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1.1.1 数字鸿沟概念的提出

数字鸿沟又称为信息鸿沟，即“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之间的鸿沟”。在英文里面，数字鸿沟大多数时间统称为Digital divide，但在不同时期、不同学者的研究中也有多种表述方式，如早期的Digital gap和Digital division，以及近期使用较多的Digitalinequality和Digital disparity等。这一概念译成中文也有多种表述方法：新华社最早将其直译为数字鸿沟，其他还有“信息鸿沟”“信息分化”“数字分化”“信息差距”“数字差距”“信息的有无”“信息的富有与贫乏”等，我国台湾地区则翻译为“数码沟”“数位落差”或“数位隔离”（刘芸，2006年）[1]。

1984年，世界电信发展委员会发布了名为《失去的链路》的报告，指出发展中国家电信基础设施的缺乏将阻碍其经济发展（当时主要关注电话接入问题）。到1990年，美国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A.Toffler）在《权力的转移》一书中，进一步提出了电子鸿沟（Electronic gap）的概念，将电子鸿沟描述为“信息和电子技术方面的鸿沟”。据Hoffman（2001年）[2]考证，数字鸿沟的概念最早由Markle基金会的前总裁劳埃德·莫里塞特（Lloyd Morrisett）提出，他认为数字鸿沟是信息富人（Information haves）和信息穷人（Information have-nots）之间存在的一种差距。但是当时所谓鸿沟主要针对20世纪80年代苹果电脑的普及和应用，侧重关注不同社会群体在个人计算机占有率上的差异（Arquette，2001年）[3]。但是，也有学者认为该术语是美国前副总统戈尔1996年在《建设国家信息高速公路》报告中首次提出来的（Conhaim，2000年）[4]。

进入21世纪以后，数字鸿沟问题开始在国际重要场合被各国际组织一再强调，成为国际社会高度瞩目的热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于2001年和2003年分别发表了两份报告《理解数字鸿沟（Understanding the Digital Divide）》[5]和《理解数字鸿沟——ICTs接入、扩散和应用的差别：政策和测度的暗示》。报告从信息通信技术和互联网的角度分析了数字鸿沟的定义、成因等，说明各国在互联网应用方面的快速增长以及存在的差异。此外，联合国所属ITU、UNESCO、UNDP、UNCTAD等机构长期以来致力于数字鸿沟测度研究，OECD、EU、WEF、EIU、APEC、CSPP、WB等国际组织也通过一系列项目开展对信息化和数字鸿沟的测度，并发布周期性报告。

1.1.2 区域数字鸿沟的概念

数字鸿沟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可分为国家数字鸿沟、性别数字鸿沟和城乡数字鸿沟等。传播学者Norris认为，从考察对象上来分，数字鸿沟包括3个层面。一是全球鸿沟，主要是指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互联网接入上存在的差距。二是社会鸿沟，即每个国家内部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穷者之间的差距。三是民主鸿沟，表示不同群体在使用ICT技术参与公共活动方面存在的差距[6]。

由于我国经济社会呈现出比较突出的东西部发展差异和城乡发展差异，因此国内对数字鸿沟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区域数字鸿沟方面，包括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数字鸿沟、城乡数字鸿沟以及3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之间的数字鸿沟等。本书所研究的数字鸿沟即我国3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之间的区域数字鸿沟。

1.1.3 区域数字鸿沟的测度

数字鸿沟的测度是和信息社会的测评联系在一起的。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日本等国家的学者提出了一系列信息化发展水平测评体系，用以测量一个国家的信息化发展状态以及多个国家或地区之间的信息化发展差距。21世纪以来，一些国际组织为了推进全球信息化发展以及统一信息化测评指标，相继启动了一系列有关全球信息化发展水平的测评项目，如国际电信联盟（ITU）的信息社会测评项目[7]、世界经济论坛的信息技术竞争力测评项目[8]、联合国贸易发展委员会（NUCTAD）的信息化和信息经济测评项目[9]等。这些项目的测评结果被用来衡量全球信息化发展的均衡性以及世界各国或地区间的信息化发展差距。

王益明（2011）认为，我国目前有4个课题组在进行我国区域数字鸿沟的测度工作[10]。其中，国家信息中心“中国数字鸿沟研究”课题组从2006年开始发布中国数字鸿沟报告，至今已发布了5期[11，12]。该课题组利用互联网普及率、家庭计算机普及率、固定电话普及率、移动电话普及率和居民家庭每百户彩电拥有量5个指标分析了我国的地区数字鸿沟、区域数字鸿沟、城乡数字鸿沟、性别数字鸿沟和教育数字鸿沟5个方面的鸿沟宽度，并设计了一个数字鸿沟综合指数。吴永亮采用30个指标构建了一个数字鸿沟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多层次主成分分析法进行了实证研究[13]。张彬构建了区域信息化综合指标体系来测量我国区域信息化水平和数字鸿沟，利用技术、经济、政府、教育、社会五大指标构建了我国区域信息鸿沟测量的测度指标体系[14]。此外，袁勤俭、汪全莉等学者则利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历年调研的各省市网民、域名、网站、IP地址等指标数据对我国的数字鸿沟状况进行了探讨[15，16]。

从测度结果来看，我国区域数字鸿沟指数在2002—2010年间大幅上升，由0.21增长到0.41，累计增长率为95.38%。在这期间，我国区域数字鸿沟呈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发展趋势。2009年区域数字鸿沟达到历年最高水平，2010年显著降低，达到2007年以前的水平，如图1-1所示[17]。

1.1.4 我国区域数字鸿沟形成机制问题的提出

了解数字鸿沟的形成机制对预测数字鸿沟发展趋势和制定数字鸿沟相关政策以缩小数字鸿沟至关重要。

在进行区域数字鸿沟测度的同时，张彬和陈思祁（2011年）进一步分析了区域数字鸿沟的影响因素及形成原因。主要方法是基于信息化指标体系各项三级指标分别测算相应的鸿沟指数，从中发现各分项鸿沟指数中增长最快和最慢的指标，作为我国区域数字鸿沟的增长原因[17]。

Norris（2001年）认为数字鸿沟实际上是产品扩散的问题，不同群体间由于ICT扩散时间、扩散速度的不同从而形成了数字鸿沟[18]。他预测不同群体之间的数字鸿沟可能逐渐弥合，也可能会长期存在，但没有详细解释原因。

此外，国内外大量关于社会信息化和数字鸿沟的文献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说明数字鸿沟的形成与技术、经济、政治、社会中的多项因素相关。但这些研究主要站在某一个角度，利用回归分析证明不同群体的ICT使用或ICT接入水平与某项可观测社会环境因素相关，都得到了对数字鸿沟形成机制的片段认识，但仍然缺乏针对数字鸿沟形成机制的全面、系统分析。

我国学者刘骏（2009年）提出了“数字鸿沟形成机理”概念，认为数字鸿沟形成机理可以从3方面来解释：一是形成原因，即经济、社会、政策因素；二是形成机理，在这方面沿用了Norris的观点，认为数字鸿沟的问题是不同区域间产品扩散速度的问题；三是形成动力机制，是教育、经济、政策和信息化系统四者的互相促进过程[19]。然而其研究停留在概念阶段，没有说明各影响因素究竟如何对数字鸿沟产生了影响，也没有得出一个系统的数字鸿沟形成机制模型。

在此基础上，本书提出应进一步研究我国区域数字鸿沟形成机制，为预测数字鸿沟发展趋势、提出数字鸿沟相关政策提供基础模型和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