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绪言
佛教传播到亚洲之外地区的最早时间可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印度使欧洲人首次与佛教有了接触。亚历山大大帝很快撤军，但他攻下的印度河流域等地的城镇与希腊本土的联系被切断。据说，一些没有来得及撤回欧洲的希腊人皈依了佛教。大约几十年后，统一印度北部及西北部地区的阿育王信仰佛教，他决定以和平方式治国，并且向各地派出使者弘扬佛法。有使者远赴今天的马其顿和希腊，可惜由于时间久远以及史料阙如，相关情况我们已无从知晓。
公元前2世纪上半叶，佛教传入希腊人统治的大夏，希腊文化与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弥兰陀王问经》等资料记载了当时大夏境内希腊和马其顿移民信仰佛教的一些内容。希腊文化对佛教的影响还体现在盛极一时的犍陀罗艺术上。
伴随亚洲和欧洲历史条件的变迁，这两大洲之间的联系时断时续。欧洲早期个别传教士和航海家来到东方，对佛教有所了解。13世纪，方济各会修士卢布鲁克奉法国国王路易九世之命出使蒙古，回国后，他在向国王的出使报告中提到了当时蒙古帝国的佛教信仰状况。不久，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到中国和东南亚一些国家，他在游记中对他所见到的佛教徒及他们的佛教信仰有所记载。
随着殖民主义兴起，大批欧洲探险者、传教士来到东方。欧洲殖民主义各国为了加强对亚洲殖民地的统治，逐步重视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等内容，具有典型东方色彩的佛教自然成为他们关注、研究的对象。这样一来，佛教在欧洲的传播以其被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形式而出现。
18世纪，英国学者威廉·琼斯开始有意识地研究亚洲的历史和文化。他组建孟加拉亚细亚学会，出版刊物《亚细亚研究》。琼斯本人的研究重点是印度的法律和宗教。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琼斯对佛教了解不多，他的一些观点也并不正确。但是，他的努力为今后欧洲学者的佛教研究开启了大门。
19世纪，佛教研究在欧洲各国受到高度重视，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采用多种方法进行相关研究，取得了累累硕果。英国学者中，哈迪曾在锡兰（今斯里兰卡）生活20多年，精通巴利语和梵语，著有《东方的寺院制度》、《佛教手册》等。柴尔德斯出版《小诵》的英译本及两册巴利语辞典。里斯·戴维斯成立巴利文经典学会。经过百年来诸多学者的不断努力，巴利文佛教经典已基本整理、出版完成。该学会还出版了大量藏外佛教文献，编辑巴利语词典、巴利语文法、巴利语三藏索引等诸多学术成果。麦克斯·缪勒主持出版了50册《佛教圣书集》。爱德华·孔兹在大乘佛教研究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埃德温·阿诺德的《亚洲之光》使西方人能够从学术研究之外的另一个全新角度来了解佛教。
在法国，布诺夫将《法华经》、《天譬》等从梵语翻译成法语，出版了《印度佛教史导论》。他开创了科学研究佛教的先河，被誉为“欧洲佛教研究之父”。诸多学者沿着布诺夫的足迹，将法国的佛教研究推向前进。塞纳尔、列维、沙畹、富歇、伯希和、马伯乐、克鲁塞、戴密微、谢和耐、巴科、石泰安、拉露等都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做出了成绩。探险家古伯察、大卫—尼尔的著作也帮助欧洲人从更加直观、感性的角度来认识佛教。
在德国，莱布尼茨、康德、谢林、黑格尔等哲学家与佛教有所接触，受佛教思想影响最大的是叔本华和尼采。该国从事佛教研究的著名学者有奥登伯格、格利姆、盖格尔等人。
除了英、法、德，欧洲其他国家也涌现了一些著名的佛教研究学者，他们在各自领域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促进了欧洲佛教研究的发展。在此仅列举一些有代表性的人物，例如荷兰的科恩、沃格尔、狄雍，比利时的普辛、拉莫特，奥地利的纽曼，匈牙利的乔玛，丹麦的弗斯波尔，意大利的图齐等。他们的贡献使欧洲的佛教研究在19、20世纪呈现蔚为大观的气象。总的来说，在整个19世纪以及20世纪上半叶，佛教的学术研究成为佛教在欧洲传播的主要方式。
