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和群众是平等的”
采访对象：张志功
采访组人员：邱然
采访日期：2013年8月
采访地点：军事科学院
张志功，
1927年11月出生，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县人，中共党员。
1939年至1944年，在河南省陕县豫陕中学读书。
1945年至1949年，在国立西北农学院（即现在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读书。
1949年6月，参加工作。
1950年3月至1964年5月，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及国务院任习仲勋同志秘书。
1964年5月至1978年6月，下放山东。
1978年6月至1984年5月，在广东省委及中共中央办公厅任习仲勋同志秘书。
1981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副局级）。
1984年5月至1992年3月，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任办公厅副主任，正局级巡视员。
1992年5月，离休。
当时我们驱车一个县一个县地走，经过了河源、龙川、梅县、汕头、惠阳。我们一进入一个县的县界，县委书记和县长一个班子的人就等在那里迎接，当我们离开时，又远远地送到与下一个县的交界处。习书记对这种浮夸摆谱的工作作风非常过厌，当时给了这种作风十六个字的评价：“高接远送，劳民伤财，脱离群众，影响很坏。”表示以后要禁止这种做法，并形成制度。
——张志功
采访者：张志功同志，您好！您在1950年就担任习仲勋同志的秘书，之后更是和他有整整半个世纪的交往，可以说，您对他的了解是非常深的。
张志功（以下简称张）：是这样的。我从1950年3月担任习书记的秘书，一直到1962年，他被康生等人陷害，戴上了“反党集团”的帽子。从1964年开始，组织上不让我继续担任习书记的秘书，后来习书记和我分别被下放，我们从此分隔两地，没有见面的机会。在“文化大革命”那个动乱的年代里，为了自保，儿子揭发父亲，夫妻之间划清界限，兄弟之间反目成仇，同志之间相互倾轧的事情层出不穷，司空见惯。但是我从没违心说过习书记半句坏话，习书记对我也非常信任，从没怀疑过我会背叛他，出卖他。
到了1978年，习书记复出，主政广东，立即把我也调到广东继续担任他的秘书，他上调中央后，我也跟随他回北京，此后我担任他的秘书工作直到1984年。总的算起来，我两度担任习书记的秘书，共计20年的时间，交往更是持续了半个世纪。
1978年4月3日，习仲勋被任命为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图为他离京赴广东上任时在机场与送行人员合影。（左一为习近平，左四为齐心，右二为齐桥桥，右三为习远平）
对于我来说，工作上，习书记是我的好领导，好榜样；生活上，我与他感情深厚，习书记就像我的兄长和亲人一样。
采访者：所以我们很高兴这次能请到您谈一谈习仲勋同志，特别是他践行群众路线的具体事例。
张：你们这个选题，很有意义。无论是他早期在陕北的革命工作，还是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还是他晚年主政广东，他对群众的深厚感情和他的群众观点一直贯穿始终。习书记的这一生，可以说就是他践行群众路线方法的一生，也是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努力奋斗、努力工作的一生。
我还记得习书记刚刚来广东主持工作的时候，那时候他已经65岁了，但是工作起来的那种拼搏精神，我看大多数年轻人也比不过他。习书记每天工作都在十几个小时以上。有时候形容一个人忙碌，会说他“除了吃饭、上厕所、睡觉，都在工作”，那么习书记比这种情况还要忙碌：他有时候吃饭的时候也在看文件；上厕所的时候坐在马桶上也在看材料；泡澡的时候躺在浴缸里也要看文件；甚至睡觉的时间也往往被占用很大一部分用于工作——他为了多做一些工作，甚至是不分昼夜，经常熬夜到凌晨两三点钟。要知道，他当时已经是65岁的老人了，如此辛苦地工作，让我们很为他的身体担心。
习书记平时工作的时候没有休息的时间，有时候看文件实在眼睛累了，就会让我给他念。每周末，他都没有休息日，都是在工作。平时他也没有时间看休闲的报纸和杂志，更是没时间休闲娱乐。他唯一的一点娱乐时间，是当时省委办公厅每周六在珠岛宾馆11号楼放电影，习书记有时候会去看一场电影，放松一下，除此之外的其他时间基本上都是在工作。
习书记从来不看娱乐的报纸和刊物，但是《人民日报》等中央的报纸和一些重要的党刊党报是他每日必读的，为了能够及时了解中央的政策，他也经常和胡耀邦、冯文彬等在中央工作的领导同志联系。那时候，广东留给习书记的是一个巨大的烂摊子，各种事情非常繁琐，而且多如牛毛，省委的会议也非常多，习书记每周都要主持很多大大小小的会议。
