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作为学术经典的存在

对闻一多学术研究个性与价值判断，从闻一多去世后，《闻一多全集》编辑出版时就展开了。郭沫若为《全集》撰写的“郭序”认为闻一多在“秦以前和唐代的诗与诗人”的研究方面，“实实在在下了惊人的很大的工夫”，有“眼光的犀利，考索的赅博，立说的新颖”^[6]等特点；而研究中国上古文化，用上了当时属于有理论新意的民俗学研究、人类学研究、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方法。《闻一多全集》中的“朱序”，为朱自清所撰，他用严谨的史家论笔以及一贯的真挚同情，把闻一多从诗人走到一个“于故纸堆中寻生活”的学者的路理得格外分明，或者其中也蕴含着朱自清个人的切身体会：“他觉得作诗究竟‘窄狭’，于是乎转向历史，中国文学史。”^[7]由文学创作转向学术研究，必然要接受相当时间的学术训练，遵从相关要求和规范。因此，他所进行的第一步“还得走正统的道路，就是语史学和历史学的道路，也就是还得从训诂和史料的考据下手”^[8]。到80年代前后，傅璇琮先生对闻一多用力甚勤、细密谨严的文字考订、字义训释以及作家年谱会笺等，给予充分肯定：“过去一些研究者强调闻先生继承清代朴学家训诂学的传统，这是对的，但仅仅讲这一点是不够的，应当说闻先生是多方面地承受了前代学者的优良学风。”^[9]接着以闻一多《唐诗杂论》为例，认为研究突破了宋代以来杜甫年谱的局限，“把眼光注射于当时的多种文化形态，这种提挈全局、突出文化背景的做法，是我国年谱学的一种创新，也为历史人物研究做出了新的开拓”^[10]。借闻一多，正好可以发现现代学术转型中“传统与现代”的紧密关系。

今天看起来傅璇琮先生的评价有不少溢美之词，但在20世纪80年代学界开拓、激进的学风中，傅先生要肯定闻一多《唐诗杂论》作为学术经典的地位，是“发现”其中展露的现代学术个性。比如现代史家意识。他认为，在治学方面，闻一多的特点是：“他从不孤立地论一个个作家，更不是死守住一二篇作品”，“他是站在一个新的高度，以历史的眼光、观察和分析唐诗的发展变化，冲破了传统学术方法的某种狭隘性和封闭性”。^[11]这是对闻一多文学史家研究视野的肯定，闻一多在这方面也颇有史家自信，20世纪40年代，他认为自己就是一位“文学史家”，他几乎在每一学术文章里，都隐含着文学史的脉络与总体把握的史识与史见。《类书与诗》，开篇便向上扫掠，将文学风格的延续性呈现出来：“我们要谈的这五十年，说是唐的头，倒不如说是六朝的尾。”由此引导出六朝“特殊的文学观念”在唐代文学中的体现。脉络式纵向提领文学发展的史家眼光，在《宫体诗的自赎》中，是一步一步为宫体廷诗制作年谱，将一点点与文学相关的偶然因素切入，终于看到宫体诗的“堕落毕竟到了尽头，转机也来了”，讽刺来了，旁观的自我来了，矛盾来了，宇宙意识出现，最终一首《春江花月夜》“替宫体诗赎清了百年的罪”。这种诗体变迁的研究，如果没有现代宏观的视野、文学的哲学高度以及精准的解读本领，是难以展示史家的史识与高屋建瓴的眼光的。

再如，现代史料学与研究方法。现代论学之文非常重视史料考察与细微的比较与阐发，如何将二者结合起来，往往见初学者学术训练的扎实规范与否。20年代到40年代，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文学史”，是一个非常诱人的、发展空间很大的领域。闻一多西南联大时期的诸多论文，采用的便是文学史写法，从头说起，抓住关键字来拉一条简明的线索，处理繁复而多枝节的文学历史。因此，即使是一篇并不长的《歌与诗》，闻一多也从原始人的声音论及音乐的萌芽，论到“诗与志”二者的关系，再从诗即史的不可分离，论述诗与歌的合流，这一论述线索，几乎是凭着一两字的训诂，拉清了一条《三百篇》以前诗歌发展的大势。理顺线索，重点突出，是文学史家常用手法。好处是简明扼要，不枝不蔓；局限是囿于题旨较大，多半只能顾全大局，很难兼及细节。