20世纪初，佛教徒建立的团体在欧洲已经出现，它们的名称往往是佛教会、佛教学会。团体的主要事务是发展会员、创办刊物、宣传佛教思想、举行活动等，有些团体也开展佛教修行，如坐禅、庆祝佛教节日等。总的来说，20世纪上半叶出现的佛教团体秉承了欧洲佛教学术性特征明显的特点，不具备宗派性特色。
20世纪下半叶，各种佛教系统或宗派在欧洲各国纷纷成立组织，建立道场，招徒传法，使佛教在欧洲的发展呈现新的面貌。日本佛教中的禅宗、创价学会，藏传佛教各派发展势头迅猛。90年代起，佛光山在主要欧洲国家的重要城市纷纷建立组织和道场。佛教在欧洲的传播同样与时代条件和背景密切相关，例如，六七十年代东南亚各国的政治动荡使许多人背井离乡前往欧洲，促进了欧洲上座部佛教的发展。
佛教在美洲的初传隐藏在历史迷雾中。1761年，法国汉学家德吉涅指出，458年慧深等五名中国僧人来到今天的阿拉斯加、北美西海岸和墨西哥，因而最早将佛教传播到美洲。该观点导致两百多年来中外诸多学者分成正反两方一直争辩。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法显最早将佛教传播到美洲。通过对相关史料的考证和辨析，我们发现这两种观点都站不住脚。
得益于欧洲佛教研究的成果，美国早期知识分子中，爱默生、梭罗和惠特曼都程度不同地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但是，他们并非专门的佛教研究者，不懂亚洲语言，导致他们对佛教存在程度不同的误读。
最早将佛教传入美国的是华工。1848年，加州发现金矿，淘金热迅速出现，来自中国珠江三角洲的华工纷纷来到美国，他们组建会馆，建立寺庙，举行宗教活动。华工的宗教信仰体现出明显的三教合一的特点。由于美国排华政策的影响，大量华工回国，加上其佛教信仰没有国内佛教团体的支持等原因，汉传佛教在美国的发展长期停滞，甚至一度萎缩。1965年，美国国会颁布《外来移民与国籍法修正案》，从19世纪末以来针对亚洲移民的种种歧视性政策从法律上被废除。相应的，汉传佛教在美国的传播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尽管生存环境险恶，但是汉传佛教在美国的传播一直没有停止。僧侣、居士克服重重困难，通过不懈的努力，积极在美国弘扬佛法，他们成立组织，修建寺院，举办活动，扩大影响。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宣化法师建立了金山寺、金轮寺、万佛城等道场；法鼓山建立了东初禅寺、象冈道场等寺庙。80、90年代，佛光山在美国各州成立了20多个协会，道场也达到20多个，为汉传佛教的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到20世纪末，慈济功德会在美国的分支机构也超过17个。
19世纪60年代末，日本劳工来到美国，日本国内佛教各宗派的本山逐步派僧人为日裔移民服务，他们成立团体，兴建寺庙，创立学校，举行各种佛事活动，净土真宗、净土宗和日莲宗等遂传入美国。1893年，世界宗教大会在芝加哥召开，日本派出的僧人代表最多，涉及禅宗、净土真宗、日莲宗、天台宗、真言宗等宗派。会议结束后，临济宗在美国的传播保持了强劲的势头。铃木大拙用英语写了很多书介绍禅宗，释宗演、千崎如幻、释宗活、曹溪庵等人积极弘传临济禅法；其他各宗派也有所发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佛教在美国遭遇较大的挫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佛教在美国的传播再次兴盛，尤其以禅宗和净土真宗最明显。铃木大拙来到美国多所大学任教，传播临济禅法。千崎如幻、岛野荣道、中川宋渊、佐佐木承周、安谷白云、前角博雄、铃木俊隆、片桐大忍、松冈操雄等日本禅师纷纷建立道场，弘扬禅宗。
1959年，一些藏上层人士逃亡印度。随后，他们部分人来到美国，使藏传佛教在美国进入快速传播的轨道。喇嘛纷纷建立道场，成立组织，弘扬佛法。宁玛派的塔尚活佛、萨迦派的萨迦崔津法王、噶举派的丘扬创巴及第十六世噶玛巴、格鲁派的旺加格西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