那个时候，习书记为什么争分夺秒地工作？是因为他心里憋着一股劲，这股劲就是因为他白白失去了16年的时间，所以他说：“要把一天当作两天用，努力地弥补那些失去的时间，为人民群众多做一点事。”
采访者：您刚才提到，广东当时是个烂摊子，习仲勋同志上任之初，所面对的都有哪些非常棘手的事情？
张：最棘手的事情，主要是平反冤假错案，处理广东省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以及“文化大革命”之前历次政治运动所遗留的问题。“文化大革命”历时十年，持续的动荡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广东是受到破坏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冤假错案堆积如山，粉碎“四人帮”以后，干部群众迫切需要平反、恢复组织生活、恢复名誉。习书记自己也深受其害，他对所有这些被迫害的干部群众有着强烈的同情心，也有着高度的使命感，并且付出很大的心血。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有如下几件事情：
一个是“李一哲案件”。这个案件，当时在广东轰动很大，影响很恶劣，而且历时已久，是涉及当事人比较多的一个案件。该案的几个当事人被判了重刑，含冤入狱。这个案件最棘手的地方有两点：一是这个案件是前两届广东省委直接定性的，而且一次比一次定的性质严重，现在，相关领导有的已经调到中央工作，习书记要想翻这个案，阻力有多大，可想而知；二是当事人坐冤狱已经几年，即使平反了，他们也非常不服，所以，安抚他们的情绪也并不容易。
习仲勋在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代表省委向中央提出允许广东先行一步的建议。图为发言前草稿，文件顶部中批复的文字中写有“于今晚十时前交我（志功）六十份”。
像这种两头不讨好的事情，明哲保身的做法大概就是既不得罪前任领导，也不必一定要取得这几位当事人的理解，毕竟平反涉及成千上万的人，既然已经平反了，有些人仍然想不通，那就慢慢地拖下去，冷处理，一直拖到不了了之，也就算了。但是，以习书记耿直的性格，以他对群众深厚的感情和真诚的态度，他显然不会这样去处理这个案子。
前面提到，习书记的工作极其忙碌，但是他在忙碌之余，还硬挤出时间，先后十次和“李一哲案件”的几位当事人谈话。当事人提出的要求，习书记按照政策去解决；当事人想不通的地方，习书记循循善诱地去开导。有一段时间，习书记连续几天都格外忙碌，白天晚上连轴转，每天都要处理很多事情，晚上熬夜到很晚，连洗澡的时间都没有，稍微睡一下就要起来继续第二天的工作，一直这样熬到第四天，晚上还参加了省委会议，散会的时候已经11点多了。之后，他又赶到“李一哲案件”的几位当事人那里和他们谈话，从11点23分开始，一直和他们谈到凌晨2点20分才结束，整整谈了3个小时。十次和他们谈话，我每一次都在场。可以说，习书记为平反“李一哲案件”付出了很大的心血，他作为省委书记，主动替前两届省委承担责任，他还举自己受迫害的例子给“李一哲案件”的当事人听，他说：“我坐了多次监狱，坐共产党的监狱就有两次，你们才坐几次？我戴了脚镣，还绑了很多绳子，小腿下面还垫几块砖头，你们没有戴吧？”习书记言辞恳切地和他们交流，用真情和真心去感动他们，安抚他们，这让他们以及在场的人都非常感动。另一方面，习书记也委派吴南生等同志赴北京，去做前两届省委领导的工作。正是在习书记这样的努力下，“李一哲案件”虽然经历了一些波折，但最终还是得到了顺利平反，并在社会上产生了比较积极的影响，一定程度上抚慰了“文化大革命”带给群众的伤害。
广东省委作出为所谓广东地下党问题彻底平反的决定和处理“李一哲案件”的决定。《中共广东省委关于为所谓广东地下党问题彻底平反的决定》（左）《中共广东省委员会关于处理“李一哲”案件的决定》（右）。
在处理“反彭湃烈士案件”中，习书记表现出来的坚决、果断、大刀阔斧、雷厉风行，令人钦佩。彭湃同志，是中国农民运动的开拓者之一，1929年牺牲时年仅33岁，毛泽东同志曾经称他为“农民运动大王”，彭湃的母亲周凤一生支持儿孙参加革命，被毛泽东誉为“革命母亲”。“文化大革命”期间，彭湃烈士的家属遭受了非常残酷的迫害：彭湃的儿子彭洪被抓进监狱遭受了残酷的虐待，被活活殴打致死；彭湃的两个侄子也被迫害致死；彭湃的母亲也被抓起来，囚禁在海丰县公安局，在牢房里被整整折磨和虐待四个月，奄奄一息；同时，还有很多无辜的群众被牵连进来。这个案件的严重性和残酷性都是骇人听闻的，给彭湃烈士的整个家庭造成了极其惨痛的后果。周总理得知这一情况后，非常震惊。当时，彭湃烈士的母亲周凤还活着，总理发出紧急电报，命令广州军区的主要领导把周凤接到广州治疗，正是这封电报救了这位革命母亲一命，否则她很快就会死在牢房里。紧接着，周总理委托叶剑英元帅彻查此案。叶帅于1974年派专人赴广东调查处理彭湃案，竟然遭遇前所未有的阻力，案件就这样拖了几年。
