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技术谬见
正直、虔诚、可敬的皮埃尔（即可敬的彼得院长），一名来自公元12世纪法国克吕尼修道院的修道士，造访了西班牙，并仔细观察了那里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发现了一个现象——他们不使用兽皮，而是在旧布制成的纸上写下宗教经文，这种纸就是现在文具店工作人员所说的“百分之百布料纸”。皮埃尔认为这种现象是社会退化的一个显著标志。
纵观历史，技术在社会所发挥的作用以及人们对技术的回应一直保持着高度一致，人们总是担心新技术的到来会给社会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这种忧虑在纸的历史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我们习惯于把“技术”理解为仅仅是设备的一种发展，只不过，在公元19世纪，这是一种机械化的发展，而现如今已转变为电子化的发展了。但正如在韦氏字典中所注释的一样，“科技”一词也可应用于“知识的实际应用”。
技术发明总是因某种需要而被创造。无数的发明创造都要早于纸的发明。在人类社会里，最先出现的是口语，之后是绘画，然后是象形文字，之后是字母，接着是音标拼字法，再然后是书写，最后才是纸。纸被发明以后，接着就有了印刷术、活字印刷术、打字机、机械打印机、电子文字处理机，直到现在的电子打印机。社会一旦出现某种需要，相应的解决办法也会随之产生。每个奇思妙想的发明也会让一个个需求接踵而至。这样来说，最初始的发明，从口语到后来的文字都不是实际存在的、人造的物体，因此，从单词本身的传统意义上来说，它们算不上“技术”，但它们发挥作用及影响社会和历史的方式与锻造技术非常相似。语言最终促使了纸的诞生。
学习纸的历史将会让你发现许许多多的历史误解，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关于技术的谬见：认为技术可以改变社会的想法。其实恰恰相反，是社会促使科技发展，以应对社会内部发生的变化。举个简单的例子，公元前250年，中国的蒙恬发明了用骆驼毛制成的毛笔。他的发明并没有立即启发中国人去写字、绘画，或是发展书法，实际上，中国社会在那之前就已经创立了一套书写系统，不过，当时的中国对更多的书写文本和更精妙的书法有着更加强烈的渴求。他们之前都是用蘸墨的木棍来写字，然而这种书写工具已经不能满足不断上升的需求了。蒙恬的发明不仅可以提高书写的速度，同时还能提高书法的质量。
关于纸在历史上所发挥的作用，编年史家往往痴迷于夸大其词：如果没有纸，就不会有建筑学；如果没有纸，也不会有文艺复兴；如果没有纸，工业革命更是无从谈起。
以上的说法都是错误的。这些发展之所以会在社会上兴起，正是因为社会到了一个急需这些发展的节点。所有的技术都是如此，但纸的个例最为清晰、明确。
根据学者们所了解的情况，世界上唯有中国人发明了造纸术，尽管中美洲人在过去也有可能发明过造纸术，但因为西班牙人彻底摧毁了他们的文化，我们对此便无法确定了。随着社会的演进，人们对纸有了需求，而且当时的环境需要一种既廉价又方便书写的材料，就这样，纸被应用到不同时期的不同文化中。
在纸被中国官方广泛使用了5个世纪之后，韩国的佛教僧侣也对纸产生了需求。他们掌握了中国人造纸的工艺，并将它带到日本，用以传播他们的宗教。几个世纪之后，精通数学、天文学、会计学和建筑学的阿拉伯人看到了人们对纸的需求后，便开始在中东、北非及西班牙等地制造和使用纸。
在中国人发明纸一千余年后，欧洲人才开始用上纸，然而他们并不是刚刚发现纸的存在。阿拉伯人早在若干年前就想向欧洲人出售纸张，只不过欧洲人直到开始学习阿拉伯数学和科学，拓展识字能力时，才意识到之前的书写材料——由动物皮革制成的羊皮纸——在面对快速增长的需求时，不仅制造速度慢，且成本高昂。
追求知识的人越来越多，政府机构也在不断扩大，再加上思想的传播和贸易的扩展，这一切因素促成了造纸术的诞生。但纸的国际影响力提升却是个异常漫长的过程。相比之下，印刷机、蒸汽机、汽车、电脑等在国际上得到普及的时间周期要短很多。
纸看起来是一项不可能的发明——将木材或织物分解为细胞质膜纤维，再加水稀释，之后将其倒在一个平面上，任其随意编织，最后就成了一张纸。从逻辑上来说，人的大脑不可能自主地想出这种造纸技艺，何况那个年代的人们都不知道什么是细胞质膜。造纸之后的下一个阶段未必就是印刷，但各个社会最终将独立地进入印刷阶段。试想一下，假如没人发明纸，怎么办？那么一定会有其他的改良的书写材料被发明，因为这是社会的需求所致。