上座部佛教在美国的迅速传播与60、70年代印度支那战争、越南入侵柬埔寨、越南战争导致的社会动荡关系密切。大批东南亚难民乘船逃离故土，前往美国，这使上座部佛教在美国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可以说，从佛教传入美国之初，佛教的美国化就已经开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进程的速度逐渐加快，体现得也越来越明显。信仰佛教的美国本土白人逐步增加，他们在佛教美国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也日益凸显。艾特肯、卡普勒等禅师在禅宗美国化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20世纪50年代的“垮掉的一代”以及60年代的嬉皮士运动都从佛教尤其是禅宗中吸取精神资源。戈德斯坦、科恩菲尔德、萨尔兹伯格在美国弘扬上座部佛教内观禅法约40年，他们将内观修行与普通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心理治疗等相结合，为美国民众提供精神指导。
在北美洲的加拿大，南美洲的巴西、阿根廷，大洋洲的澳大利亚，非洲的南非等国，佛教的发展同样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历史时期。到20世纪下半叶，佛教在这些国家的发展同样呈现加速度的态势。
到目前为止，佛教已经传播到亚洲和南极洲之外五大洲的近80个国家。不过，佛教在各大洲以及各个国家的发展状况很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时间的悬殊，在有些欧洲国家，佛教的历史已经超过两百年，而在一些非洲小国，佛教刚刚出现。其次是发展不平衡。有些国家的佛教经过多年发展，信徒众多，组织多样，寺庙辉煌，佛教的社会影响已经比较大；而在有些国家，佛教尚处于萌芽状态。
亚洲之外佛教的信徒可以分为两类人：一类是“族群型佛教徒”（Ethnic Buddhists）。这类佛教徒中，亚洲移民及其后裔占了绝大部分。另一类是“改宗型佛教徒”（Converted Buddhists）。这类佛教徒中西方白人是主体。相应的，上述两类信徒所信仰的佛教也被划分为两类：“族群型佛教”（Ethnic Buddhism）和“改宗型佛教”（Converted Buddhism）。
“族群”是一个社会学词语，一般指由共同语言、宗教、信仰、习俗、世系、种族、历史和地域等一种或数种因素构成的文化复合体。在族群型佛教徒这一概念中，宗教显然是最重要的因素。族群型佛教徒来自亚洲不同国家，他们在语言、习俗、历史、地域等方面存在差异，但是佛教信仰成为他们的共性。对亚洲移民及其后裔而言，佛教是他们固有的文化传统和信仰。他们往往出生、成长在佛教历史漫长、佛教文化传统深厚的国度，深受家庭中祖辈、父辈佛教信仰的熏陶。他们熟悉、了解佛教，对佛教的认同感强。这类佛教徒在西方国家成立团体，建立道场，举行佛教活动，重视经典、仪式和佛教节庆，加强亚裔群体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努力保持、维护自身的传统文化，以便在文化环境迥异的西方国家中生存和发展。
改宗型佛教徒是指原本信仰其他宗教而后来改信佛教的人。这类佛教徒中，西方白人是主体，但显然也包括其他类型的人。例如，出生在亚洲基督宗教文化环境中（例如菲律宾等国）的人来到西方国家后改信了佛教。这样的亚洲移民显然就属于改宗型佛教徒，而不是族群型佛教徒。对以基督宗教为文化传统的人来说，佛教显然属于异质文化的内容。他们对佛教的认同感显然无法与族群型佛教徒相比，他们往往对佛教采取一种拿来主义的态度，选择其中自己喜欢、契合心灵的内容为我所用。在戒、定、慧三学中，改宗型佛教徒往往对戒学没有兴趣，而对定学寄予高度关注，结果，各种修习禅定的方法在西方广受欢迎，甚至与心理治疗、精神分析等相结合。
上述划分与佛教在亚洲之外国家传播的历史进程以及当今亚洲之外佛教的发展现状是契合的，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价值。这两类信徒对佛教接受与理解的程度，对佛教诸多内容的取舍，信仰佛教的动机、目的、方式等方面存在的显著差异较早就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研究。
不过，有些西方学术成果将族群型佛教称为“移民佛教”（Immigrant Buddhism），将改宗型佛教称为“白人佛教”（White Buddhism）。这两种称谓显然不严谨。“移民”与“白人”属于不同概念范畴的用词。移民是相对于本土居民而言的，亚洲之外佛教徒的主体至今仍是亚洲移民及其后裔，这没有疑问，但出生在西方国家的亚裔并非移民，而是地地道道的本土居民，将亚裔的佛教信仰笼统称为“移民佛教”不精确。亚洲移民后代的佛教信仰当然更不属于白人佛教。“白人”属于人种概念，与之相对应的概念是“有色人种”。与“白人佛教”相对应的概念应该是“有色人种佛教”，但学术界显然没有人使用这种称谓。
还有西方学者将亚洲之外佛教徒及其佛教分成更多类型，所用的概念涉及人种、国籍、国别、信仰等诸多层面。由于没有严格指明分类的标准，分类时往往标准多样，结果使类型之间的逻辑关系混乱，出现诸如有些信徒不能归入任何一类，有些信徒却又能归入两类或者某一类能够包含另一类等现象。