到了1978年，习书记复出，叶帅深知习书记耿直的性格和优良的工作作风，便对中央力荐习书记赴广东主政。临行前夕，叶帅更是对他委以重任，专门将当年总理关于彭湃案的批条当面给了他，嘱咐习书记在广东尽快推进案件的调查。习书记揣着叶帅的嘱托，他4月到任，7月便亲自赴海丰县调查。在调查过程中，他惊讶地发现，海丰的县委常委中就有几个参与了杀人，原汕头地委副书记也有严重问题。可见，叶帅当年派人调查该案遭遇了重重阻力，并不是偶然的，其中确实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因素。为了给此案件中死难和受迫害的干部群众平反，习书记在省委常委会专门谈及此案，他当众表示，对“反彭湃烈士案件”要坚决彻查，对海陆丰那些严重违法乱纪的人绝不姑息。当时有人顾虑说，当事人可能会自杀。习书记斩钉截铁地说：“他们手上有血，如果自杀，那是他们自己的事！”
接下来，习书记用最快的速度组建了一个联合调查组，立即派驻海丰县，对此案进行缜密和深入的调查。调查当然还是遇到了各种困难和阻力，但是在习书记亲自督促下，用了大约半年的时间，终于彻底查明了真相，“反彭湃烈士案件”得到了严肃处理，当时的汕头地委副书记孙敬业以及海丰县的几名虐待和杀害彭湃烈士亲属及群众的违法犯罪人员均被依法逮捕，移交司法机关处置。
在“李一哲案件”中，习书记用细致和耐心去做多方工作，用温情和感情去抚慰受害群众的心灵；在“反彭湃烈士案”中，习书记用雷霆万钧的手段，以坚决果敢的态度惩办那些迫害革命群众的凶手。但是这两个案件比起“反地方主义”问题来，则是小巫见大巫了。“李一哲案件”和“反彭湃烈士案”是两个牵涉十几人、几十人规模的案件，而“反地方主义”问题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持续时间更长，影响更大，牵涉的相关干部群众人数十分庞大，是波及成千上万人的一个政治运动，这个事情的处理的难度比前面两个都要大得多。这也是当时习书记面对的难度最大的工作。
难度究竟有多大？“反地方主义”一共有两次，当时在广东省委常委中，绝大多数参加了第一次，有一部分参加了第二次，在这种情况下，常委会自然也是对此不能达成共识。所以，当时的情况对习书记来说不仅是阻力很大，也可以说是困难重重。一次，古大存的夫人曾史文见到习书记问：“有人说你为‘反地方主义’翻案，你知不知道？”习仲勋答道：“知道。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我被挤出广东；另一种可能是把为‘反地方主义’平反搞成。”
处理这样的事情，就要依靠工作策略和工作方法了。如果一味硬拼硬打，势必会遭遇反弹，陷入孤军奋战，甚至有被赶出广东的危险；如果选择妥协退让，工作就不会有进展，完全陷入被动局面。习书记面对这个前所未有的困难，施展了他高超的工作策略和斗争艺术——发动群众！
习书记先是找到了时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的庄田将军，让他组织一些人撰写冯白驹同志革命事迹的文章，并在报纸发表，广泛流传，让广大人民群众能够了解历史的真相，为接下来的平反制造舆论。说到冯白驹这个人，你们年轻人可能也知道的一部电影《红色娘子军》，这部电影在年纪大一些的人心目中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当时是家喻户晓。这部电影就是反映琼崖纵队的革命斗争电影，而“红色娘子军”的上级领导就是冯白驹同志。习书记让庄田将军组织人给冯白驹写文章，庄田将军当即答应，他很愿意做这样的事，因为他是冯白驹同志的老战友，感情至深，一直盼望着有朝一日能为逝去的战友平反，也盼望着“反地方主义”案件早日解决。后来，庄田将军组织人写的一些回忆文章，不仅在海南和广东的地方报刊上发表，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这在全国都引起了很大反响，人民群众对《红色娘子军》有着很深的感情，而群众对这些电影中可亲可敬的人物的感情，通过文章的发表，很自然地转变到了对冯白驹同志的敬仰和怀念，这一举措的效果非常明显，习书记立即在人民群众的舆论方面取得了先机。而人民群众对这些革命先辈的怀念和敬仰，很大程度上激起了平反“冯、古反党联盟”的诉求。很快，在广大人民群众舆论的支持下，再加之习书记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宜粗不宜细”的原则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表态，省委内部的一些阻力开始逐渐瓦解，很多长期在广东工作的领导干部开始审时度势，陆续表态，支持为“反地方主义”案件平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支持的人也越来越多，支持力度也越来越大，局面开始朝着对习书记有利的方向转变。
