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哲学》仍然可读
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王造时、谢诒征从英文翻译的黑格尔《历史哲学》，这是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同年，商务还出了朱谦之的《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此前，上海的神州国光社先有一本王灵皋翻译的《〈历史哲学〉纲要》（1932），是选译本。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在20世纪30年代炙手可热，赛过今天的福柯、哈贝马斯。
黑格尔早已被判为“一条老狗”，在“后现代”的话语甚嚣尘上的时代，要不要再读黑格尔更是成了问题。在这个时候，上海书店出版社重版了1956年三联书店版的王造时先生译《历史哲学》
，印数五千本，2001年又改装封面，列入豪华版的“世纪文库”，再印三千本，看似逆势而动，不识时务。然而，我们却是由衷地为出版家的胆识叫好。
我们这一代，都佩服过黑格尔。不少人有死啃《小逻辑》的经历。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思想界恢复活跃，新说却还未曾大量涌入的时候，大家都还会寻着马克思，自然而然地上溯到康德、黑格尔。当年读书时，复旦历史系资料室里，三联版的《历史哲学》一书难求，和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并称两大热门。当时在校抢读《历史哲学》的原因，还不仅是黑格尔，更因为译者王造时是著名的“七君子”之一，是本系已经去世的名教授。
“姜还是老的辣”，黑格尔有自说自话的地方，但他的雄辩、精辟和洞察力是后世很多思想家难以企及的。“后现代”话语连篇累牍，啰唆了一大气，有时真不及老黑格尔一句话。如他说：“东方人知道只有‘一个’是自由的；希腊和罗马世界知道‘有些’是自由的；日耳曼世界知道‘全体’是自由的。”他更说中国是：“皇帝对于人民说话，始终带有尊严和慈父般的仁爱和温柔，可是人民却把自己看作是最卑贱的，自信生下来是专给皇帝拉车的。”这种说法，拿来看世界历史，很多还是管用。另外，老一辈的译者谨慎仔细，王造时先生在二三十年内磨出来的老译本，也不是近来的“狂译运动”中人能够轻易取代的。
《历史哲学》集18、19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大成，隐含了“进步主义”“欧洲中心主义”，乃至“日耳曼精神永恒论”的历史观。他认为，“世界精神”如同太阳运行一样，从东方开始，到西方结束。“理性”在日耳曼世界最终实现了它的自由。这种理论过于自信，容易滑向纳粹般的独断和暴虐。如今的哲学家清算起来，觉得抱有“绝对精神”的黑格尔难辞其咎。但是研究历史和研究哲学，在方法上可以不同。历史学家不会轻易让黑格尔为希特勒负责。因为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并不是一个狭隘的德国民族主义的理论，相反，它是一种世界主义，他呼吁“理性”在全球的胜利。黑格尔也不是一个威权主义者，他的“世界精神”中充满了对“自由”的渴望。这些合理内核是不能随便抛弃的，借用前人的话：不能泼脏水的时候把孩子也倒掉。
黑格尔其实很懂得活生生的历史。现在大家都不喜欢他吓人的“理性”框架，但是把他的“绝对精神”框框去掉，他的历史感仍然很好。他不是汉学家，但是谈论中国的时候，黑格尔是关心中国真实的。就在他写作《历史哲学》的时期，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问了中国。回国后，副使斯当东写了游记，画师威廉·亚历山大画了图画，在欧洲传媒上描述了一个阴霾四起的乾隆末年。他们描画出了真实的中国18世纪，有许多官员们在运河上、城门口任意鞭笞百姓的暴政画面。黑格尔感到这和过去耶稣会士传达的“康乾盛世”“礼仪之邦”的形象很不相同，便马上在书中对伏尔泰以来的欧洲“中国观”做出修正。正是他停止了欧洲人对中国淳风美俗的赞美。我们可以说黑格尔用“绝对精神”对中国文化宣判的死刑是不公正的，但如果去掉他的理论框架，说他指出了中国自乾隆以来遭遇到的近代社会困境，应该说是相当确凿的。比较当下一些没有历史感的浮华辞藻，黑格尔是懂得历史真谛的。研究中西思想交流的时候发现：黑格尔雄辩而严密的“中国观”，开创了一个时代，影响后人，至今不止。
