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倒一切的是稳定

（1989年2月26日，会见美国总统布什时的谈话）

1989年2月25日，乔治·布什刚刚就职美国总统一个多月，就对中国进行了40个小时的工作访问。25日布什抵达北京当天，邓小平便会晤了他，就共同感兴趣的国际问题和中美双方关系交换了看法。26日，邓小平又在人民大会堂正式会见了布什总统。邓小平在会见时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绩也会失掉。”

这不是邓小平第一次强调“稳定”的重要性，从80年代初开始，他就多次提出，必须保持“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1987年3月8日，他接见外宾时就曾指出，保持“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实现“三步走发展战略”的重要条件之一。6月29日，他又指出：“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什么事情都干不成。”

邓小平在1985年5月20日同陈鼓应教授的谈话中也曾指出：“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这不行。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

邓小平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开放政策，同时也要求刹住自由化的风，这是相互关联的问题。不刹住这股风，就不能实行开放政策。要搞四个现代化，要实行开放政策，就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自由化的思想前几年有，现在也有，不仅社会上有，我们共产党内也有。自由化思潮一发展，我们的事业就会被冲乱。总之，一个目标，就是要有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不安定，政治动乱，就不可能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一切都谈不上。治理国家，这是一个大道理，要管许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许有道理，但是没有这个大道理就不行。”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在各个领域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涌现出一些问题，各种新旧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社会上屡次出现不稳定的局面。邓小平在与布什的会见中也谈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形势，并对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解决作了说明。他说：“我们已经对建国以来历史事件的是非，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出了恰当的评价。对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也做出了恰当的评价。对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的批评不能过分，不能出格，因为否定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意味着否定我们国家的一段重要历史。这就会造成思想混乱，导致政治的不稳定。”

邓小平表示：“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但是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总的来说，中国人民是支持改革政策的，绝大多数学生是支持稳定的，他们知道离开国家的稳定就谈不上改革和开放。”

正是及时地抓住当时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反复强调政治稳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他多次指出：“中国人民，吃够了十多年动乱的苦头。动乱一下，就耽误好多年，不是三年五年能恢复起来的，动不得、乱不得啊！”当时正是发展改革开放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邓小平认为我们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建设四个现代化上来，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不可能的。

作为中国的“老朋友”，布什自然是能感受到中国“稳定”对经济带来的极大好处的。1974年，当时布什在杰拉德·福特担任总统期间，出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驻华期间，他和夫人就经常骑车来往于北京的大街小巷。可以说，在美国政坛中，布什是最为熟悉和了解中国的。1975年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华时，布什也随同基辛格一起，在两天内同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举行了三次长时间的交谈。后来布什在回忆录中对这次会谈也用了较为生动的笔触描述：“邓小平是那种在同外国领导人交谈中强硬和和蔼都运用得恰如其分的人。但在同基辛格的会谈中，他明显地倾向于强硬。邓像毛和其他中国领导人一样，对美国面对同苏联的冷战所采取的政策方向十分关注。他指责美国的对苏政策同英、法在1938年慕尼黑采取的对希特勒的绥靖政策十分近似。‘这是绥靖政策。’邓说。基辛格有些生气，但仍泰然自若。国务卿回答说：‘一个国防开支1100亿美元的国家不能说是追求慕尼黑精神的。我提醒你，当你们和苏联还是盟友的时候，我们就在为了你们而遏制苏联的扩张主义。'”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布什曾多次访华，并与邓小平多次会面，他们称呼对方为“老朋友”。1982年布什再来到中国时，他的身份已变成美国副总统，这一次他是中美关系因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而面临危机的背景下来的。会见开始时，邓小平对布什说：“你是比较了解中国的。你作为中国的老朋友，我们衷心欢迎你。我们希望通过你这次到北京来，能够把两国之间存在的一些阴影，一些云雾一扫而光。”同时，面对这位老朋友，邓小平毫不客气地指出，美国向台湾卖武器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阴影，而且今天来说是一个潜伏的危机。如果两国关系中的这个疙瘩能够解开，将对全球战略很有利。而后，布什和邓小平单独会谈了一个小时，终为中美最终达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又称《八·一七公报》）铺平了道路，中美关系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1989年2月，布什再次应邀对我国进行工作访问时，当时的中美关系正处于紧张时期。邓小平与布什谈到中美双边关系时说：“十年来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是平稳的，尽管也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希望在布什总统任期内，中美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邓小平对美苏达成《中导条约》表示欢迎，并希望美苏两国的战略武器谈判也能取得进展，他说：“我们希望同苏联实现关系正常化，希望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取得成功。我们也希望美国和苏联改善关系。”

当时布什已经在1988年当选为美国第41任总统，他对邓小平关于两国关系的看法完全赞成。他说：“在世界发生重大变化、面临许多机遇和挑战的时刻来华访问，是非常有意义的。中美关系的发展有巨大的潜力。在美国，对发展中美关系的支持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强大。”

在谈论稳定问题时，邓小平几乎都是将稳定与发展问题联系在一起。他说：“中国正处在特别需要集中注意力发展经济的进程中。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对这一点我们有深切的体验，因为我们有‘文化大革命’的经历，亲眼看到了它的恶果。中国人多，如果今天这个示威，明天那个示威，三百六十五天，天天会有示威游行，那么就根本谈不上搞经济建设了。我们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但匆匆忙忙地搞不行，搞西方那一套更不行。如果我们现在十亿人搞多党竞选，一定会出现‘文化大革命’中那样‘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内战’不一定都是用枪炮，动拳头、木棒也打得很凶。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的同时，必须时刻维护稳定这个大局，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也成为后继者在改革开放中发展经济的重要支撑，稳定为进一步推进改革创造条件。

在各国政府首脑人物中，布什可称得上是与邓小平接触较多者之一。邓小平百年诞辰时，布什接受新华社记者书面采访时表示：“如今这个开放、欣欣向荣和更加自由的中国与我当年曾经生活和了解的那个封闭的中国真有天壤之别。中国的巨变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邓小平。”这一评价是对邓小平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中重要地位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