紧接着，习书记抓住有利时机，发动了总攻。1979年1月25日，习书记在常委会扩大会议的总结发言中，郑重地提出了要对广东“反地方主义”案件进行复查，获得了大会的通过并形成了决议。习书记获得了一个巨大的突破口，开始着手全面地开展工作，为“反地方主义”案件平反。
1979年3月20日，习书记主持省委常委会研究通过了省委组织部《关于落实干部政策的情况和意见》，进一步强调：要解放思想，冲破“禁区”，凡与客观事实不符、依据不足、无限上纲的定性、处理，不管是哪一级组织定的，什么人批的，什么时候处理的，都要实事求是地纠正过来。要干脆利落地解决，不拖泥带水，错多少纠正多少，全错全纠，部分错部分纠，不错不纠。复查工作不符合要求的，一定要改正过来，保证质量，不留尾巴。
1978年8月5日，习仲勋在惠阳地区考察时听取李富林（右一）的汇报，中间陪同者为张志功。
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习书记在陷入孤军奋战的窘境时，能够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实现反包围，全面扭转局势，并最终取得了胜利。所以，多年以前，毛主席曾经称赞习书记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比诸葛亮还厉害”，并不是虚言。事实也证明了群众路线的正确性和有效性。
采访者：能否给我们讲一讲习仲勋同志贴近群众下基层调研的事情？
张：习书记从1978年4月到广东来，一直到1980年年底上调北京，他在广东工作不到三年的时间。在非常有限的时间里，他在省委繁重的工作压力下，硬是挤出时间下基层，走遍了广东省的每一个地方。
习书记下基层的目的就是为了工作，为了调研，为了得到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更是为了能接触群众，倾听他们的呼声。所以他非常反感那种形式主义，乱摆谱的工作作风，更反对干部的享乐主义、官老爷作风。我作为他的秘书，每次跟他下基层，都兼任了管理员和勤务员的工作。实际上习书记这样做确实是对的，应该推广，很多工作确实一个人完全可以兼任，没必要拖拖拉拉带一大帮人。习书记下基层，从来都是轻车简从，他向来都是坐省委的一辆旧面包车，经常不带警卫员，也从来不带医生和护士，只带相关的省委领导和必要的工作人员，到了乡下，他只允许少数地方干部陪同，绝对禁止前呼后拥，大张旗鼓，他对吃饭、住宿各方面的要求都是要简单、朴素，尽量减少地方上的负担。
我跟随习书记去宝安县，那也是他来广东赴任之后的第一次下到地方基层调研。沙头角与香港近在咫尺，我们很清晰地看到香港那边的繁荣景象，高楼大厦鳞次栉比，街道上汽车飞驰，夜幕降临时，香港俨然是一座灯火通明的不夜城。70年代末的中国人很少有机会接触外面的世界，我们看到对面繁荣发达的香港，就好像在看着另一个世界。反过来看看我们大陆这边，一片破败和落后的景象，人民群众吃饭都成问题，到处是丢荒的土地，夜晚一片漆黑。香港和广东山水相连，大部分香港人都是从广东过去的，方言相似，文化传统相通，但是生活水平的差距却如此之大，习书记看到这么巨大的落差，心里很不是滋味。
当时偷渡逃港的问题很严重，群众吃不饱肚子，不想再过贫穷的生活，就跑到香港那边去。当时边境抓到了这些偷渡的群众，就按偷渡犯处理，有很多打骂和人格侮辱的现象。习书记开会谈到这个问题时，非常直言不讳地指出：“我们自己的生活条件差，制度问题解决不了，怎么能把他们叫偷渡犯呢？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不能把他们当敌人。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偷渡不能怪农民，只能怪我们自己的政策不对头，工作没做好！解决偷渡的根本办法是发展生产，把我们这边人民生活水平尽快提高上去。”
我还记得1978年7月，我跟随习书记到粤东地区下乡视察，搞调查研究。当时我们驱车一个县一个县地走，经过了河源、龙川、梅县、汕共、惠阳。我们一进入一个县的县界，县委书记和县长一个班子的人就等在那里迎接，当我们离开时，又远远地送到与下一个县的交界处。习书记对这种浮夸摆谱的工作作风非常讨厌，表示以后要形成制度，禁止这种做法。当时他给了这种作风十六个字的评价：“高接远送，劳民伤财，脱离群众，影响很坏。”从此以后，我们遵从书记的指示，就坚决制止这种做法，并形成了严格的制度，以后我们再下乡之前，都提前把习书记禁止高接远送等要求的通知送达给各地方的单位领导。