中国20世纪学术界，形形色色西方理论中数黑格尔哲学影响最大。20世纪70年代时，上海工厂里的班组长也会在班前会上用上“反思”这个词。黑格尔著作的大量翻译和研究，更可以证明这一点。前辈学者喜欢黑格尔是有原因的。许多思想家只顾讲自己的思想，唯有在黑格尔著作中，你可以看得到几百年间全欧洲的近代理性主义实践。他用德国哲学方式，靠一个最高理念，总结了英国、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经验。《历史哲学》是哲学家写的“大历史”，他并不是要建立一套信史，他只是借历史推销他的“理性”。这种“空疏”，现代史学家不必追究。
黑格尔确实是拿了欧洲的经验来规范别的民族。例如他拿基督教来衡量中国，说中国没有宗教，中国人不懂得自由。这种观点今天的历史学已经做出修正，人类学研究表明原始部落的信仰中，也都包含了不同形态的理性。今天大部分人已经同意，历史并不是必须遵守一个模式发展的，欧洲的经验可以参照，却不应模仿。黑格尔的史观当然是必须克服的，但是他从欧洲经验中提炼出来的理性和自由，却是我们不能抛弃的。如果我们不读黑格尔，不理解本意，连批评他的资格都没有，更遑论超越。所以即使在最后的意义上，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仍然值得一读。
最后，还是想到了译者王造时教授。因为译本中没有任何王先生的信息，爰就方便所及，抄录些许，以飨读者。王造时（1903—1971），江西安福人，与罗隆基同乡。1917年考取清华，参加组织了清华的“五四运动”。1925年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留学，1929年获政治学博士学位，后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任研究员。1930年回国，任上海光华大学文学院长兼政治学系主任，开始发表抗战言论。1936年11月，因参与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的活动，与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一起被捕，史称“七君子事件”。1946年在上海创办自由出版社。1951年起，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等。1957年被划为右派。
1932年，王造时因主编《主张与批评》《自由言论》等杂志，被指为“言论荒谬”而停止教职。可能很早就动手翻译，但《历史哲学》的定稿应该是在这一失业时期完成的。当时他除了以留学博士的名头挂牌当律师外，真正能够赚钱谋生的是翻译名著。这几年里，他还翻译了莫瓦特（R. B. Mowat）的《现代欧洲外交史》（1934）、《近代欧洲外交史》（1935），莱丹（John Holladay Latane）的《美国外交政策史》（1936），拉斯基（Harlod J. Laski）的《国家的理论与实际》（1937）、《在危机中的民主政治》（1940）等，都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我们知道，从严复以来，为商务印书馆翻译西方名著是能赚钱的。
“五四”一辈的王造时，一生持政治自由立场，从事西方政治学研究。中国若有自由主义者，他应是老前辈。20世纪50年代取消政治学、社会学，他和另一位著名社会学家陈仁炳一起落户历史系。不知是否当初就是因为了翻译黑格尔《历史哲学》，戴上了这顶“历史”帽子，才被归到历史系的。可惜1971年被迫害逝世，我们都无缘受教。
又记：1949年后，“七君子”中多有腾达，王造时则境遇颇不洽，一人留在上海。王先生虽顶数项头衔，但因曾反对订立《苏日中立条约》，有反斯大林之嫌，不得重用。本文发表后，见2001年第6期《世纪》杂志冯英子《我与王造时先生的交往》，知其家庭情况。家室之内，夫人郑毓秀；两个儿子：均陶和经枢；两个女儿：海若和海容。均陶、经枢和海若先后患精神分裂症去世，海容在“文革”中受迫害死去，详细情况可参该文。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01年11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