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定”种种

历史上，定窑的名气很大，各地仿品也多，因此有“定州花瓷瓯，颜色天下白”之说。“定州花瓷”，一般认为是指定窑的印花瓷器。北宋中晚期到金代，印花及刻划花渐成定窑白瓷装饰主流（图25、图26）。各地仿品也多见“花瓷”（图27～图30）。印花装饰的盛行，或与芒口覆烧技术的推广应用密切相关。定窑的覆烧法多种多样，最先进的一种，是自创的支圈组合式覆烧法。装烧时，一坯一圈，层层相叠，覆置于桶形匣钵中入窑焙烧。这种覆烧法与模制成型工艺（成型与印花装饰同时完成）又是相互配套的，即装烧要求的器坯标准，正可通过模制成型工艺达到；而模制的碗、盘等器坯，一般坯体更薄，为防止在焙烧时变形，不得不使用覆烧法。由于这一技术适合装烧规格相同的坯件，便于标准化操作，从而可有效提高产品的单位产量和工效。只是，产品带有先天缺陷，即器物口沿处无釉露胎而形成粗涩的“芒口”。

宋辽金元北方地区的仿定窑场，如龙泉务窑、平定窑、介休窑、霍窑、磁州窑、鹤壁窑、当阳峪窑等，如今产品面貌已大抵清楚。总体来看，各窑场仿定虽都有较为精细的产品，但由于原料及工艺的原因，质量上还是普遍不及定窑。特别是那些“磁州窑系”窑场的仿定或类定产品，由于缺乏优质瓷土，多在坯上挂白化妆土，以提高白度，改善产品外观。南方（包括今江淮地区）的仿定窑场，文献记载的较多，如宿州、泗州、吉州、景德镇、临川、南丰、象山、德化以及地处蜀地的彭县等。南宋周《清波杂志》记：“辉出疆时，见燕中所用定，色莹净可爱。近年所用乃宿、泗近处所出，非真也。”宿州和泗州都处于宋、金对峙的前沿地带，当南北之要冲。泗州（今江苏盱眙）更是重要的“榷场”所在地。在贸易往来中，作为“老牌”的名优产品，定瓷也得以大量进入宋土。根据考古资料观察，长江流域的江苏、浙江、江西、安徽、湖南、四川等地，现都已发现金代定瓷遗存。不过，如周所说的宿、泗一带仿烧定瓷的情况，却一直未得到证实。上列诸多窑场中，如今除发现彭县窑、吉州窑和景德镇窑仿定具有一定规模和水准外，其他窑场，或尚未发现窑址，或只发现在装烧技术、装饰手法等方面借鉴定窑的情况，至于大量系统仿烧的情况尚不明了。

故宫旧藏中，有一些原称定窑后被郭葆昌改定为吉州窑或宿州窑的白瓷制品，如“南宋吉州窑牙白划花莲花龙耳兽环壶”（图31）、“南宋吉州窑灰白印花天禄流云图方洗”（图32）、“金宿州窑莹白印花回纹蒲槌瓶”等。这些制品均入选一九三五年在伦敦举办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从展览著录中看，有的似具定窑面貌，但多数从器形、纹饰上更具明清风格，窑口亦非定窑。台北故宫博物院已对其中一些作了修正，如将“划花莲花龙耳兽环壶”改定为宋定窑制品（拙见以为或属金代定瓷），将“灰白印花天禄流云图方洗”改定为明景德镇制品。吉州窑仿定，今天所见资料较少，窑址已出为数不多的碗、盘等白瓷，其器形和印花装饰都与定窑相似，只是胎质稍粗，釉面呈乳白色，印花纹饰一般也不如定窑清晰。

文献上还曾提到元代霍州的戗金匠彭均宝、明代吴门（苏州）人周丹泉这两位仿定名手。彭均宝善制折腰盘，周丹泉仿所谓“定窑文王鼎炉”、“兽面戟耳彝炉”等，都可乱真。清宫旧藏中也有一批经郭葆昌考订的“彭窑”白瓷，其中有“牙白划花双螭杯”等。此器折腰形，类似渣斗，带暗花。彭窑可能就是今人所称的霍窑，窑址现已在山西霍县陈村发现，不过所出遗物中，未见此类器物。周丹泉的传世之作，有件“娇黄锥拱饕餮鼎”，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蔡和璧：《陶瓷探隐》）。而其最负盛名的仿定白瓷制品，则无遗物可与文献互证。清姜绍书《韵石斋笔谈》卷上记此人“巧思过人”，每于景德镇“仿古式制品，以眩耳食者，纹款色泽，咄咄逼真，非精于鉴别，鲜不为鱼目所混”。他仿制的定窑鼎，与真品较之，“无纤毫疑义”，令人真假莫辨。不过，此书取之野史，且多以小说笔体书之，恐难尽信。

北宋抑或金元，定窑有无烧造过周丹泉所仿的文王鼎，或其他类似的仿古礼器，这在今天可能还是个未解之谜。郭葆昌《校注项氏历代名瓷图谱》图一即为“宋定窑仿古文王鼎”（图33）。图解云：“鼎仿《宣和博古图录》中款式，此鼎出自内府，制作之工，雕文之细，如牛毛茧丝然，抑且鼎式方正端平，毫无攲斜高下缺损之病。而色泽晶莹如羊脂美玉，真定器之上乘，应为诸窑鼎彝之冠也，惜乎世多不见。余获观于晋府宫中。”我们知道，这部《图谱》不大靠谱，当是假托明末收藏大家项元汴之伪书。不过，它好像也不是一点参考价值都没有。就拿文王鼎来说，同样饰有兽面与出戟的定窑白瓷，在河北曲阳定窑遗址竟也有出土（图34）。虽然由于发现的定瓷残片过小尚不足以辨识完器之面目，但仍可断定，此乃定窑仿商周青铜礼器制品无疑。无独有偶，这类仿古器也见于汝窑遗物（图35），而《图谱》中同样收有风格相类的汝瓷觚（图36）。

清宫旧藏的定瓷，有两件“柳编”制品，一件“莹白印纹柳编鱼篓瓶”（图37），一件“莹白印纹柳编杯”（图38）。据说当年郭葆昌任故宫博物院瓷器审查委员的时候，对这两件瓷器倾慕不已，常对人说，若能以柳斗杯饮三杯老酒，平生之愿足矣。不过，今天已可断定，这两件瓷器不是宋代之物，亦非定窑制品，实为明清时期景德镇所制（冯先铭先生认为是清景德镇御窑制品）。其“柳编”装饰是仿宋代制品（图39、图40），但器式及工艺却相去甚远。景德镇仿定窑，南宋至元有划花、印花白瓷等品种，多见碗、盘、洗等小件器；采用覆烧法，口部无釉；胎骨细白，但釉面多白中偏青，接近青白釉。这大概就是文献中所说的“南定”。清雍正、乾隆时的仿定品种，传为青田石粉作胎，质地疏松，釉面微显橘皮状，并开细小纹片，但釉质“不减古釉，花样精致过之”（清·佚名：《南窑笔记》）。御窑仿定制品，“止仿粉定一种”（唐英：《陶成纪事碑记》），在器形、装饰上不拘泥于宋器，因而新奇式样迭出，带有鲜明的宫廷格调和时代风貌（图41）。上述两件“柳编”白瓷，或为雍乾御制欤？

一九九九年七月初稿，二〇一二年十月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