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

（1980年5月5日，会见几内亚总统杜尔时的谈话）

1980年5月5日，邓小平会见几内亚总统杜尔时，进行了“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的谈话。

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就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要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曾明确提出，在国内战争完结以后，要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从建国一直到1956年，党中央在领导全国人民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改造的同时，还努力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打基础。八大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此，大力发展生产力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主要任务。

然而，从1957年夏季起，国内的整风反右斗争让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他在9月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他甚至批评了八大决议中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论述。

对于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偏差，使得党的工作发生了重大失误，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从1957年开始的二十年间，我国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并没有多大改善，“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更是雪上加霜，使国民经济的发展严重滞后。

1975年，邓小平得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方方面面的工作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努力恢复、发展国民经济。粉碎“四人帮”以后，十一届三中全会便做出了“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决定。

其后，中国在实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各项政策不断完善，对外开放取得了初步成效，国家经济水平得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改善。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提出实现“三步走”的宏伟目标，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使人民的生活水平由最初解决温饱的基础上，首先达到小康水平，最终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

邓小平认识到，要想实现四个现代化，使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持续增长，使国家整体经济水平稳步提高，当务之急是继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为了为发展增加有生力量，邓小平提倡“科技兴国”。他重视知识，尊重人才，在他的努力下，中国在“文化大革命”后迅速恢复高考制度，教育领域的变革为生产建设输送了大量人才。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于1980年4～5月期间，就“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为主题的内容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邓小平分析中国国情，认为革命的概念不仅仅包括阶级斗争，在新的历史时期，革命的内容包括生产力方面的革命，而且，生产力方面的革命已经成为最重要、最根本的革命。

邓小平指出，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多、地域广的大国，应该在国际上起到更多作用。但由于本身力量有限、经济状况落后，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邓小平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四个现代化首先要使生产力发展，并强调，这是主要的、压制一切的标准。

中国建国三十年，农业、工业及其他方面的建设都取得了初步进展，但不能否认，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浪费了大量宝贵时间，损失了大量人力财力，导致社会发展停滞不前，甚至出现了倒退的迹象，生产力得不到有效发展和提高，速度缓慢，这使中国的经济发展起点很低，必须要全国人民能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在极其艰难的状况下，珍惜时间，全力以赴大力发展社会生产。

邓小平一方面充分地了解国民经济的情况，一方面坚信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只要政策和措施得当，人民的生活水平就会逐渐提高，国家就能相应地更加强盛一些。

然而，对于邓小平的主张，一些人存在异议，更有一些人借题发挥，宣扬“宁肯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对此，邓小平严肃指出，这是完全错误的观念，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原则就是，社会主义要优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并非必须贫穷。他说：“社会主义要优于资本主义，它的生产发展速度应高于资本主义。”

邓小平认为发展社会主义必须注意两点：一是不要超越社会主义现实发展阶段搞“左”的东西，那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二是不管你搞什么，一定要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1980年4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说：“从去年起，我们就把工作着重点转到了建设上。我们要把这条路线一直贯彻下去，决不动摇。经济发展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的问题，要付学费。现在我们正在摸索比较快的发展道路，我们相信这方面是有希望的。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

在1980年4月21日会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时，邓小平在谈话中指出，中国将在总结建国三十年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既不能脱离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左”的办法，另一方面就是提倡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他说：“发展生产力要讲究经济效果。只有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才能随之逐步增加人民的收入。”

做任何事情，都要有正确的方法。不能否认，非洲好多国家搞社会主义越搞越穷，而中国也因为十年浩劫，造成社会秩序紊乱、国民经济停滞倒退的恶果。要想改变这种情况，必须寻求正确有效的方法，制定出利国利民的政策。

在这次会见几内亚总统杜尔的谈话中，邓小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

邓小平申明，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正确的。中国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其中有一条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根据自己的国情来制定适合国家发展的政策，要考虑国内各个不同地区的特点。

“例如我们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有些地区过去粮食能够自给，后来却不行了。当然，城市人口增加是一个因素，但不是主要的，主要是脱离了当地的客观经济现实，超越了经济发展水平，没有按经济规律办事。这样制定出来的政策就不能调动积极性。”邓小平在谈话中举例说明，“最近一二年来，我们强调因地制宜，在农村加强了生产组的与家庭的生产责任制，取得明显效果，生产成倍增加。”

邓小平认为：“在搞社会主义方面，毛泽东主席的最大功劳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我们最成功的是社会主义改造。那时，在改造农业方面我们提倡建立互助组和小型合作社，规模比较小，分配也合理，所以粮食生产得到增长，农民积极性高。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我们采取赎买政策，一方面把它们改造成公有制，另一方面也没有损害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长期允许手工业的个体经济存在，根据自愿的原则，其中大部分组织成合作社，实行集体所有制。由于我们是根据中国自己的特点采用这些方式的，所以几乎没有发生曲折，生产没有下降还不断上升，没有失业，社会产品是丰富的。”

邓小平在全面总结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的一系列成绩时，也汲取了失误提供的经验教训：“后来，在1958年，我们犯了错误，搞大跃进，开始不尊重经济规律了，这就使生产下降了。以后经过三年的调整，发生了变化，又较好地发展起来。但接着就搞‘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灾难，经济方面完全乱了。”邓小平客观公正地总结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明确指出：“我们现在搞四个现代化，不得不进行几年的调整，总之，我们现在强调要按经济规律办事。”

在谈话中，邓小平再次强调：“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并指出：“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

邓小平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思想，指明党的政策要集中力量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把经济建设作为一切工作的重心。这一理论恢复了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在思想上进行了拨乱反正。邓小平还进一步阐明：“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共产主义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社会，那是一个物质极为丰富的社会，不发展生产力，物质极为丰富从哪里来？所以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

邓小平充分注意到了历史提供的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提醒全党：“现在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就是爆发大规模战争，打仗以后也要继续干，或者重新干。”

邓小平把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四个现代化作为衡量功过是非的标准。他说：“同心同德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决定祖国命运的千秋大业。”“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

在他后来视察南方的谈话中，谈到怎样估计改革开放时，又进一步提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是否有利于”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发展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会带动综合国力的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邓小平把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解释社会主义的本质，他关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思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和基石，也成为党的基本路线和制定系列方针政策的理论依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