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工业化的基本政策及其理论争论

由于苏联工业化其基本政策涉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因此，苏共党内在工业化理论上一直存在严重分歧，有过激烈的斗争。

苏联工业化是完全按照斯大林的思想进行的，其基本政策或者说主要特点是：重工业化、超高速与主要通过剥夺农民的办法用高积累来保证工业化的资金来源。斯大林实行的三大工业化政策的核心是重工业化。

一 重工业化的实质是集中一切力量片面优先发展重工业

1925年12月联共（布）十四大通过的关于工业化决议，并没有强调要侧重发展重工业。但到了1926年4月，斯大林开始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他明确指出：“不是发展任何一种工业都是工业化。工业化的中心，工业化的基础，就是发展重工业（燃料、金属等等），归根到底，就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发展本国的机器制造业。”“工业化首先应当了解为发展我国的重工业特别是发展我国自己的机器制造业这一整个工业的神经中枢。”^[10]后来，斯大林还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通常都是从轻工业开始的。……我国共产党也就拒绝了‘通常的’工业化道路，而从发展重工业开始来实行国家工业化。”^[11]

为了实现斯大林重工业化的政策，在战前三个五年计划的13年期间，苏联对工业的投资为1550亿卢布，占国民经济投资总额的42%。而用于工业的投资中，重工业占84%，轻工业占16%。重工业投资在国民经济投资总额中一般要占30%，有时高达40%，而轻工业的投资只占7%，有时仅占4%。而对农业的投资出现不断下降的趋势：“一五”期间为15.5%，“二五”期间为11.8%，“三五”期间为10.7%。^[12]根据官方的材料，从1926年到1940年，苏联重工业增长18.4倍，年均增长率为21.2%；轻工业增长6.2倍，年均增长率为14.1%；农业仅增长26%，年均增长率仅为1.5%。

有关工业化从何开始的争论，在托洛茨基等“反对派”在党内失去领导地位之后，斯大林与布哈林之间的分歧日益尖锐。斯大林在坚持重工业化政策的同时，指责布哈林等右倾反对派提倡的是“印花布”工业化道路。实际上，布哈林等人也强调发展重工业的决定性意义，但反对片面发展重工业。他认为：“为了使社会再生产和社会不断增长尽可能有利地（尽可能没有危机地）进行，从而达到对无产阶级尽可能有利的国内阶级力量对比，必须力求把国民经济各种基本成分尽可能正确地结合起来（它们必须‘保持平衡’安排得恰到好处，积极影响经济生活和阶级斗争的进程）。”^[13]

二 超高速的工业化

斯大林一再强调高速度是工业化的灵魂。其做法是高积累高投入，把基本建设投资主要用于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当时布哈林认为，应该使工业化具有尽可能的速度，但“不是把一切都用于基本建设”，不能片面追求积累和工业投入，“应该坚决地把严重的商品荒缓和下来，并且不是在遥远的将来，而是在最近的几年中”。^[14]他还指出：单纯追求高速度，是“疯人的政策”。^[15]但斯大林不顾有人反对，还是竭力追求高速度。在1930年6月召开的联共（布）十六大上，当有人表示反对斯大林提出的“五年计划四年完成”等口号时，斯大林说：“那些胡说必须减低我国工业发展速度的人，是社会主义的敌人，是我们阶级敌人的代理人。”此后，还有谁敢提反对意见呢？！

三 斯大林主要通过剥夺农民的办法用高积累来保证工业化所需的资金

为了保证工业化的高速发展，苏联在“一五”、“二五”计划时期，积累率一般要达到26%—29%的水平，个别年份要占到国民收入的1/3。在工业化初期的1928—1931年，积累率的增长速度很快，积累基金增长近2倍，而消费基金仅增长0.5倍。^[16]

斯大林为了重工业高速发展所需的资金，就必然要提高积累率。而提高积累率的一个重要办法是剥夺农民，即靠农民的“贡税”来解决资金来源问题。斯大林在1926年党中央四中全会上的报告中，专门谈到工业化资金来源问题，即社会主义积累问题。他提出，苏联工业化的资金来源不能像英国靠数十年数百年掠夺殖民地收集“追加的”资本，也不能像德国靠在普法战争后索取赔偿来加速工业化，更不能走俄国靠接受奴役性的条件下获得外国贷款实现工业化的道路，而是要靠苏联国内积累解决资金问题。到了1928年工业化时期开始之际，大量的资金来源已成为十分迫切的现实问题了。内部积累究竟靠什么，斯大林于1928年7月9日在《论工业化和粮食问题》的演说中回答说：这种内部积累的源泉是农民，明确提出了“贡税”论。他说：“农民不仅向国家缴纳一般的税，即直接和间接税，而且他们在购买工业品时还要因为价格较高而多付一些钱，这是第一；而在出卖农产品时多少要少付一些钱，这是第二。这是为了发展为全国（包括农民在内）服务的工业向农民征收的一种额外税。这是一种类似‘贡税’的东西，是一种类似超额税的东西；为了保持并加快工业发展的现有速度，保证工业满足全国的需要，继续提高农村物质生活水平，然后完全取消这种额外税，消除城乡间的‘剪刀差’，我们不得不暂时征这种税。”^[17]斯大林通过“贡税”这种强制的办法，使农民一半的收入交给国家。据估计，“一五”计划时期，从农业吸收的资金占用于发展工业所需资金的1/3以上。

斯大林的“贡税”论来自托洛茨基的“超工业化”、“工业专政”的理论。托洛茨基认为，在苏联这样一个农民占大多数的国家，无产阶级要像战胜资产阶级那样战胜农民，为此，国家必须实行“超工业化”，即通过向农民征收高额赋税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同时提高向农民供应的工业品价格，靠这种剥夺农民与挤压农业的手法获取大量工业化所需资金。他还认为，要对整个国民经济领域实行“工业专政”，即使一切经济部门都必须严格服从国家工业发展的需要，以全力保证工业化的高速度。

布哈林针对托洛斯基的上述理论与斯大林的“贡税”论指出，这些理论实际上是把农村当作殖民地，剥夺农民的政策实际上是“建议无产阶级杀掉会生金蛋的母鸡”，从长远来看，其结果必然是“需求缩减，销售危机，社会再生产的过程进行缓慢，工业凋敝等等”，最后“完全会导致社会主义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崩溃和破产”。^[18]布哈林认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资金积累应通过不断扩大农村市场容量的办法去解决，这样做，在开始时工业化发展得慢一点，但之后随着农民市场容量的不断扩大与资本周转的加快，最后会获得一个较高甚至最高的积累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