从技术史或其他普遍存在的谬见中，我们可以学到其他重要的经验教训，其中一条就是新技术的诞生必然导致旧技术的消亡。然而这很少得到验证。纸被引进地中海地区后，纸草还存留了几个世纪。至今还有人在用羊皮纸。天然气和电热水器的发现和发明并不意味着壁炉的消失。印刷没有让书法终结，电视没有让收音机消失，电影没有让戏剧灭绝，家庭影院没有让电影院倒闭，电子计算器没有终结算盘的使用——尽管人们在一开始曾错误地预判这些新事物会完全取代旧事物。公元1879年，托马斯·爱迪生因其获得商业成功的电灯泡而被授予专利，在一个多世纪之后的今天，美国仍有400家蜡烛生产商，约7000名员工，年销售额超过20亿美元。实际上，公元21世纪最开始的10年见证了蜡烛销量的增长，尽管蜡烛的用途有了很大变化。羊皮纸的生产和使用也出现了相似的情况。新技术不仅没有让旧技术消亡，反而增加了人们的选择。毫无疑问，电脑将改变纸所扮演的角色，但纸是不可能因此消失的。
从技术的历史也可以看出，“卢德分子”
总是输的一方。最早的一批“卢德分子”是公元18世纪至19世纪早期的英国手工工人，他们抗议工厂雇用廉价而没有技术含量的操作机器，从而导致了自己的失业。起初，这项运动在诸多领域兴起，包括印刷业，但到公元19世纪最开始的10年，大部分“卢德运动”集中到了纺织工业。至于该运动的支持者为何被称为“卢德分子”，我们不得而知，但传说在公元18世纪，有个叫卢德的叛乱者主张反对机器，而且据说他跟罗宾汉一样，住在舍伍德森林里。“卢德分子”排斥像织布机这样的机器，他们袭击工厂、砸毁机器，甚至对抗英国军队。一名工厂主被刺杀，这迫使政府在公元1812年颁布了《保障治安法案》，将毁坏机器定为死罪。最终，该项法案导致了多起公开审判，进而终结了这场运动。
现如今，“卢德分子”一词被用来形容那些抵制新技术的人。而那些对计算机持否定态度的人，在如今算得上“卢德分子”真正的后继者，因为当年“卢德分子”所抵制的机械织布机通过使用穿孔卡片，编织出各种图案，而这种穿孔卡片就是计算机在机械方面的前身。
卡尔·马克思在他的重要著作《资本论》中，曾说“卢德运动”是失败的，因为“卢德分子”抵制的是机器，而不是社会。他说：“‘卢德分子’的错误就在于他们没有区分机器和资本运作，而且他们袭击的不是用于生产的物质工具，而是这些工具运作的模式。”
换言之，谴责机器本身是毫无意义的。相反地，技术为社会而生，而你不得不去尝试改变社会的运行方式。每项新技术的诞生都会带来相应的诋毁者，他们认为这项新技术会将以前所有好的东西统统抹去。这样的情形确有发生，比如当文字开始取代口语时，当普通纸取代羊皮纸时，当印刷机取代抄写员时，都出现过类似的情形，而且目前也正在发生，如电子化正威胁着纸张的生存。在这些例子中，用以抵制新技术的论据都是相似的：人类智力陷入险境，丧失记忆能力，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变少，人际交往的热诚不复存在。
这些反对技术的呼声在早期大多都没有得到重视，和当今人们对于电脑的忠告如出一辙。我们在记忆能力方面可以得到的辅助越多，就越少依赖于我们的大脑，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思维被毁掉了。目不识丁的人比有文化的人的记忆力更好，但很少会有人拿这个作为论据去证明“文盲”更具优势。文字的诞生虽然会让我们产生依赖性，但作为一种辅助工具，它也能使我们更加强大。
你无法预见一项新技术会对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因为社会一直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这就是马克思对于“卢德分子”的断论。技术只是扮演了促进者的角色。社会发生改变，然后这些改变又带来了新的需求，而新技术的产生就是为了满足这些需求。阻止技术革新的唯一办法就是抑制社会发生变化。印刷术没有创造新教改革，而是新教改革中的思想以及想要传播思想的意愿创造了印刷机；纸不能创造中国的官员和宗教人士，但纸被创造却是为了满足他们的需要。
为了证明一项技术可以改变社会，需要列出一项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方向的技术。但很明显，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如果一项技术旨在改变社会方向，那么它通常都是失败的。事实上，绝大多数的技术公司都不会引入新技术，而是对现有的技术进行创新改进。公司耗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做市场调查，试图确定社会的走向。一旦社会大方向确定之后，它们就会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为自己的产品“量体裁衣”。