在西方国家，族群型佛教徒出现的时间显然比改宗型佛教徒早。迄今为止，前者也依然是亚洲之外佛教徒的主体。但自从改宗型佛教徒出现后，两类佛教徒就一直双向互动。诸多亚洲佛教徒来到西方国家，其中有些人建立道场，积极主动地向西方人传播佛法，招收弟子，承继衣钵。有些西方人也前往亚洲各国，入驻寺院，拜师学艺。他们回国后再招收弟子，努力使佛教在西方国家生根、发芽，甚至开花、结果。
虽然佛教在亚洲之外国家和地区传播、产生影响并引起关注的时间并不太长，但在以基督宗教为中心的西方文化氛围中，亚洲之外佛教已经出现了与在诞生地有别的新面貌和新特点，同样也面临着不同以往的新任务。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亚洲之外佛教的本土化任务比佛教在亚洲国家的本土化任务更加繁重和艰巨。尽管东亚、东南亚各国存在诸多差异，但是人们在思维方式、文化心理等方面有共同性，这些国家的文化同属东方文化的范畴；而佛教传播到亚洲之外的地区，面临的是与东方文化完全不同的西方文化体系。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对佛教在亚洲之外国家的传播和发展提出的挑战是佛教自诞生以来从未面临的，这也决定了亚洲之外佛教的本土化进程绝不可能是一条坦途。
一些在西方各国弘扬佛教的亚洲僧人以及本土人士自觉意识到了佛教在西方面临的本土化问题，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但无论如何，这些经验和教训都能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启迪。在笔者看来，亚洲之外佛教的本土化任务最终还是要由有基督宗教文化背景的西方人来完成。
其次，亚洲之外佛教的世俗色彩更加强烈。尽管居士在亚洲某些国家的一定历史阶段中对佛教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甚至超过僧团（例如中国清末居士佛教的兴盛），但总的来说，在亚洲佛教发展进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僧侣。而在亚洲之外佛教中，对佛教发展起主要作用的却是世俗信徒。亚洲之外佛教徒中很少有人完全出家为僧，大部分人甚至都没有受菩萨戒，西方人尤其如此。他们不止一次尝试依照亚洲佛教的标准来建立僧团，严格遵循戒律而生活，但结果均很快以失败而告终。这说明佛教在亚洲之外国家的发展不可能照搬照抄亚洲佛教的模式，因为文化环境已经迥异，时代条件也已大相径庭。这决定了亚洲之外佛教必然要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
最后，亚洲之外佛教面临团结、协同的历史使命。这显然是亚洲各国佛教从未遇到的任务和挑战。尽管佛教在亚洲不同国家的传播过程中受当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影响而深刻打上了所在国文化的烙印，但是，无论怎样，在同一个亚洲国家里，在某个区域内，即使佛教类型、宗派和传播语言众多，但总是有主有次。例如，上座部佛教主要流行于除越南以外的东南亚各国；大乘佛教盛行于中国、朝鲜、日本和越南。但佛教传播到亚洲之外各国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不要说在一个国家里佛教的类型和宗派众多，即使同一座重要城市甚至同一条街道上，也可能出现多种佛教宗派，出现来自不同亚洲国家的移民建立的道场。可能在同一座寺庙中，不同宗派的不同修行方法都允许存在，既有上座部佛教的内观，又有藏传佛教的道次第，甚至还有禅宗的公案，这种情形是亚洲佛教很少出现的，这显然对亚洲之外佛教的各国组织在协同、整合、团结方面提出了新课题和新任务。欧洲的佛教组织比较早就认识到该问题的重要性，并在这方面进行了尝试和努力，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效。
本卷对亚洲之外佛教的历史进行了总体性的勾勒，涉及教义、宗派、代表人物、团体组织、重要寺院、主要事件等诸多方面，对亚洲之外佛教的本土化、佛教在不同大洲传播方式的差异、时代条件和历史环境对亚洲之外佛教传播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亚洲之外佛教涉及的国家众多，内容庞杂，对有些问题的探讨有待进一步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