习书记对地方干部浮夸摆谱的作风坚决制止，但是反过来对他们随性和失礼的一面却非常宽容。粤东之行正是夏天最炎热的时候，很多县委书记都是穿着拖鞋来和习书记见面，有些县委书记坐在沙发上汇报工作的时候，还会不自觉地抠脚丫子。习书记对此并不在意。
习书记在汕头地区谈到了领导干部作风建设，要求各级领导要在工作作风上有一个大的转变，他说：“‘四人帮’把我们党的优良作风败坏了，现在用改良的方法不行，必须来一场革命。机构重叠，人浮于事，官僚主义，怎么能把工作搞好呢？要下决心改变这种不良作风，要密切联系群众，遇事多和群众商量，扎扎实实地抓工作。要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作风，农业要大上，干部要大下。各级干部都要深入实际，参加劳动。党委要亲自抓政策，从具体情况出发，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不要搞一刀切，把‘四人帮’破坏的政策该恢复的都恢复过来。”
也正是习书记严谨细致、不遗余力地基层调研工作，让他能够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了解到了民情，探寻到了体制上存在的问题，全面了解广东省情。习书记曾说：“领导干部和群众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要永远生活在人民群众之中，不然的话，就会脱离群众，跟群众对立，同群众就想不到一块，就不会关心群众的疾苦。”
也正是在践行群众路线的过程中，习书记逐渐形成了他对体制问题的深刻反思，并促使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向中央要政策，给广东要权，使广东能够先行一步，让改革开放有了一个顺利的开局。习书记在1979年4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在中南组会议上旗帜鲜明地发言提出，希望中央给广东下放一些权力，并且很尖锐地说，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可能几年就上去了。这就是广为流传的习书记向中央要权的历史佳话。可以说，贴近群众基层调研是习书记给广东要权的源头，而要权又是“中央50号文件”的源头，50号文件又是广东先行一步，让改革开放顺利开局的保障，之后，习书记才得以大展身手，集思广益，提出广东兴建出口加工区的改革新思路。这整个过程形成了一个紧密联系的链条。
采访者：习仲勋同志对自己、家属、身边工作人员要求非常严格，坚决制止脱离群众、搞特殊化的现象，您能否给我们谈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张：习书记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在当时的广东省委是出了名的，作为广东省的一把手，他有着大量招手即来的条件，却从来不搞特殊化，甚至于很多优越条件在制度上是合理的、正当的，也被他坚决地拒绝了。
前面提到过，习书记在广东将近三年的时间里，一直就乘坐一辆旧面包车，这辆连空调都没有的面包车陪伴他上下班，开会，下基层，下乡，去机场，去火车站，参加外事活动，有时候省委也会开这辆面包车去办其他的公事，这辆车可以说跑遍了广东的山山水水。当时，省委打算给习书记配备一辆更舒适的进口小轿车，被他坚决拒绝了。
广东的夏天很热，习书记一直生活在北方，很不适应广东的闷热气候。而且他上了年纪，身体又比较胖，夏天最炎热的时候，习书记走几步路，稍微动一动就是汗流浃背。那时候的条件和现在没法比，现在空调已经普及到家家户户了，但那个时候，空调还是紧缺的东西，广东省委也只有常委会议室里装着一台空调，习书记的办公室和住处都没有，只有电风扇，要知道广东到了湿热的季节，电风扇吹出来的都是热风，起不到多大的作用，我经常看到习书记吹着电扇，还是满头满脸的汗水。当时，澳门的马万祺先生送给了广东省委三台空调，并指明其中一台是给习书记的。我去省委办公厅接待处把空调取了过来，打算安装在习书记的办公室，但是被习书记知道后，坚决拒绝了，让我把空调装到会议室里给大家享受。习书记坚持不搞特殊化，一定要和同志们同甘共苦的精神，也让省委上上下下的同志们非常感动。
即使是政策上允许的事情，习书记如果觉得它会产生不利的影响，或者有可能影响干群关系，或者影响党在群众中的形象，他也不去做。1979年11月22日，习书记率广东省代表团应澳大利亚邀请出访，返回时途经香港访问考察。当时的政策规定，每人可以免税购买一件大家用电器，价格比内地便宜很多，如当时大陆很紧俏的彩电、冰箱、洗衣机等等，出国的人都不会错过这个机会，都会买一件。但习书记给大家定了一条纪律，要求大家一律不许购买，同志们也都遵守了这条临时规定。我们是坐火车返回广州的，当时迎接我们的同志惊讶地发现，我们13个人没有一个人带大件回来。这件事留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而且不仅这一次是这样，以后也是如此，习书记出国考察，从来都是以身作则，大件小件什么也不买，绝不利用出公差的机会给自己谋利。这也给省委的同志们起到了很好的表率作用，1980年夏天，杨应彬同志和黄静波同志受习书记的委派，带队去香港考察，也是以习书记为榜样，回来的时候什么都不带，甚至有的同志把香港的亲戚赠送的礼物也拒绝了，后来还是亲戚从香港邮寄到大陆的。
