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时代 都邑独大

城市是一个时代一个社会浓缩的精华，是当时文明高度集中的体现。如果说公元前第三千纪（公元前3000—前2000年）是东亚大两河流域各区域比翼并肩的城市化初起阶段，那么进入公元前第二千纪（公元前2000—前1000年），这一均势即被打破，地处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异军突起。随着青铜时代的到来，中原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呈现加速度，王朝都城及以其为中心的区域形成了最早的“中国”。其文明因素向四外的强势辐射，奠定了后世“中国”的基础。

对于这一中国历史巨变的节点，其细节尚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到了公元前1800年前后，曾经光灿一时的各区域文化先后走向衰落，已跻身初期城市行列或向城市迈进的诸多城址和大型中心聚落纷纷退出历史舞台。代之而起的是，二里头文化（约公元前1800—前1500年）在极短的时间内吸收了各地的文明因素，以中原文化为依托最终崛起。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头都邑的出现，表明当时的社会由若干相互竞争的政治实体并存的局面，进入到广域王权国家阶段。黄河和长江流域这一东亚文明的腹心地区开始由“多元化”的邦国文明走向“一体化”的王朝文明。

地处中原腹地洛阳盆地的二里头遗址，其现存面积约3平方公里。这里发现了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最早的宫城，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最早的封闭式官营手工业作坊区，最早的青铜礼乐器群、兵器群及青铜器铸造作坊、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等等。这样的规模和内涵在当时的东亚大陆都是独一无二的，这里是中国乃至东亚地区迄今可确认的最早的具有明确城市规划的大型都邑。

此后，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政治理念下，商周青铜文明不断兴盛，伴随而来的是都邑的庞大化与高度复杂化。商代前期都城郑州商城的总面积一跃而至25平方公里左右，其中被巨大的城垣和壕沟包围起来的外城面积达10余平方公里，手工业作坊、青铜器窖藏、居民点与墓地散布其间。3平方公里的内城中则集中分布着大量夯土建筑基址和可能属宫城城墙的遗迹。到了商代后期，安阳殷墟遗址群的面积更达到了36平方公里之巨。跨都邑蜿蜒东行的洹河南岸，一处处聚族而居的“族邑”簇拥着宫室宗庙区，洹河北岸则分布着巨大的王陵区。

西周王朝采用“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左传》）的策略，通过分封建立起了大量臣属于周王朝的诸侯国。这种建立在血缘政治上的大分封，导致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城市建设高潮的到来。注重亲疏远近的宗法制度，又造就了更严格的诸国及其属邑在都邑营建上的等级差别。这样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企图恢复周礼的孔子，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堕三都”，拆除贵族小城逾制僭越的部分。遗憾的是，我们对这次城市建设高潮的了解，更多地还仅限于文献记载，而缺少考古学的印证。

最早出现“中国”一词的西周初年青铜重器“何尊”的铭文，讲到周武王在灭商之后就有营建东都的重大决策，意欲建都于“中国”即天下的中心，由这里统治人民。从陕西长安丰镐遗址、岐山一带的周原、河南洛阳洛邑遗址以及各地的诸侯国都城看，西周王朝的都邑建设持续发展，礼乐文明达于极盛。

上述都邑最核心的内涵，是显现王权的宫殿宗庙遗存和都邑的总体规划性，这决定了这些都邑都属于政治性城市。它们有的有城墙，有的则没有城墙环绕，其内的布局还比较松散，显现出一定的原始性。

中原王朝都邑的外围，还分布着众多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方国城邑。这些方国城邑的规模和内涵均等而下之，如商代的山西垣曲古城、夏县东下冯、湖北黄陂盘龙城和西周时代的北京房山琉璃河燕国都城等。当时的城邑建置和筑城规模都是根据宗法等级秩序来确定的，这决定了当时的城市具有较单纯的政治、军事中心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