闻一多最令人感佩的是他身上有着“新月派”诗歌理论建设者与创作者身份，这一点与他的诗歌研究达成高度契合，使得闻一多在表现个人文学兴趣与学术激情时，呈现出独特的“诗心”，也较他人更有发表个人“独断的意见”的自信。在《杜甫》一文中，闻一多明确表示不想遵循“近来某某考证，某某研究，分析的工作作的不少了”的学术套话，他自称“自己在这里偶尔虽有些零星的补充，但是，我承认，也不是什么大发现”，似乎表示尚不具备写专篇论文的条件；然而他以退为进，说明主观上具有对“数千年来的祖宗”怀着追念、崇拜、仰慕之心，怀着“思其高曾，愿睹其景”之情，这是将学术情怀与诗人气质的体现。而最早提出闻一多述学文章具有“文学”情怀的，还是朱自清。他认为，闻一多的唐诗研究，以及《诗经》《楚辞》等，都是从诗到诗，学术研究本身就可以充分发挥闻一多现代新诗人的本色：“他本是个诗人，从诗到诗是很近便的路。”^[12]钱锺书在记录“陈衍石遗说”的《石语》中有曰：“论诗必须诗人，知此中甘苦者，方能不中不远”，虽然谈的是旧体诗，其意相同。

傅璇琮《〈唐诗杂论〉导读》非常尊重朱自清“他是一个斗士。但是他又是一个诗人和学者。这三重人格集合在他身上，因时期的不同而或隐或现”这一结论，但他消除了“斗士”一词所带有的政治色彩，而认为这是闻一多的生命人格在唐诗研究中的体现，“贯穿着一种渴望新事物能穿透惰性的旧事物。而生机勃发地诞生的心态，这也正是朱自清先生所说的诗人、学者身上的斗士气质的反映，无疑，这是与当时新旧交替之际的社会环境有关的”^[13]。傅璇琮将闻一多的学术情怀与五四以后反传统的文化思潮联系起来，突出他激烈的文化叛逆者与忧思者的激情：“这生气，这渴望使他能直探本源，抓住要害，并联系广阔的社会环境，对传统的弊病和现实的症结作犀利的批判，那种眼光与手力，到现在还能给我们以启示。”这一点，正如人们后来阅读陈寅恪晚年尽其心血撰写的《柳如是别传》的感受一样，能在陈氏繁复的史学论证中，看出“写史偏多言外意”的对现实对历史的深重忧思。

当然以“诗人”的“诗心”这一解诗者的天然便利，仍然无法完全解释闻一多这一学术经典的全部“个性”。因此，傅璇琮先生在《导读》文章的末尾谈到“闻先生学术文章的艺术美”：“《唐诗杂论》的这几篇文章，对学术论著如何做到既富有理致，又能给人以艺术享受，很能给人以思考。当然，要做到这一点，须要具备许多条件，要有生活阅历，要像闻先生那样对传统文化广博的学识，还要有很高的艺术素养与诗人气质，能够品味出艺术美的细致精妙之处。”结论是“把学术文章当作美文来写，这方面，闻先生也给后来者树立了一个不太容易达到的标准。……其实这是很值得写一篇专文来谈的。”^[14]“不太容易达到的标准”“很值得写一篇专文”，强调闻一多式论学之文的个人性，但不认为这是人人可以习得，或值得推广的论学文体。这真是与钱穆先生遥相呼应的文体之思，面对独特的闻一多，在“学问如何表述”的问题上，傅先生显然不乏探索之兴趣。