习书记生在陕西，长在陕西，参加革命以后也一直在陕西，后来在北京工作，受迫害下放的时候在河南生活过一段时间，这三个地方无论气候还是饮食都和广东有着很大的差别。另外，广东当时物资也比较匮乏，食堂里面的大米都是糙米，吃起来又干又散，口感很不好。食堂炒的空心菜又老又硬，都咬不动，嚼完之后一嘴的渣滓，当时我们省委的同志戏称这道菜是“无缝钢管”。但习书记似乎一点都不在意，他一直都是和我们一起吃食堂，从来没有抱怨过一句。
习书记对家属的要求和对他自己的要求一样严格。还说用车的事，他把公车的使用规定得非常严格。当时，省委办公厅有个规定，用公家的车，一公里补偿8毛钱，当时的平均工资才十几块钱，按照当时的物价水平来说，8毛钱可以说贵得离谱了。当时如果有人要用车，必须经过习书记的批准，要按规定掏钱。习书记这是按照办公厅的规定对待其他的同志，但是对他自己的家人，他根本就不允许他们使用公车，不允许沾他的光。有时候他会自己抽查，上班时间突然跑出来，看看他的车在不在，看看齐心大姐和桥桥有没有用他的车，秘书有没有用他的车去办私事。
习书记对家人要求非常严格。习近平同志过春节期间到广州来和父母一起过年，但是习书记让习近平同志另外住招待所，不能和他住在一起，不能享受他的待遇。
一方面习书记要求严格，另一方面习书记的家属也都能严格要求自己。习书记在广东工作两年八个月的时间，退休后又在深圳休养，前后二十年的时间，齐心大姐从没去过香港和澳门，可见她对自己的要求有多么严格。齐心大姐和习书记有很多相似之处，她在生活上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在工作上也一直是习书记的贤内助，她对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也非常关心、爱护，大家都亲切地称呼她“大姐”。
习书记对领导干部的要求非常严格。有一次，某位同志到肇庆出差，吃饭时没有支付粮票，他离开肇庆返回广州后不久，肇庆就有人给省委写信，揭发这位同志违反组织纪律，在肇庆白吃白喝白住。习书记在省委工作会议上，从头到尾读了肇庆的揭发信，并且点名批评了这位同志，要求他立即把粮票补交给肇庆方面。这位同志是习书记一手培养成长起来的，也是他赴广东之前自己点名带来的干部。书记自己曾经开玩笑说，当初在陕甘宁根据地，他是个小孩子，是他看着长大的。即使是这样习书记看着长大，亲手培养，点名带来的干部，只是犯了小小的错误，他批评起来也是丝毫不留情面。
1980年春，习仲勋陪叶剑英在广州休憩，图中站立者为张志功。
习书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有着严格的要求，他绝不会通过他手中的权力给我们封官许愿，也从不给我们特殊照顾。以我为例，习书记主政广东期间，也兼任广州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党委第一书记。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上将和习书记在工作上合作非常密切，军政关系和军民关系也都非常融洽。出于联络工作方便的考虑，军区想给我在军区部门里面安排一个职务，我当然也很愿意在军队中兼任一个职务。但是习书记认为这样做不妥，拒绝了军区的建议。
习书记上调中央，准备回北京上任的时候，我也决定随同他回京工作。当时我已经五十多岁了，琚立铭同志觉得我任科级职务30多年，工作上也很努力，却一直得不到提拔，不公平。于是他就和当时的省委常委兼秘书长杨应彬、省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秦文俊、办公厅副主任陈仲旋几位同志商量，建议把我由正科级提拔为副处级。他们正着手给我办理任职手续的时候，习书记知道了这个情况，立即把他们四个人叫到办公室，一顿严肃批评，说他们“违反组织原则，向组织伸手要官，影响恶劣”，并要他们立即停止办理任职手续的事，并且就此做出深刻的检讨。当然，无论是琚立铭等四位同志，还是我本人，也完全能理解习书记的做法，他的教育和鞭策，确实一直给我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采访者：其实，领导干部对大家严格要求并不是难事，但是像习仲勋同志这样严格要求大家，大家却都对他如此敬佩和亲近，这就是了不起的领导艺术了。