不是所有的技术都代表着未来。在这瞬息万变的社会中，有些技术能够获得成功，但有些却注定失败。有时候，你甚至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创意，但根据你的创意做出来的产品可能并不会被社会接受。蔡伦没有发明纸，谷登堡没有发明印刷机，罗伯特·富尔顿没有发明轮船，托马斯·爱迪生也没有发明灯泡。反之，正是因为人们将那些已不再适应社会需求的思路或者机器重新整合为新的技术，这些发明才得以问世。这似乎说明了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很少会记住那些想出新主意的人，但对那些能将这些主意应用到商业领域的实用主义者甚是追捧。我们已经遗忘了那些创造了计算机诸多重要概念的人，却总是津津乐道于那些依靠计算机发家致富的人。
我们得到的另一个重要教训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将变得越来越廉价，同时也将变得更容易获取，质量也会有所降低。现在的纸要比以前便宜多了，但公元18世纪的纸要比公元19世纪的纸有更高的质量，同理，公元19世纪的纸又要比今天的纸好很多。
一千多年以来，造纸被视为文明的标志：掌握造纸技术的文明就是先进文明。当西班牙征服者埃尔南·科尔特斯在公元1504年抵达新大陆时，他对当地的阿兹特克人的印象极为深刻。他们已经建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并且在数学和天文学领域走在世界前列，但让他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他们的造纸能力。对于西班牙人来说，一个有造纸能力的社会算是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
用纸作为衡量文明与否的标志，会产生一个非常不同但又不乏准确度的历史画面。按照这个说法，亚洲的文明在公元前250年就开始了，并从那时起向阿拉伯世界传播。数个世纪以来，阿拉伯文化都是世界的主导文化，而那时的欧洲人是世界上最为落后的群体。他们不识字，也不懂科学，连简单的数学也不会；如果调查他们的商贸往来，你会发现他们对纸根本没有需求。公元5世纪时摧毁了罗马的“野蛮人”，到公元11世纪依旧是“野蛮人”。
今天的大多数历史学家都一致强调欧洲的“黑暗时代”远没有人们口中说的那么黑暗。但不可否认的是，那时的欧洲人确实要在很多方面落后于亚洲人和阿拉伯人。当基督教徒们接管了原先由穆斯林统治的西班牙后，他们一并摧毁了安达卢斯的文明，而且有目的性地摧毁了墨西哥最为先进的文明，抑制了墨西哥的语言、宗教和文化的发展，并烧毁了他们的书籍。
当欧洲终于开始发展起来时，它并没有像今天的许多人所设想的那样，按照地理区位的顺序发展。意大利自南向北开始发展，起点是西西里岛。爱尔兰的发展要比英格兰早很多。在欧洲，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地区吸取了阿拉伯人在数学、科学和会计学方面的智慧思想，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步。在之后的历史中，欧洲取得跳跃式发展，超过了阿拉伯世界和亚洲。欧洲的快速崛起得力于一项中国发明——活字印刷术，欧洲人能够利用这项发明为自身谋得发展，是因为不同于亚洲人和阿拉伯人所使用的文字系统，欧洲人的字母系统非常适合活字印刷术。这也意味着欧洲人可以按照他们想要的解读方式来书写历史。
拥有经文的宗教不在少数，从这点就可以看出书写文字的重要性。埃及人认为众神的书写员——鹭头人身的古埃及托特神将书写的能力赋予人类。对于亚述人来说，纳布是他们的文字神。玛雅人认为造物主之子伊特萨姆纳发明了文字和书籍。在纸被发明之前，宗教经典都是通过其他的书写材料作为媒介而传播的，还有一些书，比如犹太人的律法书《托拉》的手写体至今还保留在兽皮上。尽管宗教和文化，以及科学和数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我们也应该牢记对于金钱的追求从古至今都是推动技术发明的一大动力——文字、纸、计算机等都是为了扩大商业贸易而得到了发展空间。
在马丁·海德格尔的名作《关于技术的问题》中，他断言技术是“为了达到一个目的所使用的手段”，他还说道，“技术不仅仅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技术是一种呈现真实的方式”。
根据海德格尔的意思，我们要想理解这句话的含义，就要知道是什么促进了技术的发展。所有的技术都起源于一个新颖又绝妙的想法，而未来的发明只是简单地将这个想法展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讲，汽车就是车轮这一最初设想的更深层次的探索，而纸就是从书写语言这一伟大发明中发展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