中这个收入人群占总数的73%以上，有很强的推广和复制性。

靠近汉水的村庄，因为日后北京和五山将同饮一江之水，有文章可做。

我们在农村做项目也是一种扶贫。扶贫有两种：一种是资金的帮扶，另一种是观念和理念的扶贫。我们选择后者。比如一个人喜欢吃鱼，你是给钱让他到市场去买鱼，还是给他一根鱼竿，或者教他怎样学会养鱼？我们想应该教他学会养鱼。

我们在农村做项目，目的是培养地方人才。人才也有三种：一是创造型；二是职业型；三是被动型。我们要做的工作是尽量寻找具有创造精神的人，培养具有职业精神的人，改变被动工作的人。

我们选择项目的空间很大，只要条件成熟就做。那什么是成熟呢？

我认为人是第一因素！这包括组、村、镇三级。一般来说，乡镇政府这一级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因为我们是在做好事，也是政府想做的事，关键是村与组。

一个地方的条件好坏不是决定性的因素，条件好就做快点，条件差就按差的方法做。我们是在转变人的思想和观念，提高他们的环境意识，而建房、产业、农家乐等都是后话，前面部分做好了，后面的工作村民自然就跟上了，那是不用我们教的。现在政府正好相反，是先做建房、产业、农家乐，而人的思想和观念他们并不在意。

社会上很多人对发展经济概念的理解很不正确，特别是一些经济学家和政府部门。他们认为，钱就是经济。他们对GDP的认识也是这样，产值、人均收入、高楼大厦就是经济。

五山项目想用绿色经济来推动乡村建设，把经济提升为生态经济。我们认为钱有六种表现形式：人的精神、公众参与、协作和互助、文化与科教、生态与环境、历史与民俗，当然这六种之外还有银行里的钱。精神文明建设会促进物质文明建设在健康之路上发展。

当一个社会是以物质作为社会价值标准时，人民币就不代表人民，人民币的多少就会变成评判的标准，造成道德与道义相悖。

12日16日运大姐对我说，方案先不要发，很多提法欠妥。比如“五山模式”，还没开始做，就称模式，不合适，应该叫“五山试点”。你的很多想法我都不理解，五山的领导能理解吗？还是先不要给领导看。

运大姐对我已经有看法了，说我的方案做得太大了。她老人家想得太多了，“五山模式”为什么不能说？过去都是政府推出什么模式，然后组织推广。换一种思维，为什么不能推出一种模式？这种模式已经在我的心中了，就是要按照这种模式来实现我的理想。我有一般人没有的执着和特有的艺术直觉，只要给我一点机会我就会营造一个“春天”。我只不过是一个不太会沟通的人，不爱把一个不完善的方案给别人征求意见罢了。

NGO的专业知识必须要跟上甚至要超越社会，这一点我受国外NGO影响很深。今天我们NGO的队伍更应该朝专业化和本土化发展。要学会与政府打交道，因为中国最好的人才与精英几乎都在政府工作。NGO仅凭热情和感动是不够的，组织中的工作人员不仅思想要有前瞻性，还要具备实践和操作能力。NGO与政府之间是社会经济结构中的互补关系，一个是结构完整的社会组织，一个是草根组织，草根就应该落到最基层。基层不需要理论而需要专业和实践。只有在最基层，NGO才有它生存和发展的价值，这个价值是知道公众想什么和需要什么，社会能为他们做什么。

离开地球村后，有一个人给我的帮助特别大，他就是中国社科院的郑易生老师。离开地球村谁还会相信我？我只是个画家而己。我告诉郑老师，我想做事。郑老师说回去和领导商议一下，你就用我们单位的名义，用课题组的身份对外联系。2002年10月，我正式受聘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项目“中国农村生态环境研究组”负责人。大家对这个称谓是信任的，郑老师还给我推荐了中国社科院龚益研究员。

我所以能坚信我做的事，就是在地球村时，郑老师说过我做的事和当年的陶行知、梁漱溟、晏阳初一样了不起。当时我还不知道梁漱溟、晏阳初是何许人，只知道陶行知是教育家。

在地球村时听到的多数是批判，内心很痛苦。可是我的同仁们很支持，因为农村喜欢，作为专家的郑老师对我的肯定，还是第一次！

可能郑老师不知道他的一句话，对我未来的选择有多么大的意义。

我给薛斌的信。

薛斌，你好！

谢谢你的提醒，很多事我不爱说，可我心里非常明白。你我是男人，是男人就做男人该做的事！地球村已给了我教训，襄樊的事我也有心理准备，只是心里还是有点不适。伙计，农村的事不好做呀！我现在有一种想法，就是我只出策划，那样就不会有问题，你说呢？我现在把五山的计划发给你，你帮我看看。你做一些调整（用红字），不要告之别人，计划还不完善，好吗？

中国社科院设立了一个中国可持续发展项目部，可能会聘我做项目部部长，这对我的农村工作计划和NGO非常重要。办公室在落实，是封宁老师提供的7平米办公室。孙光玥在起草组织框架，延庆的樊维亚在跑手续，一切都在向前走！

我也回马鞍山了，一切很好！

薛斌的回信。

孙君，你好！

我已经告诉运会长，让她通知所有的人，今天还和“绿色家园”的记者王佛全通了电话。

这里的情况你要估计得充分一些，我觉得有一些细节需要好好商谈。因为我非常了解这里的情况，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乐观，我有准备，你也应该有。

前天运会长和我谈到这个事情，她说要以协会（绿色汉江）的名义去做。我说你有个绿色通道（绿十字），可不可以以这个名义做，她说那不行。当时，我就感觉事情还没开始就已经有一些复杂了。这两天我很失望，也很担心。其实，我是为环境这个大题目才进入NGO的，并不是谁感动了我，我是那种不需要偶像的人，我只关心自己所做的事。

我们都决定为环境去贡献自己的力量，所以，有目标的时候不会在意是谁站在领奖台上。达到目的是关键，不知道这样的想法对不对。

什么时候大家能够少一点功利，多一些奉献。纯洁自己，纯洁别人，纯洁这个世界。这可能是我们共同的愿望，来了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