张：这有两个原因。一是习书记把握原则，一视同仁，无论是他自己、他的家属、他的下属、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他都一样严格要求，一碗水端平，没有任何偏袒和不公正的地方，所以没有人不服气，反而能齐心协力，同甘共苦。二是虽然习书记在工作上对下属要求严格，该批评的就批评，但他是真心爱护干部，而且他一生都没整过任何一个人，光明磊落。习书记曾经说过，我们处分一个干部很容易，但培养一个干部很难。
康生等人陷害习书记的时候，习书记自己蒙受冤屈，身陷囹圄，却仍然不忘保护同志和下属。他曾经这样说：“我身上的芝麻，放在别人身上就是西瓜，别人身上的西瓜，放在我身上就是芝麻。”当时康生等人给他安上“习仲勋反党集团”的帽子，他尽可能把罪名都揽到自己身上，自己承担一切，尽可能地解脱别的同志。
习书记一方面对干部严格要求，一方面对干部非常爱护，而且他还非常具有民主作风，能够虚心地听取干部和群众的意见。习书记说过：“作为班长和领导者，也要注意多创造条件，让下级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也乐于发表自己的意见，没有什么顾虑。在领导身边，有几个敢于提意见的人，爱‘挑刺’的人，很有好处。不要你一说什么，他就说对、对、对，是、是、是，而是能动脑筋思考并提出建议，这样可以保证我们少犯错误。我们领导干部就是要有几个敢于提意见的好朋友。有句古话叫‘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各级领导要善于听取意见。”
1978年10月初，惠阳地区检察分院一位叫麦子灿的同志曾给习书记写了一封信，信上“火药味”十足，对习书记毫不客气地说了一些很刺耳的话，批评习书记的一些做法。“我同你不熟悉，也从未见过面，只听过你讲话的传达，只见过你的指示发表在报纸上。但从上述的接触中，我感觉到你还是一个爱听汇报，爱听漂亮话，喜欢夸夸其谈的人。”习书记以前曾讲过对惠阳地区澳河和潼河整治的事情，麦子灿对习书记的这次谈话很不满意，他在信中说：“这些漂亮话都是纸上和口头上的东西，都是听汇报得来的。但群众意见如何，群众呼声如何，你有否去听一听，是否真正如惠阳地委讲的那么漂亮？我劝你认真下去听听群众的意见。……你一讲话，就表了态，骑上了这只大虎更难下啊！……我看你讲的重视群众来信来访也是漂亮话，是句空话！因为你只讲，没检查督促。”在这封信的结尾，麦子灿更是尖锐地说：“你讲话中不是常说爱听刺耳话，说什么‘良药苦口利于病’吗？现在给你提两个刺耳的意见，看你是否‘叶公好龙’？”
其实麦子灿同志的那封信，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其中很多观点和对习书记的指责是在不了解具体情况下得出的结论，并不客观。但是习书记收到信以后，一点儿都没有生气，在开省委会的时候，习书记当着大家的面从头到尾念了这封信，并说：“这封信写得好，还可以写得重一点。下面干部敢讲话，这是一种好风气，应当受到支持和鼓励。不要怕听刺耳的话，写信的同志相信我不会打击报复他，这是对我们的信任。”之后，他以省委的名义把这封信转发地市委，并附言：“请在党委中进行讨论……麦子灿同志对我的批评，是对我们党内至今还严重存在的不实事求是、脱离群众等坏作风的有力针砭，应该使我们出一身冷汗，清醒过来……”以此鼓励麦子灿同志的做法，并希望干部群众以后多给他提意见。
不久以后，习书记还特地委托赴惠阳地区整风的刘田夫同志抽时间找麦子灿同志聊一聊，全面听取他的意见，并且给他捎去了一封亲笔信，信中诚恳地写道：“你的来信很好，对我们各级政府班子特别是负责干部目前的精神状态和工作作风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十分中肯的意见，我表示诚恳接受，并决定将你的来信转发各地，以便进一步把党内民主空气发扬起来，为了更充分地听取你的意见，现趁刘田夫同志（省委书记）前来帮助惠阳地委整风之便，委托他同你面谈，并请刘田夫同志帮助地委切实解决你所反映的问题。”这种豁达的态度和宽阔的胸襟令我们每一个见证此事的同志都深深钦佩。
习书记的民主作风，乐于听取干部群众反映的意见，并不是偶然的。我还记得一个事例：我平时的工作内容之一，就是大量受理群众来信。在1979年初，有一封未署名的信点名批评习书记“习以为常”，意思就是说，“习”刚来广东时劲头挺足，后来便“雷声大、雨点小”，时间久了就“习以为常”了。倒也没有什么恶意，但是有问题反映问题也就是了，拿老人家的姓氏开玩笑，是很不合适的。我犹豫了一下，但还是把这封信给习书记看了，习书记不仅没有生气，还在一次干部大会上把这封信从头到尾读了一遍，之后还表扬了这位群众说话直率，敢于进言，敢于提意见的精神。
习书记曾经针对这件事情说过：“批评对我是个鞭策，提醒我不要以为事情都已经办得很好了，要引以为戒，戒骄戒躁，更好地工作。”
如果说乐于听取意见和善于听取意见是一个优秀的领导者所应该具备的品质，那么习书记另外一些事情的做法，需要非同一般的大度和宽厚，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到的。习书记因为康生的迫害，度过了十六年受审查的生活，可以说人生中最年富力强的阶段被白白浪费了，这种惨痛的损失，不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接受的。习书记复出后，对那些在关键时刻曾经背叛过他，违心说过他坏话的人，从不计较，甚至在那些人遇到困难的时候，还热情地给予帮助，这种以德报怨的优良品质，着实令人感佩。
当初，习书记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在康生等人以“反党小说”《刘志丹》迫害习书记的时候，经不起各种威胁和利诱，违心地写了一份揭发习书记的材料，这份材料给习书记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影响。16年后，习书记复出，这位同志因为心中有愧，始终无颜面对习书记，从来也没和他见过面。后来，习书记听别人说他住房很困难，多年得不到解决，就联系了相关部门，按照规定解决了他的住房问题。习书记这种以德报怨的处事方式，使这位同志羞愧难当，更不好意思见面了。后来，这位同志生病住院，习书记亲自去医院看望他。这位同志说：“习书记，我对不起您！”但是习书记宽厚地笑笑，对他说：“我知道你当时也是身不由己。安心养病吧！”这一句轻描淡写的话，让那位同志感动得泪流满面。
“文化大革命”中，习书记被拉到西安进行了残酷的批斗。当时，陕西师范大学的一个青年教师殴打过习书记。习书记平反以后，组织上要对这件事情进行调查。当时，学校派了一个外调人员来向习书记取证这件事，习书记淡淡地说：“算了吧，既然事情已经过去了，就让他总结经验教训吧！不要取证了！”那位外调人员想要告诉习书记那个青年教师的名字，没想到习书记断然拒绝：我不需要记住这个人！”这是多么宽阔的胸襟和豁达的人格风范！
采访者：最后想请您谈一谈，您对我们这本《习仲勋与群众路线》有什么样的期望和建议？
张：习书记确实在以他的一生来践行群众路线这个优良作风，也正是因为如此，他也一直保持着一种谦虚低调的作风。对出版有关他的书籍，他生前对此是什么样的态度，我给你们讲一件事情，你们或许会有所感悟。
2001年，习书记88岁寿辰之际，我从北京到深圳去庆贺他的生日。在一次谈话中，我跟习书记说：“目前有写您的三本书，中央早就已经批准出版了，一本是《习仲勋文选》，一本是《习仲勋传》，还有一本《习仲勋革命生涯》。《习仲勋文选》主要是编选您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重要文章，现在已经出版了。《习仲勋传》是个大部头，需要大量的史料研究，目前正在编写当中。《习仲勋革命生涯》是由我们三个秘书，田方、范新民和我负责编纂的，很快也要出版了。这些事情您都知道吧？”习书记淡淡地说：“知道。”随后，习书记对给他出书的事情说了一番话，这些话我直到现在记得还很清楚。
习书记说：“编《文选》，选择一些我的讲话及有关文件，作为历史资料让大家知道一下，是可以的。写《革命生涯》，找我的老战友、老同志谈谈，沙里淘金，写些我参加革命的小故事，有个纪念，也好。至于写我的传，我不太感兴趣，无非是歌功颂德、评功摆好，写出来能有多少人看呀？”习书记沉默了片刻，又继续说道：“要说我这一生嘛，用几句话就可以概括：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也对得起自己，没有犯过‘左’的错误，没有整过人。业绩平平，问心无愧……”
最后，习书记感叹说：“前人功过，后人自有评说。古人说，盖棺论定，我看不一定，有的人盖了棺也不见得就能论定。”
习书记这一生，经历了顺境和逆境，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设新中国、十年浩劫、改革开放。从陕北，到北京，到河南洛阳，到广东，再回到北京。我们且不提他有什么丰功伟绩，如何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就他人生中做过的一系列大事和他令人钦佩的情操和情怀，就值得浓墨重彩地去书写。然而习书记却情愿只用这几个词来概括自己的一生，甚至给自己的评价是“业绩平平”。而且，他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也非常鲜明：不要急着去歌颂，去评价，因为“有的人盖了棺也不见得就能论定”。
所以，这本书一定要客观地反映历史。一方面要丰满，要充分；另一方面要真实，要朴实。千万不能搞一些华而不实的东西。这才符合习书记一贯的要求，才能让这个选题落在实处，让这本书具有真正的史料价值和教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